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全球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了重大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和动向，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因而面临新的内外政治形势特点，客观上要求国内学界不断强化相关研究。在此背景下，本刊邀请俞正樑、秦亚青、郝叶力等九位国内知名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他们认为，该议题的核心意涵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对中国全球治理观进行全面的创新性研究等重大问题，但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偏重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西方国家利益，其思维模式和实践路径均无法适应新出现的大变局。鉴于此，国内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必须打开新视角，必须体现出东方智慧：一方面在“变”“改”“建”过程中努力处理好“四大关系”，即新与旧、中与西、宏观与具体以及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为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提供智力支撑；另一方面还应当尽可能从学术的角度来表述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借用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对政策概念进行话语转换，以获取更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和支持。
关键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方向与路径研究；机遇与挑战；东方智慧；
分类号：D815
2021年3月7日，俞正樑、秦亚青、郝叶力、苏长和、郭树勇、陈志瑞、 刘贞晔、徐进和阙天舒等九位国内著名学者围绕“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学术研讨。大家直面后疫情形 势下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深刻阐述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点与难点，同时还就“中国学派”关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方向与路径提出了建设性建议。现整理摘编如下：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发展背景下全球治理的新机遇新挑战
俞正樑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的核心意涵涉及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对中国全球治理观进行全面的创新性研究等问题。这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必然承担的大国责任和担当，适应了新时代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需求。这一研究要解决一系列重点与难点问题，要进行系统性集成和创新，要从哲学、理论、观念、战略、制度、规则、倡议、行动、策略到挑战、障碍和突出问题进行剖析和建构，使之汇成一个有机整体。目前，全球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了重大发展，国际格局也有了重大变化，全球治理因而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去美国中心化”趋势、欧洲战略自主趋势、新兴经济体崛起趋势、跨区域化及区域化和次区域化趋势、创立全球新合作机制需求趋势等，积极参与其中，努力使其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不仅迅速控制了疫情，而且还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经济生活，并在2020年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了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展示了自己的意愿、实力和能力，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因而有了极大提升。与此相对，特朗普政府不仅搞砸了美国国内的疫情防治，而且还在疫情关键时刻宣布退出了世卫组织，推行疫苗民族主义，拒绝参加“世界疫苗实施计划”，导致美国的软实力受到重创。现在，新上台的拜登政府已经逐步让美国重返全球治理体系，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两条路线新的较量正在展开。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对新的形势进行重新评估，必须聚焦中美两国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进行的重大战略调整、采取的重大行动及其所产生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中美关系正在经历着根本性变化，两国在各自对外战略上的调整将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和引领作用。
就中国而言，我们现在已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仅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而且还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更支持发展中国家扩大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具体而言，中国自身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并且已经在全球治理两大问题领域里实现了路径突破：一是中国倡导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并成为行动的典范；二是中国创建了减贫治理的全政府全社会参与模式和帮扶格局，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国际社会解决这一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路径，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此外，中国还全面制定并实施了气候变化方案，承诺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
就美国而言，虽然拜登政府上台初期把工作重心放在国内治理，但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回归而不是继续抽离这个世界，准备再度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借此捍卫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制定的治理制度与规则。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准备在新冠防治与气候变化两个重点领域采取重大行动。这要求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意图，因为美国会通过按议题和领域建立分门别类的联盟这种方式来压制中国。对此，我们要设计相应的战略和对策，及时应对美国挑战。同时，我们也需要把握好与美国开展合作的机会，因为拜登政府有三项外交优先事项——全球疫情、全球气候和全球化问题——都离不开中国的配合和支持。只有准确地把握住了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我们就一定能够抓住两国合作的时机。
二、时代背景变化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发展研究的难点和建议
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原院长、教授
世界百年大变局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出现许多新的因素，可能对全球治理的方式、路径甚至理念产生极大影响，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此背景下，我们一定要对现在形势下的全球治理问题有一个极为清晰的理解，然后才能在符合中国现有需要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治理最大的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Guterres）也断定新冠肺炎疫情是联合国建立以来面临的最重大挑战。这清楚地说明，当今世界最严重的疫情威胁已经具有了最充分的跨国性质，这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现实既构成了威胁也提供了机会。
笔者认为，时代背景变化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发展研究具有几个难点。第一，全球治理总是与全球治理大格局与世界秩序密切相关，因此研究需要首先充分理解大格局怎么变、往哪里变。也就是说，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的格局形态往往是扑朔迷离的，重回霸权、走向两极还是真正进入一个多元多极的时代，这是我们思考全球治理时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缜密分析和研判的难点。第二，世界格局的转型和世界秩序的演变都会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当前全球治理的最重要的机遇和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全球化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会受阻中断还是继续前行，如果继续前行将以什么方式、原则并朝何方向演变下去？第三，研究需要厘清全球治理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会不会出现“半球化”，即排他性的全球治理？层级治理和领域治理是否会成为治理的新形态？冷战之后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在哪些方面可以持续，哪些方面需要改革，哪些方面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四，怎样在新的形势下实施有效治理也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比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需要考量怎样实现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如何把权威性与合法性结合起来？当前的新冠疫情这一最需要国际社会合作的全球公共安全危难反映了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双缺失这一极为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人类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第五，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尤其是在中美持续竞争甚至对抗的条件下，怎样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建设和开拓新的合作平台？
基于世界形势变化和以上研究难点，本文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提出四方面的研究建议。第一，我们一定要考虑重建全球治理共识的可能性，尤其是主要国际行为体间的共识，通过多边主义共识与全球治理研究议程的共识达成大国合作与信任。比如，中美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有效全球治理客观上需要两国进行合作。第二，我们在看到治理背后的理念价值有不同的理念和原则时，中国的思想和智慧需要得到充分的考虑和反映。鉴于当今世界是多元文明文化思想共生的时空场域，我们一定要考虑怎样通过文明交融和文化互鉴，求同存异，找到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全球治理提供我们的智识资源。第三，我们一定要研究如何把全球治理思想理念、方法原则、前进路径与联合国目前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和行动结合起来。比如，我们可以为联合国正在进行的“我们共同的议程”项目提供政策建议。第四，我们一定要把地区治理、领域治理统合到全球治理的框架之中。比如，鉴于网络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一定要努力把领域治理的微观盘子与全球治理的宏观盘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全球治理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让全球治理的内容更加充实和饱满，进而实现最有效的全球治理。
三、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要抓住新变量、打开新视角、构建治理新格局
郝叶力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少将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研究要真正抓住痛点、难点和亮点，应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抓住新变量；二是打开新视角；三是构建治理新格局。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避免掉进三个“陷阱”之中：一是中西对立的“陷阱”；二是自说自话的“陷阱”；三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陷阱”。
第一，抓住新变量，避免中西对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一定是在一个大的时空坐标中体现，因此，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变量问题。在变量问题上，我们要抓住两条线：一是时代的变迁这条线，即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时代、数字革命的科技背景；二是空间的变化这条线，其关键是百年变局当中的大国崛起、力量对比变化。当前，中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其中一个正在快速崛起，而另一个正在处于相对衰落状态。这两大变量是引发当今世界各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抓住这一点就等于我们在做好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分析中抓住了最主要的变量。特朗普任美国总统四年的结果是把中美关系推到了谷底；拜登上台后，美国不仅要重返世界舞台，而且还要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担当领导角色。显然，美国政府的换届对我们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要抓住这些新的变量，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新常态，尽最大努力避免中美对立尤其是中西对立。
第二，打开新视角，避免自说自话。全球治理研究要避免掉入“中西对立、半球之治”的“陷阱”之中，而解决自说自话问题是必须抓住的根本点。如果不突破自说自话的束缚，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陷入“非黑即白、有你沒我”这种难调和的僵局之中，因为一味地强调中国观点、中国方案，势必导致难与世界进行有效沟通对话的结局。笔者认为，要改变叙事模式与话语体系的中西对立局面，打开新视角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只是习惯于过去的从中国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中国、从世界看世界，推动研究更加客观辩证，减少主观色彩。面对全球治理的新挑战新问题，我们要站在数字时代这个更高更新的维度上思考如何与世界开展有效对话，而不是鸡同鸭讲，自说自话。总之，新视角不仅决定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而且还决定了我们如何看问题的新方法，它要求我们必须构建一个多元、分层、旋转、整体的多维度思维框架，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这意味着我们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研究不能另起炉灶，而是要在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基础上寻找出最大公约数。
第三，构建治理新格局，避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我们开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研究，必须首先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变成人类共识。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课题研究中注意破解中西文化二元对立问题、理论与实际脱节问题，以及多边与多方互补治理问题，因为只有在不同的文化、制度的现实矛盾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共商共治共享的共处之道。
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要抓住“变”“改”“建”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要抓住“变”“改”“建”三个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全球治理格局的转变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挑战都是在围绕着“变”，因此，我们一定要通过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来认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次，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技术参与、机制改革、价值引领、绩效评估研究都是在围绕着“改”和“建”，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其中才能有效维护我们不断增大的国家利益。
当今世界大变局中的鲜明现象概括起来就是新冷战趋势与新世界，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要在后一个框架下进行。通过抽象逻辑语言，国际秩序可以概括为对立冲突和对立统一。新冷战趋势或者过去国际政治秩序治理模式主要表现为对立冲突秩序或治理体系。显然，对立统一是将来国际政治秩序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向和秩序所在。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框架：一是价值体系；二是制度体系。其中，制度体系中对治理赤字影响最大、消极意义最大的就是国内对抗式制度体系。因此，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要特别研究涉外法律体系，尤其是要高度重视在全球改制的过程中如何将国内社会法制体制与国际全球治理体制相衔接这一问题。另外，笔者还建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一定要关注跨国公司对国际组织的影响。过去40年，很多国际组织特别是经济类国际组织，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跨国公司的价值观影响。例如，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大的医药跨国公司的价值观对世卫组织的影响很大。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一定要有东方智慧，即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不是要推倒重来或者另起炉灶：一方面是整体上的立新不破旧；另一方面是局部上的破旧立新。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增量改进但不影响总体平衡的前提下，避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出现大的震荡，进而确保体系改革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实现。但是，咨政研究需要围绕具体议题治理展开，同时还要考虑全球治理体系的总体稳定问题，努力做到两者的平衡。
五、后疫情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四个政治环境特点
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进入2021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面临着新的内外政治形势特点，需要我们研究时加以把握。
一是后疫情时期党中央将更加坚定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决心更加自觉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又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注重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重要相合点，包括“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二是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将进一步落实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判断，这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的新路向新思维。这意味着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们必须一方面要高度注意和认真把握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给多边外交带来的政治成本和国际阻力，另一方面还要把国内循环相互促进放在优先地位，要把能够直接、有效有利于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全球经济治理议题放在议事日程的首位，因而要认真研究参与全球治理的一般要求、重点领域和突破节点。
三是“十四五”时期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变革和建设的关系将发生新的调整，中国将更加注重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倡导在建设中变革，以建设带动变革，比如，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很大程度上消除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现有贸易投资规则体系中存在歧视等特征；在RCEP的建设中将更加体现国际区域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和共治性，以新的区域治理体系建设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四是未来15年（2035年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美关系的大调整将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战略战术产生重要影响。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决心逐步重返全球治理体系，重点与中国争夺领导权，但因其霸权行为受到经济实力和国内政治等因素掣肘，又不得不在不少全球治理领域与中国重新开始合作。另一方面，美国的盟国体系仍处于分化组合之中：一是欧洲盟国战略自主意识相对增强；二是东亚盟国自主性明显加强；三是澳洲盟国恐华心理有所加重。但是，美国盟国在总体上都对中美关系持一种观望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多数中等强国都期待中美合作，并重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同时也希望联合国能够发挥更大的权威中心的作用。
总的看，过去几年的“美退、中进”态势将在未来转化为“美进、中进”态势。这样，我们就需要深入研究如下重大问题：在全球治理体系领导权重置和体系建设的总格局中，美国的“返群”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进”？中国的“进”与美国的“进”有多大的重叠性、互补性和错峰性？中国在保持“进”的总格调的同时如何实现“进中有退”和“退中有进”？以及中美两国如何在共“进”中实现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作出贡献？
六、准确把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中的若干关系
陈志瑞《外交评论》执行主编，外交学院教授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此时，我们对其进行宏观把握和深入研究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正当其时。笔者认为，在其主题与逻辑结构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
一是新与旧的关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经济形态、社会生活、热点问题，特别是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和对比格局，都在发生变化。但这个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旧交替过程，而是一个新旧交错、新中有旧、旧中出新的复杂过程。导致这种结果的关键因素在于全球化并没有终止，这就像黄河大拐弯一样，可能回转、分流，但不可能终止。在这样一种态势下，我们对全球治理可以有理想、有期待，但更要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顺势而为、推陈出新，寻求建构一个多元包容、对立统一的全球治理架构，并在此框架下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再全球化、新全球化进程。
二是中与西的关系。自近代国门大开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就一直是我们国人思考的一条主线，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要害问题还不时地困扰着我们。过去处理中西关系几乎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挑战的全部；如今时移世易，中国在应对外部世界挑战上已经拥有了很大的主动权。随着中国崛起、东升西降，国际格局大变，中西方不仅在实力对比上而且在观念创新和相互关系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以世界之大、之多元复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远不止是中西方关系问题，也不止于东西方关系，因为还有南北关系、南南关系，等等，因此，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研究必须包含上述关系。可以说，这与我们倡所导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是平行的、同构的。鉴于此，我们只有登高望远，才能更上一层楼，谨防中西之间简单的对抗性思维主导我们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研究。
三是宏观与具体的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既要有宏观把握，又要对不同层次、诸多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只有具体起来、深入下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趋势、发现问题，进而提出更加精准的看法和对策，并进行理论的升华和总结。比如：在不通过层面上，我们的研究可以包括中美俄等大国、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全球治理行为体及其相互关系；在不同领域里，我们的研究可以涵盖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全球卫生治理、全球气候治理、全球区域治理等重点案例及其相互关系。
四是学术与政策的关系。这个问题看似简单明了，道理不言而喻，但要处理得当并不容易。研究通常都是以结果为导向，但我们也要注意过程管理，要自觉区分不同阶段的目标、特性和方法。总体上，学术本身是理论思维，而国际关系研究属于经世致用之范畴，其命题立意必然会受到现实和政策的启发和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更加对象化、客观化一些：首先，着重把一个个问题都要搞清楚弄明白；其次，在搞清楚弄明白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提炼和总结；最后，在观照现实和政策的前提下，提出更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总之，吃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两个简单的道理并始终抱持这种姿态，对于我们搞好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极为重要。
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要注意克服几个难点
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主要存在四个难点。第一，我们如何在理论上把握全球治理内涵的演变。目前，中国国内的话语大有以全球治理代替国际政治、以全球治理秩序代替国际权力政治秩序的趋势，因而开始赋予全球治理以原有国际政治的重要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全球治理恰当的功能是一个难点。第二，当今全球治理舞台上的话语在涉及到治理方式问题时很多情况下都出现了“中国之治”和“西方之治”两套不同的表达方式。从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全球治理舞台由于世界政府的缺失，各个国际行为体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方案作为其全球治理理念的外化表达形式不尽相同，因此彼此间如何互鉴互商、在治理价值理念之间如何获得共识则成为一个难点。第三，从全球性危机的角度还是从人类面对的所有国际性议题来看待全球治理也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难点。我们在研究全球治理时不仅需要厘清全球治理究竟是国家间权力政治失灵之处的补充还是全球治理本身就是当今时代国际合作的全球舞台，而且还要搞清楚冷战后国际合作的基础在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哪些变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现实可能性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第四，中国的影响、角色和作用如何发挥，中国治理理念、治理价值、治理方式、治理方案包括中国为全球治理投入的资金、人才、公共产品在当今时代需要怎样具体设计并落实？二战后，美国通过建立一系列全球多边机构将其治理价值、理念和力量投放至全球各个角落，今天我们面对的依然是这套美国主导下的多边秩序。如果要在全球治理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我们不仅要理性面对既有的全球多边机制和秩序，而且还要考虑如何将自己的治理理念、方式和力量嵌入其中的问题。
基于上述难点，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来做好全球治理研究工作：一是鉴于目前全球治理研究的议题非常多、难点涉及的内容非常广，全球治理研究应当聚焦几个最重要的点上，并努力在重点议题上产生亮点和突破。二是我们要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不仅要看到应该改革的一面，同时还要看到如何投入力量和资源予以支持和维护的问题，因为很多重要的全球治理机制无论是在我们过去几十年发展进程中还是在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对此，我们应给予肯定。鉴于此，国际社会和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投入什么样的资源予以维护和建设，以免这些机制陷于退化和瘫痪，理应成为中国外交和学术研究中予以关注的重大课题。三是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必须始终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着重考虑如何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和“共同进步”这一关键问题，因为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单打独斗的做法根本行不通。
八、努力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学基础理论框架
徐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各国合力应对挑战、扩大共同利益，共护和平、共促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逐渐在多个全球性治理平台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国际卫生治理等多个治理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与智慧。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趣也日渐浓厚。与国际上对“全球治理”存在不同看法、不同版本一样，中国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应用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一方面，中国学者深切感受到了全球治理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从而加大了其参与国际事务并且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自觉性与力度，并能够与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地位和作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强调和关注的非领土政治、全球公民社会等主张有较多保留，特别是对突破联合国和多边主义框架、由全球公民社会倡导和推动的全球层面及跨国层面的活动和新机制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
笔者认为，研究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题，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全球治理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素问题，不仅要包括对制度层面、责任层面、价值原则层面和国际法层面的思考，而且还要包括对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与作用的定位，以及与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同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定位。基于这三方面的要素考虑，我们就会知道一些问题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时应该且必须回答的，诸如：中国如何切实推进全球问题的解决，如何应对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全球性共同挑战和威胁，如何促进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完善与改革，如何与不同行为体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如何处理国家主权与超主权性质的全球原则、规范和法律之关系？等等。对全球治理来说，中国的战略选择和角色定位与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密切相关，同时也关系到其他国家对中国未来全球角色的定位。因此，如何从学术的角度来表述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显然是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学术的角度表述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显然是一个深化全球治理学基础理论研究、搭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学基础理论框架的良机。比如，我们能不能模仿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提出全球治理学的假定和假设体系？笔者认为，全球治理学的前提假定至少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一是资源的稀缺性；二是参与者均为理性行为体；三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四是存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再者，我们能不能把党中央提出的全球治理观从一个高度政治化和政策化的话语转化成学术性和专业性的话语，能不能从学术的角度理解共商共建共享中的“商”“建”“享”这几个字？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全球公共产品、治理成本、治理均衡、集体行动的难题和制度非中性等学术概念对共商共建共享进行阐释？当然，研究人员也可以借用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对政策概念进行话语转换。可以说在这方面，学术探讨的空间非常巨大。
九、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的三大学术任务
阙天舒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首席专家
当前逆全球化潮流的抬头极大地冲击了全球治理格局，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无视全球治理责任，等等，严重恶化了全球治理矛盾和困境。其结果是，从国内发展到周边环境再到全球秩序，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渐成常态。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层叠交错，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不仅大大增加了各种风险，而且也导致当前全球治理体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全球治理最重要最急迫的问题，世界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所导致的不稳定性因而愈发凸显起来，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后疫情时代下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反思和推进。在此背景下，全面理解百年大变局的内涵与缘起，准确把握百年大变局过程中中国国内政治、区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动向与趋势，从而通过完善全球治理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路径、机制构建与价值导向，积极参与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与升级，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议题。
尽管国内外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并广泛分布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西方国家利益，其思维模式和实现路径因而也无法适应新出现的大变局。针对上述缺陷，笔者认为，展开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需要三个层面的研究作为支撑：一是基础理论与现实趋向相结合的需求探索研究；二是治理条件、动因与效果并重的问题分析研究；三是政治哲学原理与实践政策相兼顾的指向对策研究。也就是说，国内关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题研究需要在增加东方元素的前提下对以下三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一是国内关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题研究的丰富度需要扩充；二是国内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机制构建研究需要加强；三是国内关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评估与反思需要丰富。具体而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主要需要尝试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一变化又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了哪些挑战？第二，我们如何在新挑战和新机遇并存的窗口期，通过完善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路径、机制构建与价值导向，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与升级？第三，我们如何在全球治理再平衡、利益与规则重构之际，通过对治理能力、变革动能和参与责任的评估与反思，为全球治理的改革提供创新性的政策建议？
总之，在后疫情时代，不确定性将随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大国间竞争加剧、各国全球化政策的调整等因素的出现而与日俱增。可以肯定的是，不确定性将是后疫情时代下的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场景特征，而这一因素的长期存在无疑会增大我们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题研究上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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