2014年10月27日中午，应金九论坛、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原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的共同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Oksenberg-Rohle杰出研究员研究员（distinguished fellow）Thomas Fingar博士来访我院，并与我院师生进行题为“美国战略家看中国与南亚和中亚关系”的座谈。于铁军、韩华、钱雪梅、王栋、节大磊、吴湘宁等我院老师，以及十余名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参与座谈。
Fingar博士是美国当今著名的战略家、学者，并曾长期在美国国务院任职，历任助理国务卿、国家情报分析首席总监、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在座谈中，他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自己在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主持的“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并希望参会师生对项目提出意见与建议。Fingar博士表示，该项目主要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地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其根本前提设想是：所有的双边、多变关系都应被视为类似数学意义上的各种矢量的集合，受到其中各个参与方的利益考量、国家目标、动作与反应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与以往的研究项目不同，“中国与世界”项目同时整合了中国问题专家和其他区域问题专家的多方视角，力求呈现中国与世界各区域之间互动的全面图景。在这一前提之下，Fingar博士认为，中国在1978年后与各地区关系的发展，遵循了特定的次序。中国首先选择发展关系的对象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之后则是东南亚、俄罗斯、南亚、中亚、非洲、拉美等区域。而该项目的基本假设，便是认为这一关系发展的次序反映了中国在开放后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优先需求。这些需求可以被归纳为安全与发展两种因素，中国从未忽视安全因素的重要性，即便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通常将发展列为优先要务，但它始终认为，如果安全需求无法满足，就不可能取得发展。而要判定中国与某地区之间需求的属性，就需要重视地理因素，因为地理因素包含了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关系，而且衡量安全威胁的重要标准。Fingar博士表示，该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基于上述前提和假设，进行历史实证研究，发现和理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交往的模式。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对中国与北美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互动的研究，现正进行第二阶段的研究，着眼于中国与南亚以及中亚地区的关系发展。
随后，Fingar博士简要回顾了中国与南亚及中亚地区关系的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其研究发现。他指出，中国与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发展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就南亚地区而言，在1978-1990年，由于印度和苏联之间的结盟关系，以及印度经济的相对封闭，影响中国与南亚地区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安全考量，中国对该地区采取防御态度，参与极其有限。而在1991-2001年，随着印苏同盟的解体以及印度及区域内小国的经济转向开放，尽管印度倾向于将中国视为威胁，但在中国看来印度已不构成安全威胁，发展因素对该时期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的影响愈加明显。2001年以后，美国介入阿富汗及周边地区，中国在处理与南亚国家关系时不得不考虑美国的存在。巴基斯坦对于中国而言更为重要，而印度和地区小国至少在经济层面上都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中国在南亚地区所从事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使南亚各国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中亚地区而言，在1978-1990年，中亚各国是苏联的一部分，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和中亚各国出于各自的安全考量进行边界谈判，经济发展需求对该时期双方关系的影响并不明显。2001年后，安全与经济需求同时上升，中国与中亚着手应对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威胁，而它们保持边疆地区稳定的途径，则是加强边境贸易和促进边疆地区的发展和繁荣。此外，中国对于中亚能源的需求也开始增大。在上述历史分析的基础上，Fingar博士做了五点总结：（1）苏联解体是改变中国与南亚和中亚关系中政治格局和经济契机的关键因素；（2）印度经济由相对封闭转向开放，加强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3）地区小国开始采取与巴基斯坦相近的立场，将中国视为平衡和减少对印度的依赖的对象；（4）中国自身的发展拓展了地区市场，其在地区的投资建设也使得地区各国联系得更为紧密；（5）开放始终是地区主题。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各位师生提出了中亚地区内部各国的多样性、安全与发展两大影响因素的选择、上合组织的性质以及印度的发展前景等问题，从多个角度向“中国与世界”项目提出建议和意见。Fingar博士逐一进行了深入回应。此次活动是我院与斯坦福大学的一次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双方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并为未来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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