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持续一年的俄乌冲突导致国际秩序逐渐被撕裂和瓦解，全球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国际秩序基础比以往要脆弱得多，国际形势趋向严峻。从长期来看，地缘政治风险担忧因素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权重会进一步增加，将冲击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格局，2023年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严峻考验。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国际环境将更为严峻，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以及统一事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和风险。而且，在美国的战略和举措的负面影响下，中国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印度、中东国家、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非洲国家、南太岛国等国的关系，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对此，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导下，努力奋进，去迎接和化解各种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并且善用各种机遇，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打造更加有利的内外环境。俄乌冲突发生在当下全球转型的复杂背景之下，而且全球转型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中国人能否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中国应该在全球转型过程和俄乌冲突中更主动、更有意识发挥自身的作用。
【关键词】俄乌冲突 俄美关系 俄欧关系 世界经济形势 欧洲安全
【引用信息】《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1期，28-63页。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和举措以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影响
杨洁勉*
俄乌冲突至今已满一年，国内外学术界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分析，笔者仅从三个视角探讨一些初步看法，以此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第一个看法，仅从交战双方的视角看，美国的战略可以概括为“助乌抗俄”，而且美国对这一战略的实施具有分阶段和逐步升级的特点。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从俄乌冲突爆发前夕到近期的事件脉络。
俄乌冲突爆发于2022年2月24日，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艰难、混乱和进行战略调整的时间点。在内政方面：拜登执政刚满一年，美国国内问题很多，包括严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撕裂、持续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多份美国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仅为40%左右，不支持率在50%以上。在外交方面：美国在未与盟友充分协调的情况下，于2021年8月仓促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也标志着美国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在对外战略方面：拜登政府当时正在制订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务战略》《核态势评估》三份战略文件，以及正与北约盟国一起制订北约新战略构想。这些战略都将进一步校正和完善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是对美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对外战略的指导。在对俄乌冲突的预判方面：美国情报界根据卫星侦察和信号截获，判断俄罗斯很可能动武，并研判了俄军进军的主要路线和策略，但无法准确判断俄军的战斗力、普京是否下决心开战以及开战后普京的最终战略目标是什么。
基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美国对于实施“助乌抗俄”战略比较谨慎，仅采取有限但必要的举措对乌进行帮助。
一是政治支持，美国高层公开表示美国坚定支持乌克兰和要给俄军事行动施加阻力，以鼓励乌克兰、威慑俄罗斯。2021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美国对俄罗斯不同寻常的军事活动的报道感到担忧，担心俄罗斯可能会试图重演2014年“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并宣称“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独立的承诺坚如磐石”。2021年12月3日，拜登承诺，要让普京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非常非常困难”，期望与俄罗斯进行长期讨论，但不接受任何“红线”。
二是情报支持。一方面，美国和北约为乌克兰提供有关俄军的情报，让乌克兰早做准备，还将相关情报通过媒体公开曝光，给俄罗斯带来军机泄露的恐慌，提前给俄扣上“侵略者”的帽子。2021年10月，美联社和《华盛顿邮报》开始报道“俄军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相关新闻。从2021年11月开始，便有美国、乌克兰和部分北约国家的军方人士和情报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部署和计划。另一方面，使乌克兰的态势感知信息系统与北约的信息系统融合，这一点在冲突爆发前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在冲突爆发后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俄乌开战后，乌军很快大规模使用美国研发的“德尔塔”态势感知系统，这一系统采用北约标准，并且早已得到北约与乌克兰演习的检验。这一系统可接收美国和北约搜集到的情报，乌军全面使用这一系统后，战场态势几乎对乌单向透明，这也是俄军在战场上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德尔塔”系统的运行，也离不开“星链”的支持。
三是盟国体系支持。美国动员盟国，形成“援乌抗俄”统一战线，全面推进“援乌抗俄”。美国快速与盟友协调，甚至向盟友施压，并领头采取一系列措施落实“助乌抗俄”，除前面提到的情报共享外，还包括公开对俄警告、拒绝俄提出的安全保障建议、向乌提供军火、提高北约在欧洲的战备水平、加强对俄制裁等。例如，2021年12月21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虽然北约已准备好与俄进行对话，但将继续“在政治上和实践上”支持乌克兰；美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伦•唐弗里德（Karen Donfried）表示，如果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美国和欧洲将准备立即采取行动。从2021年年底到2022年1月初，俄与美、北约就安全保障问题对话，但未有实质性结果，而且西方已明确表示“莫斯科在北约的扩大中没有发言权”。2022年1月22日，乌克兰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一批军火当天运抵基辅，此后，英国、波兰、加拿大等国陆续向乌克兰提供军火援助。2022年2月2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向欧洲增派部队，以应对俄乌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2022年2月21日普京宣布承认乌东两州“独立”后，22日和23日两天间，美国、欧盟理事会、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都宣布对俄实施制裁。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在原有的轨迹上前行，但随着美北约战略文件的出台，俄乌冲突的深度、广度和烈度都在不断升级。
一是在政治支持方面，美国持续打压俄罗斯和普京的国际声誉和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试图在国际上孤立俄罗斯，抬高乌克兰和泽连斯基的国际声誉和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
二是在情报支持方面，美国从最初支持乌克兰防御到后来配合乌军的反攻行动。此外，随着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体系逐步完善，乌克兰的“情报-指挥-作战”链条的运行越来越接近北约标准。乌军在事实上被打造成了一支“准北约军队”。
三是在盟国体系支持方面，首先，美国在各个领域发动对俄制裁，并软硬兼施，试图让中国、印度、中东国家、中亚国家等对俄友好国家一同加入对俄制裁的阵营，展现出将俄罗斯完全排除出重要国际机制的野心。其次，加大军援的规模和力度，从2022年7月起，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明显升级，开始出现“火力强、射程远”的榴弹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炮、战场无人机等攻击性武器，美国的其他盟国也纷纷跟进效仿，现在甚至已经允许向乌克兰提供坦克，且正在讨论提供战机。2023年2月7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时表示，北约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1200多亿美元的各种援助，相当于俄罗斯此前每年军费开支的两倍多。再次，以北约马德里峰会和新战略构想文件出台为标志，北约将俄罗斯视为最大的直接威胁，并再度将“防御和威慑”作为首要任务，可以预见，未来北约将在欧洲地区加强军力和部署，与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关系将更加紧张，而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必然更大。
第二个看法，超越交战双方而从美国的大战略视角看，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和举措是美国大国博弈和地缘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美国正以俄乌冲突为抓手和契机，加速推进其相关战略。
拜登政府在2022年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务战略》《核态势评估》三份报告。这三份报告的发布时间因俄乌冲突而延迟了数月，然而并未改变美国的总体判断和战略。这表明俄乌冲突开始后，美国便将针对俄乌冲突的战略和举措纳入其大战略的通盘考虑之中。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不让中国超越自己、遏制俄罗斯被置于首位目标。
中国被视为美国“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报告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同时越来越具备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
俄罗斯被称为国际和平与稳定的“直接、持续的威胁”。文件认为，俄乌冲突削弱了俄罗斯的软实力和外交影响力，但是俄罗斯依然非常危险，并且存在核威胁的风险。为此，该文件强调，将优先保持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同时约束“极其危险”的俄罗斯。其他两份文件的观点也与此一致。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俄乌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美国对俄制裁的力度前所未有，但美国坚持不直接派兵参战，避免和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而且从未放松对中国的“关注”。实际上，美国追求同时遏制中俄两国，俄乌冲突的爆发甚至为美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决定先一举大幅削弱俄罗斯，再转头全力与中国竞争。
美国以俄乌冲突为抓手和契机，采取了三大举措：
一是策动北约将中国视为“systemic challenge”，这个词组目前国内一般翻译为“系统性挑战”，而到底是“系统性挑战”还是“制度性挑战”，北约方面也没有明确解释。但不管是哪一种，北约实际上已经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并且，北约与日韩澳新等国的机制性合作也进展迅速。北约新战略构想表现出对亚太地区极高的关注度，北约未来可能更多地介入亚太地区事务。例如，2023年1月31日—2月1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日本时表示，“北约必须保持团结和坚定来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并提出“今日欧洲之事明天可能发生在东亚”，弦外之音，直指中国。
二是炒作“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将中国与俄罗斯“划等号”，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帮助台湾加强军力提供幌子，还导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美国亚太盟友与美合作进一步提升。
三是在国际场合将中俄绑定，抹黑中国“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既达到在国际上抹黑中国的目的，又使欧洲国家对华好感度大幅下降，在反华议题特别是台海议题上对美更加配合，对中欧关系负面影响不断加强。
应该说，美国在俄乌冲突的一年里快速抓住机会联合盟友塑造局势、推进合作，达到了相当大的速度、进度和力度。美欧日在对付俄罗斯和中国方面的战略合作与协调大为加强，而且在未来的几年里还很有可能继续加强。更有甚者，如果万一的万一，俄罗斯被持续削弱以至于不能、不愿或不敢再与美国和西方斗争，那么最终将导致中国面临极度不利的战略境遇。
第三个看法，从全球视角看，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和举措还服务于重建美国单极霸权秩序和国际主导地位的野心。
尽管美国的综合国力优势相对下降，但美国借助俄乌冲突之机，不仅整合了其欧洲和亚太盟友，甚至谋求将欧洲和亚太联盟体系打造成为高度紧密结合、东西一体联动的全球盟友体系，实现其地缘上的霸权。
另外，美国还在全球领域发动了三场特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是全球认知战，即借助各种舆论、宣传和信息，塑造全球民众认知，强化“民主与专制”的对立观，实现其在全球思想和制度领域的霸权；二是全球科技战，即与主要竞争对手科技脱钩，与主要盟国和伙伴国打造封闭性的高科技联盟，确保尖端技术掌握在美国及其关键盟国手中，实现其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霸权；三是全球供应链重塑战，即在粮食、原料、能源、科技产品的供应链方面优先与盟国和伙伴国合作，打压和摆脱与之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达到“顺我者富、逆我者穷”的目的，实现其在全球重要物资分配领域的霸权。
借助俄乌冲突，美国将“暴力多边主义”、“小集团多边主义”、“小院高墙多边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但这些多边主义实质是美国单边主义的变体，服务于重建美国单极霸权秩序和国际主导地位的野心。这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阵营化，他们仍然以冷战的思维、经验和工具来应对当前的国际局势，甚至想要模仿冷战来塑造国际局势。在美西方看来，自己的阵营不论是在财富、武力还是制度上，都还暂且占据优势，以阵营来与其他大国对手竞争是获胜的最佳策略。
最后，我谈谈俄乌冲突对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的影响。一是俄乌冲突以及美欧俄关系的未来趋势。俄罗斯作为军事大国和核大国，绝不会接受全输的局面。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沙俄和苏联，虽然大多数对外征战都损失较大，但大多都赢了，并扩大了领土。借鉴历史，我个人认为俄乌冲突有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苏芬战争模式”，即乌军难以再收复更多领土、俄拿下乌部分领土并基本结束战争；第二，“苏波战争模式”，即交战双方互有胜负攻守，乌收复了更多领土后，双方结束战争；第三，“苏阿战争模式”，即俄罗斯国力被过度消耗，最终军队全部撤出乌领土。短期来看，第一和第二种结果可能性较高。此外，这三种结果不论哪个会实现，美西方都将会继续全面遏制、打压俄罗斯。再往长远看，俄罗斯有可能妥协、让步，但不会全面倒向西方国家。而且，俄罗斯即使全面倒向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也不会善罢甘休而是要穷寇必追。俄罗斯独立后的十多年历史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国际环境将更为严峻，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以及统一事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和风险。而且，在美国的战略和举措的负面影响下，中国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印度、中东国家、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非洲国家、南太岛国等国的关系，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因此，中国外交破局塑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更加突出，对我们处理和管控危机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日后类似“气球事件”这种灰色地带的斗争将会越来越多，严重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不仅将由重大事件引发，还可能会由一些我们不甚在意的小事引发。
三是在国际秩序方面，俄罗斯在现有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被西方大大削弱，美西方则更为抱团，国际秩序正逐渐地被撕裂和瓦解，虽不至于全盘破碎，但全球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国际秩序基础比以往要脆弱得多。
总之，在今后的十年里，国际形势趋向严峻，严重挑战不断增加，对此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导下，努力奋进，去迎接和化解各种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并且善用各种机遇，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打造更加有利的内外环境。
*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
俄乌冲突的前景和新问题的应对
冯绍雷*
2023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努力探讨俄乌冲突的新变化，试图探索有利于中国外交战略决策的机会，并且做出了一些预判。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俄乌战场的形势有可能限于一个互有攻守、长期胶着的态势。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有所推进，特别是围绕着巴赫穆特战场。这是2022年夏季俄罗斯在战场上处于不利态势后的重要转折。俄方不仅开始反攻，而且也酝酿着在2023年春季发动一场大反攻。另一方面，西方达成重要的协议向乌克兰供应先进的重型进攻性武器以及少量的反导系统。这显然会带来战场力量对比此消彼长。俄罗斯官方媒体曾指出，在美欧提供“豹2”坦克和“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背景下，乌克兰和俄罗斯投入战场的重兵器对比是3：1，乌方在欧美支持之下的优势会非常明显。
但是，大量向乌克兰供应重型进攻性武器很难改变双方互有攻守、长期胶着的态势。这些重型武器的供应、人员培训、零件装配均需要时间，而且有许多因素决定着目前这种态势恐怕是长期僵持互有攻守、犬牙交错的态势，双方力量对比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从中长期来看，俄乌冲突态势将更加复杂。西方继续结盟支持乌克兰，而且持续加码对乌的军事援助，在提供坦克后，乌克兰随即索要战机，接下来还可能索要巡航导弹。美国及其盟友对乌克兰的援助持续突破最初的红线：第一，战争仅限于乌克兰境内；第二，北约人员不直接参战；第三，西方仅限于提供武器，而且排除了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但是，作为一场目前局限于乌克兰的地区冲突，如果战局得以延续，俄罗斯拥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越是持久战、消耗战，俄罗斯的大国潜能越会显示优势。换言之，在西方军备支持下，乌克兰将获得新的战争能力，而俄方随着战场形势胶着乃至陷入消耗战、持久战，大国潜能同样能够显现。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俄乌双方难分胜负，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战争结局不只是由参与战争各方的物质力量对比决定的。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在现代条件下，俄乌冲突是一个主客观互相作用的进程。一方面，客观力量、物资力量的对比、空间因素等，决定这场冲突一直持续下去；另一方面，各方的预期、意愿也将会左右冲突的前景。这一定程度体现了西方经济学预期理论的逻辑，战争胜负的筹码是预期，一定程度上预期决定将来的命运，而预期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
首先，现在冲突的参与方显然不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甚至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都已深深介入其中。而美国对于乌克兰的长期投入能否持续，这一点是存疑的。关于美欧经济的前景，目前存在很大的争论，部分学者预判美国一定陷入衰退，部分学者认为衰退不一定出现，美国甚至还有可能摆脱衰退。笔者曾经在2022年夏秋做过美国温和衰退的预判，至少美国通胀被压下去了，劳动力就业情况比较乐观。这个景气会持续多久，到现在为止，众说纷纭。
美国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上会牵制拜登政权对战争的大规模支持，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民主党、共和党在支援乌克兰问题上有共识，而且共和党也曾经表达过比较强硬的立场，但是不要忘记，共和党也曾多次表示，只要共和党主政，不会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
其次，美国两党高层的丑闻，包括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涉嫌通过乌克兰进行利益输送，以及乌克兰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等话题，都直接跟俄乌有关，是两党争议的热点。而这些争议问题的走向，很可能会直接影响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第三，西方媒体自身披露的两件事情值得大家关注。一是，关于“北溪”管道爆炸，美国普利策奖得主爆料爆炸是由美国伙同挪威、丹麦制造的。如果报道属实，将对战争进程产生微妙且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西方阵营的所谓“道义立场”产生负面作用。二是，默克尔称《明斯克协议》本来就是美欧拖延时间的欺骗游戏，美欧利用《明斯克协议》争取时间武装乌克兰，使其有能力对抗俄罗斯。默克尔对内情的披露，使得国际舆论对西方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道义性”的说法有所动摇。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强调，在2015年《明斯克协议》签署之际，欧美特别是法德两国领导人拖住了普京，希望他不再继续支持东部武装力量，如果当时普京支持乌克兰东部继续扩大战事，乌克兰当局完全没有回击能力。此类话题的出现对西方阵营的道义立场将产生影响，加上前文提到的欧美经济形势变化、能源供需变化以及美国党争等因素，组合在一起将对战争形势产生影响。
西方内部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争论。其一，在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不断升级时，对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没有任何评估。其二，西方不清楚介入这场冲突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保卫乌克兰，还是彻底推翻普京政权？例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既提出“战争要使俄方退回到2022年2月24日之前的状态”，也提到克里米亚归属问题。西方国家关于俄乌冲突的具体目标不清晰，使其可以不断升级提供武器装备的水平，但这也说明西方内部存在意见不能统一的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是，西方不断提出，中国才是对手，为什么在俄乌战场上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如果西方是为了先把俄罗斯打翻再来对付中国，但是，将俄罗斯击败，使得这个庞然大物不存在，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乌克兰的可持续能力依然值得观察。俄罗斯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拥有广大的地域和多方面的回旋空间，是维持战争能力的重要因素。有朋友告诉笔者，走在莫斯科大街上几乎感觉不到在乌克兰正在发生这么一场可怕的战争。俄罗斯政府部门不希望这种战争的情绪、战争的舆论影响国内民众，目前俄罗斯国内还没有出现大规模波动。维持国内的稳定、排除战争的影响，是俄罗斯当局的一个考量。这也意味着，如果俄罗斯能够在乌克兰实现既定目标，固然是其希望，但是，如果冲突现在便停下来，对俄罗斯未必是一件坏事。对乌克兰来说更是如此，除了需要应对战场压力，乌克兰正在面对政权内部的博弈，维护国内的稳定也是优先考虑。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战争有持续升级的危险。俄乌冲突是一场具有全球影响的地缘政治博弈，当前国际社会中多数国家主张不选边，主张和平，不要战争。印度总理莫迪曾当面对普京说过，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所以，尽管俄乌冲突可能继续升级，同时，前文提到的主观预期、各种趋势可能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区间，蕴藏着关键的转机和时机。这个时机很可能转瞬即逝，但事在人为，中国可以把我们反对战争的立场转化为具体有效的行动，为停止战争作努力。
关于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无论是置身事外，还是选边站，均不是有利选择。如果俄乌冲突引发大规模战争，甚至爆发核战争，任何国家、任何人都难逃浩劫。如果俄乌冲突影响俄乌两边的政局，其中俄罗斯政局的变化与中国的关联更为密切。如果俄乌冲突引起俄罗斯国内政治局势变动，亲西方力量未必马上在俄罗斯掌握权力，如果俄方更激进的一派上台，难道这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吗？
中国是对俄乌两边唯一都还能保持友好关系的大国。俄乌冲突后的重建恐怕也离不开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的介入。中方在冲突后的潜在介入能不能提早转化成为影响战局乃至使战争形势发生变化的因素呢？从技术上看，重要的一步，是把战场同冲突后的政治和谈分开。争取短时间内停战，还是有可能做到的，而疆域的划分、政治权限的重新厘定等则复杂得多，恐怕不是几个月乃至数年能够解决的问题。这就类似于朝鲜战争，先停战，然后准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进行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领土谈判。
俄乌冲突发生在当下全球转型的复杂背景下，而且全球转型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中国人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中国为什么不能在全球转型的过程中，在俄乌冲突这一场关键争端中更主动、更有意识地发挥我们的影响呢？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俄乌军事冲突的走势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徐明棋*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已一年，俄乌军事冲突对2022年的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冲击，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使得本来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雪上加霜，尤其是对欧洲的能源供应和非洲的粮食供应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损害了欧洲的经济复苏和非洲的经济增长。
一、俄乌军事冲突长期化的风险加大
进入2023年，俄乌军事冲突不仅没有展现出短期内结束的迹象，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首先，双方都在继续准备集聚军事装备和作战人员，更大规模的战役将在春季至夏季进一步展开。虽然俄罗斯在高端武器上比北约略微逊色，但是其常规武器的生产能力对于维持其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绰绰有余。目前，俄罗斯已经启动了战争动员的军工生产模式，大量的坦克、飞机和导弹被生产出来，这将使得俄罗斯在军事装备的数量上远远超过乌克兰，局部动员令征招的30万兵员正在陆续部署到乌克兰东部前线，新一轮攻势已经展开。目前在军事实力上处于相对弱势的乌克兰不断呼吁西方援助和输送高端坦克、飞机、导弹等进攻性武器，准备对抗俄罗斯的进攻，改变目前的军备不足弱势状态。乌克兰甚至期望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先进武器，组织新的对顿巴斯地区的进攻。美国和北约盟友虽然在提供先进坦克、飞机等进攻性武器问题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但拜登政府经过衡量最终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M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这为德国向乌克兰提供“豹1”和“豹2”坦克提供了政治上的背书，英国、法国、波兰等国也将陆续提供其生产和拥有的主战坦克。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越过原来自设的红线，向乌克兰提供越来越多的进攻性武器，主要目的是让泽连斯基在战场上保持对抗俄罗斯的军事能力。美国为了让乌克兰将战事持续下去，会视进展情况不断突破原有红线。现在不能提供的武器，比如F16战机，未来根据战场平衡的需要将可能提供。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试图延长战争，拖垮俄罗斯。而俄罗斯在前期试图速战取胜的目标未能实现后，也做了战事延长的准备。因此双方在新的战役决出胜负之前以谈判妥协方式结束冲突的可能性较小。
其次，双方的政治目标相差太远，短期内谈判的政治基础尚未建立。目前双方没有展现出任何政治妥协和谈判的意愿，2023年通过谈判结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在基辅2022年年底在东部前线取得军事进展并重新占领赫尔松的情况下与乌克兰谈判停火，意味着政治上的让步。俄罗斯的目标至少是完全占领和控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让其永远离开乌克兰，因为东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四个州已经完成了公投，加入了俄罗斯。如果丢失其中的任何一个州，在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而泽连斯基政府目前的政治目标是要俄罗斯完全退出乌克兰1991年独立时确定的领土，不接受东部四州并入俄罗斯，甚至还希望俄罗斯归还克里米亚。这种诉求只有俄罗斯在战场上完全失败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而目前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因此，双方的政治诉求和目标在各自的战争资源消耗殆尽前，看不到可以做出让步和妥协的可能。不妥协、不让步已经成为双方政治领袖维持其政治地位的需要，是政治正确的象征。
再次，从财政经济角度看，尽管双方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财政窘境，但是支撑他们进行战争的财力也还没有山穷水尽。俄罗斯自不用多说，虽然遭受西方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但是其资源丰富，而且能源和粮食在亚洲找到了替代的市场，经济和财政虽然受到重创，但是并未伤到筋骨，维持对乌克兰持久军事行动的能力所需要的经济基础仍然绰绰有余。乌克兰相对于俄罗斯而言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只有依靠西方的援助才能生存。根据Statista网站公布的数据，自2022年1月24日至11月20日，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承诺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额已经达到1130亿欧元（大约50%为军事援助、其他为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中美国为478.1亿欧元，占42.7%，欧盟349.9亿欧元，占31%，其余均为德法加拿大等西方盟友在双边基础上所提供。没有这些援助，乌克兰根本无法维持一年的军事对抗。现在西方内部对于长期援助乌克兰的疑虑和分歧正在加大，这给乌克兰能否继续维持长期的战争带来了疑问。不过，乌克兰2023年似乎能够继续维持，因为拜登政府提交的2023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已经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其中包含了45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巨额援助。这可以使乌克兰能够在2023年继续支撑其战争开支。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后可能对乌克兰的援助拨款设置一定的障碍并且会问责，不过拜登政府支持泽连斯基政府的态度坚决，欧盟目前也仍然表示了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决心。总体上，乌克兰在2023年继续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对抗所需要的军事和财政支援已基本落实。因此，俄乌双方在2023年继续进行战争行动的经济条件也客观存在。
当然，不排除一些突发事件带来新的变化使俄乌冲突在2023年迅速结束，比如乌克兰、俄罗斯甚至美国内部发生政策的调整。但目前尚观察不到这类迹象，概率偏低。
二、俄乌军事冲突延长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将持续，但是冲击已经递减
由于俄罗斯是全球能源的重要供应者，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直接导致俄罗斯能源的出口能力和路径被限制，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会因此减少。2022年全球经历了俄乌冲突带来的油气价格暴涨的冲击。2023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对能源的需求不旺，本来可以使石油价格回归至每桶50—60美元左右的低位。但如果俄乌冲突持续，2023年石油价格可能仍旧会在80—90美元一桶的高位徘徊。这对于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好消息。除了能源，俄罗斯还是很多金属矿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战争对资源性初级产品价格的影响也将继续在2023年存在。
全球粮食供应与需求本来处于弱平衡状态，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粮食出口大国，战争导致乌克兰粮食出口受阻，俄罗斯则受金融制裁影响对粮食出口采取了管制和配给措施，这都影响到全球粮食的供求平衡，导致粮食价格高位运行。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小麦出口国，每年出口大约占到全球小麦贸易量的20%，每年出口的小麦高达3900万吨。2022年俄罗斯小麦大丰收，本来出口会大幅度上升，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俄罗斯禁止向不友好国家出口粮食，而且出口的物流成本和关税上升，粮食出口价格大幅度上涨。而战争导致乌克兰葵花籽油、小麦等农产品出口锐减了20%以上。2023年如果战争延续甚至扩大，乌克兰的粮食生产将缩减50%，对全球粮食价格的不利影响将会持续。
俄乌冲突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和重组，对国际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2022年10月份，WTO将原先预测的2022年全球贸易增长率4.7%下调至3%，并将2023年的预期增长率进一步下调至1%。由于战事延长，地缘政治风险担忧因素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权重会继续增加，将进一步冲击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格局。
美国fortunly.com网站公布了一项统计预测，截至2022年年底，欧盟为俄乌冲突付出的相关成本高达1750亿欧元。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物流成本大幅上升，全球干散货运费2022年上涨了60%。如果2023年战争延续，全球物流和贸易将继续面临压力，对经济持续产生不利影响。据该网站推算，到2023年年底，俄乌冲突预计将导致全球GDP损失1万亿美元。美联储曾发布报告指出，乌克兰战争导致2022年全球GDP下降了1.5个百分点，通货膨胀则上升了1.3个百分点。虽然上述研究的统计和量化模型的分析不一定准确，但是俄乌冲突将在2023年继续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是一个共识。
当然，全球经济仍具有韧性。企业层面和相关国家政府政策层面对地缘政治风险所做出的调整将产生缓冲作用。2023年即便俄乌军事冲突持续，只要战争不向其他国家溢出，不会导致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直接开战，全球经济所受到的冲击将会比2022年有所减缓。能源价格将难以重新回到每桶100美元以上。乌克兰粮食会减产，但其他产粮大国将会增加生产和出口，联合国以及相关国家的协调将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继续出口粮食，加上联合国粮农组织增加了采购和对低收入缺粮国家的援助，粮食安全仍可得到保障。
全球物流也在持续回归正常，干散货价格指数因为全球贸易和经济不景气的预期也在回调。长期看，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供应链重组会持续，但是短期内恐慌的预期导致的供应链中断不会再重现。因此，世界经济2023年受俄乌冲突的不利影响尽管会持续，但可能会有所减缓。
三、中国面对不确定因素和挑战的政策选择
2022年，中国也受到了俄乌冲突升级的不利影响，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和粮食进口国，价格上涨对于中国的消费和生产都带来冲击。加上西方反华势力和媒体的炒作，把中国与俄罗斯的正常合作关系曲解成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且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也波及了中国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和投资关系，增加了双方贸易投资结算的成本。
2023年，俄乌冲突持续，上述的不利影响也将继续波及中国。因此，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希望双方回归理性，回到谈判妥协的轨道，也希望美国和北约不要继续增加进攻性武器供应，避免战争升级。但是，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俄罗斯的盟友，不会认真对待中国的理性声音，而俄罗斯在目前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下，也难以单方面退让。因此，中国目前尚难以发挥交战双方的调停者的角色。
我们要做的主要准备是根据我国的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与包括俄罗斯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全球能源和粮食出口大国保持稳定的贸易和供应关系，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要通过提升开放水平继续促进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在中国能源、粮食和其他资源进口和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物流线路上，加强与所在国家合作，保障供应线安全。同时也需要增加资源投入，建立快速反应的军事武装保护能力，有效应对突发性的危及我国海外利益的事件。
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在需要时为交战双方提供人道主义的救助。当条件成熟和有机会时，发挥积极的斡旋作用，促使冲突逐渐降温。在G20和其他各类国际合作对话的平台上，要与印度、印尼、南非等非西方国家加强协调，以更加理性和中立的声音，反对冲突升级和战争扩大化。对于误解和污蔑中国立场的观点要在批评的同时加大准确阐释中国立场的力度。对于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各种企图保持警惕，但是要以更加淡定开放的姿态回应外部的偏见，始终把营造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崛起的外部环境放在对外工作的核心地位。
* 徐明棋，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影响*
丁 纯**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的爆发，打破了欧洲的和平宁静与原有安全格局，全方位冲击了欧洲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对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欧洲各国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此外，总体持“挺乌反俄”态度的欧盟及其成员国与俄罗斯之间近乎空前绝后的制裁与反制裁拉锯，亦使欧洲陷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尴尬局面。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表示，“俄罗斯的行动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时代转折’”[1]。我们拟从安全与政治、经济与社会以及对外关系三个视角，回顾分析最近一年且战尤酣的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影响。
一、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与政治的影响
欧洲和平环境不再，安全问题上升为主要战略关注，增强防务成为政策优先。俄乌冲突不仅打破了欧洲的和平环境，令其安全局势严重恶化，深刻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极大地震撼了欧洲，成为“时代转折”，而且也使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危机感大幅上升，坚定了其强化防务的决心，“安全”替代“发展”上升为主要的战略关注和政策优先。欧盟不但打破不向战争中国家提供武器的惯例，动用五亿欧元的“欧洲和平基金”对乌军援，还于2022年3月推出《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决定建立快速反应部队，并要求成员国加强国防领域合作，提高研发能力。此外，欧洲各国纷纷增加军费，强化安全部署。德国二战后首次对外援助致命性武器，并设立1000亿欧元的军事现代化基金，计划将今后年度军费占GDP之比提高到2%以上；意大利和波兰也分别提出将今后年度国防开支占GDP之比提升至2%和3%。[2]欧盟原本引以为傲的全球化、规范性力量以及绿色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等一体化重点发展目标，显然将在较长时间内为军事硬实力、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让路。[3]
中东欧政治话语权上升，法德轴心急需重新磨合。在“挺乌反俄”俨然成为政治正确的背景下，“去俄化”基础深厚的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大幅上升。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通过指责德、法在处理2014年克里米亚问题、《明斯克协议》和北溪管线等问题上对俄绥靖，并积极加强同美国和北约合作，“全面反俄”果断而坚决，一定程度掌控了话语主导权，欧洲政治“中东欧化”趋势明显。[4]与此同时，由于在欧洲内部的领导力有所减弱，法德轴心自身尚待磨合。其一，朔尔茨领衔的德国新政府上任伊始，当年德法之间“默克龙”式的默契不再，法德轴心需要重新磨合。其二，德国加大军备投入，并与北约成员国签订导弹防御系统协议，或将挑战法国军事甚至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引发法国疑虑及不满。其三，德法两国在能源、军事等领域仍存在不少分歧。[5]
在凝聚意识加强的同时，欧洲内部分歧渐现，民粹主义掣肘不容忽视。历史上，应对外部危机和冲击一直是欧盟前行的动力，俄乌冲突使俄罗斯成为欧盟自冷战结束后又一个共同的外部敌手，极大地刺激了欧洲诸国，唇亡齿寒、感同身受和政治正确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内部矛盾，提升了欧洲一体化的向心力。[6]截至2023年2月，欧盟共对俄罗斯进行了十轮制裁，制裁措施强度大、密度高，欧盟各国在制裁步调上呈现出协同一致的特征。德国之声发文称，俄乌冲突正在改变欧洲，欧盟各国实现空前团结，这个组织似乎正处于“惊人复兴的边缘”。[7]然而，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欧洲各国在危机应对、纾困和经济复苏政策等方面的分歧逐渐显现，成为欧洲一体化的隐忧。例如德国2000亿欧元的纾困补贴基金招致意大利总理的批评。此外，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经济、社会民生问题频现，致使民粹主义盛行，极端势力抬头。2022年意大利右翼政党成功上台，法国右翼政党选举得票创下新高，德国、芬兰、瑞典以及西班牙等国的右翼政党等民粹势力也呈崛起势头，影响欧洲政坛和走向，引人注目。
二、俄乌冲突对欧洲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引发能源危机，加剧通货膨胀。欧洲历来对外能源依赖严重，尤其依赖俄罗斯的油气供给。2020年欧盟一次能源进口中，俄罗斯硬煤占比49.1%，原油占比25.7%，天然气占比38.2%。[8]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欧围绕能源的制裁和反制裁不断加剧，来自俄罗斯的油气供给大幅下降，又逢欧洲2022年夏季遭遇酷暑，能源供需严重失衡，爆发了1970年代以来最大的能源危机，致使欧洲能源和电力价格一路飙升，加上此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供应链断裂、宽松货币政策等因素，欧洲通货膨胀持续高企，连创纪录。2022年10月欧盟和欧元区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11.5%和10.6%的峰值，后者为199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9]德国、意大利和芬兰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7.9%、8.1%和7.1%，分别是两德统一以来、意大利1985年以来和芬兰40年以来的最高值。[10]
冲击消费、投资、民生和经营活动，诱发欧盟企业外移。通胀居高不下，推高了民众和企业的生活和经营成本，严重冲击消费、投资、生活和生产，导致私人消费能力与可支配收入下降，企业减产和倒闭上升。2022年第二季度欧盟及欧元区家庭人均消费实际增长仅为0.4%、0.5%，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下降1.1%、0.7%，企业破产申报也分别增长2.2%、2.5%。[11]此外，面临高昂的能源价格，企业难以负担超支的生产成本，纷纷向外迁移产业布局。德国汉莎航空、阿尔迪、西门子、大众、奔驰、宝马及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等公司均选择赴美投资和扩容，加剧欧洲“去工业化”的担忧。[12]
经济复苏减缓，个别国家甚至出现衰退。俄乌冲突触发能源危机，也使欧洲经济再难维持2021年的强劲复苏势头。2022年7月，欧洲经济活动迎来收缩转折点，欧元区综合PMI指数为49.9，低于荣枯线50。[13]截至2022年12月，欧元区的制造业产出连续7个月下降，服务业活动则连续5个月收缩。2022年第二至第四季度，欧盟和欧元区GDP环比和同比增速均逐季下降，欧盟GDP的环比增速由第二季度的0.7%下降为0.0%，欧元区则由0.9%下降为0.1%。其中，德国和意大利2022年第四季度甚至出现小幅衰退，GDP环比分别为-0.2%和-0.1%。欧盟统计局初步预计2022年欧盟GDP同比增长仅为3.6%，欧元区同比增长为3.5%，远低于2021年的GDP增速。[14]
竭力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加速欧洲能源转型。为应对此番能源危机，摆脱对俄能源依赖，欧洲各国开源节流，领导人四处寻气，重新启用煤电厂，推迟关闭核电站，欧盟还出台了“REPowerEU”能源计划，加速能源转型。该计划提出，欧盟将于2027年前额外投资2100亿欧元，在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供应多样性、加速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同时，进行设施改革与投资，实现化石能源“脱俄”，推动欧洲绿色能源转型，至2030年将其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从原计划的40%提高到45%。[15]德国总理朔尔茨在2023年的新年致辞中表示，冬季到来之前，德国政府储存天然气并使天然气供应来源多样化的努力，将使德国和欧洲持久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16]
三、俄乌冲突对欧洲对外关系的影响
欧俄关系破裂，陷入全方位相互制裁对抗。俄乌冲突的爆发，宣告了《明斯克协议》的终结、“诺曼底模式”的失效和法德领导人穿梭外交斡旋的失败。欧盟及其成员国指责俄罗斯以武力行动挑战了欧洲以“人权”、“自由”、“民主”为内核的安全秩序，欧盟内部反战情绪高亢、“援乌反俄”民意汹涌，成为政治正确。欧盟的外交政策也随之调整，将俄罗斯定义为头号敌人，截至2023年2月底已发起了十轮对俄制裁。欧俄在军事上全面对抗，在经济上相互隔绝，在人文上中断交流，关系之严峻前所未有。[17]欧盟还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其他国家与欧盟一道谴责并制裁俄罗斯，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国际多边机构中排斥俄罗斯，欧俄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
欧美关系回暖，北约满血复活，欧盟战略自主受挫。俄乌冲突前，随着拜登入主白宫，美国政府一改特朗普时期对欧洲的强硬态度，积极向欧洲示好，强化与欧洲的盟友关系，欧美关系逐渐回暖。俄乌冲突爆发后，缺乏军事硬实力的欧盟及其成员国，主要依靠美国和北约。一年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财政援助。美欧关系持续升温。同时，俄乌冲突再次唤醒了“脑死亡”的北约，在2022年3月的特别峰会上，北约国家一致决定加强军事部署，使北约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总兵力达到八个战斗群，约四万人。[18]2022年6月召开的峰会上，北约正式邀请瑞典和芬兰加入，美国也宣布将在波兰建立首个常设陆军基地并配备一个野战支援营，这也是美国在北约东翼的第一个永久性特遣队，同时美国还将向西班牙派遣更多海军驱逐舰，并在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增加兵力部署。[19]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发展，欧洲对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依赖度大大增加，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欧洲践行“战略自主”的主张。然而美国却“趁火打劫”，能源出口趁机牟利，军工产业大发战争财，并颁布《通胀削减法案》，加剧欧洲“去工业化”形势，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家意识到，美国的相关战略并不与欧洲的自身利益完全相符，欧盟仍需要寻求战略自主。
中欧关系再遭冲击，政冷经热凸显，但也孕育着新机遇。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受自身理念、认知以及美国诱导的影响，对中国提出了强人所难的要求，例如要求中国谴责俄罗斯是侵略者，并与欧美等国一起制裁俄罗斯，还一度将中国政府对此的立场与中欧关系“挂钩”，利用舆论恶意炒作“中俄结盟”。[20]此外，欧洲内部一些国家频频将俄乌冲突与中国统一台湾问题类比。不过，欧盟在新颁布的《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中仍然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度上的对手，并表示在符合欧盟利益的情况下，继续寻求与中国的对话和磋商。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前11个月，中欧贸易额达7797亿美元，中国与欧盟仍然是对方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欧关系呈现政冷经热的局面。同时，欧盟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经贸合作、平衡欧美经贸关系、自身战略自主的维持、协调全球治理、解决俄乌冲突等问题上，也都需要与中方的协调和合作。2022年德国总理朔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先后访华，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计划于2023年访华，以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反对脱钩的态度明显，这也给中欧合作带来了新机遇。
总体而言，迄今持续了一年多的俄乌冲突对欧洲的政治与安全、经济和社会以及外交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动摇欧洲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同时，拖累了欧洲经济的复苏步伐，阻碍了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战略自主的推进。欧洲民众和领导人能否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务实理性，审时度势，努力促和止战，重构俄欧和平相处的新欧安框架体系，对于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编号：20VGQ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丁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俄乌冲突下欧洲安全格局及欧盟安全政策的转型
郑春荣*
俄乌冲突深刻改变了欧洲安全格局，并推动了欧盟安全政策的转型。如今，俄乌冲突已持续一周年，虽然尚没有短期内结束的迹象，但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欧洲未来的安全秩序将如何建构，欧洲的安全将继续更多地依靠北约，还是欧盟能构建起真正的战略自主权。
一、俄乌冲突下欧洲安全格局的变化
俄罗斯于2022年2月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打破了冷战后的欧洲安全秩序，完全改写了过去三十多年来形成的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三十多年来，欧俄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和能源上的相互依赖，而如今，俄罗斯成了欧盟及其成员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欧俄关系的所有方面均已被安全化。[1]
综观欧俄关系的发展历史，合作与对抗交替发生，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爆发，总体上是双方日益交织的历史。由于地理上接近和历史的原因，一些西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感知从近代早期以来一直在“恐俄”（Russophobie）和“亲俄”（Russophilie）之间转换，尤其是德国与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始终怀有将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期望。而俄罗斯的自我认知中长期萦绕的问题是，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应如何定位，是以西方为导向，还是走与（其余）欧洲分界的一条俄罗斯特殊道路。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德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试图避免在欧洲出现新的分界线。“以接近促转变”或者说“以商促变”的思想在德俄、欧俄关系中始终具有重要地位，欧盟及德国认为，影响俄罗斯的最佳方式是给予政治参与和经济相互依存，虽然很长时间以来普京治下俄罗斯的发展状况并非西方国家所希望看到的，但它们依然未完全放弃将俄罗斯融入欧洲、实现俄罗斯转型的想法。
但大致从2007年开始，一些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出现疏离。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不再接受任何进一步的后撤，它反对北约进一步东扩，反对美国与欧洲扩大势力范围或通过“颜色革命”推动政权更迭。与此相应，俄罗斯告别了融入西方的计划，并通过将后苏联空间置于俄罗斯领导下的欧亚联盟来抵制欧盟。欧盟及德国则对俄罗斯内政上日益出现的威权和“再苏联化”倾向以及在外交上咄咄逼人的重拾世界大国雄心的作为深感失望与不满。
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尤其是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后，欧俄、德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欧盟及德国看来，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违反了国际法，挑战了战后欧洲安全格局。虽然其后欧俄关系出现过短暂缓和，但随着本次俄乌冲突的爆发，欧俄、德俄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欧洲进入了与俄罗斯对抗的安全格局。欧盟及德国认识到，在欧洲大陆，国家间发生重大战争并非不可能；欧洲的安全不可能通过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来实现，经济相互依存的战略并没有能够带来俄罗斯国内的积极变化，反而加剧了欧盟及德国自身面对俄罗斯时的脆弱性。为此，欧盟各国调整了对俄政策，援乌制俄成为“政治正确”，德国更是从以往对俄罗斯能源的大幅度依赖转为彻底中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
“俄罗斯是欧洲搬不走的邻居”，在这个意义上，有一个问题将是欧盟及德国无法回避的，即未来某一天，这场冲突结束后，欧洲的安全秩序将如何建构？这固然会受到俄乌冲突结局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国内政局的影响，但是，一个相关的核心问题是，尤其是德国政府倡导的“欧洲的安全只能与俄罗斯一起实现，而不是通过对抗俄罗斯”的原则是否依然成立？显然，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作为“新东方政策”倡导者和继承者的德国社民党也已经对其俄罗斯政策进行了反思和清算，并且坚持认为，越来越强的经贸关系将有助于俄罗斯的民主化和长期稳定的假设一是个错误；与此相应，德国对俄罗斯单方面的能源依赖也是安全政策上的一个错误，只要俄罗斯不放弃“帝国扩张”的野心，欧洲的安全就必须通过防范和抵御俄罗斯的威胁来实现。但是，也必须看到，德国社民党在最新的一份讨论文件中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仍然致力于在欧洲建立共同安全秩序这一目标。只有当俄罗斯也重新对此感兴趣、并承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基本原则时，这些才能发挥作用”[2]。由此可见，以德国社民党为代表的一些西欧力量，依然没有彻底放弃建立欧洲共同安全秩序的希望，只不过，与此前的欧俄、德俄伙伴关系相比，这种新型欧洲共同安全秩序将会是更有条件性和不确定性。概言之，结合当下欧盟及德国的对俄政策，可以认为，它们在对普京政权采取最大限度的强硬态度的同时，保留着将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有条件地融入欧洲的想法。
二、欧盟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了新的变量，也助推了欧盟安全政策的转型，这涉及欧盟成员国、欧盟以及欧盟与北约关系三个层面。
第一，欧盟各国均大幅增加了军备支出。最为显著的是德国朔尔茨总理宣布的德国安全政策的“时代转折”，它突破了德国历史上形成的“克制文化”的约束，具体表现有：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包括重型武器，突破了不向危机地区出口武器的“禁忌”；设立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增强国家与联盟的防御能力；大幅提高国防支出，以确保达到北约威尔士峰会确定的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作为目前欧盟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法国也宣布大幅增加该国的军费开支，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将2024年到2030年的国防预算提高到4130亿欧元，这意味着到2030年，法国的国防预算相比于2017年他首次就任总统时将翻一番。法国提高国防预算的重要目标是推动军事转型，以便使法国军队能够适应高强度的冲突。
第二，在欧盟层面，2022年3月，欧盟各国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通过了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为欧盟提供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即在2030年前加强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政策，目标是使欧盟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有能力的安全提供者。其中，最重要的计划是建立一支5000人的军事力量，即“快速部署能力”（Rapid Deployment Capacity, RDC）。RDC计划于2025年投入使用，届时欧盟将拥有更强大的（海陆空）可用力量，并且至关重要的是，RDC将能够调用类似空运这样的战略辅助手段，而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由美国提供的。[3]
《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旨在成为“地缘政治欧洲”的基础性文件，但它拟定于俄乌冲突爆发前，因此，其一出台就部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欧盟也在谋划进一步推进欧盟安全政策的转型，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德法两国的联合计划中。2023年1月20日，德法两国在巴黎举行《爱丽舍条约》签署6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法德联合宣言》，宣言指出，法德将致力于改善欧盟的防御能力，努力建设一个比今天“更有弹性、更可持续、更有独立行动能力”的欧盟，目的是使欧洲的经济、工业和技术基础更有弹性、更有竞争力、更有效率，实现真正的“欧洲主权”。[4]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8月29日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发表纲领性演讲《欧洲是我们的未来》。他在演讲中表示，要把欧盟建成一个世界军事“大国”，将欧盟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政治能力的地缘政治欧洲”。[5]为此，欧盟也在推动扩大进程，除了给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候选国地位、同意格鲁吉亚为潜在候选国外，还宣称西巴尔干地区所有六个国家最终都将拥有加入欧盟的前景，其目的是试图扩大欧盟的安全空间，重新划定与“俄罗斯世界”的历史边界。
第三，在欧盟与北约关系层面，也出现了一系列新动向。一方面，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北约获得了新的扩张动力，瑞典和芬兰正在谋求加入北约。而作为北约成员的其他欧盟国家，尤其是德国，正在加强自身在北约框架内的投入。例如，德国大幅增强了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包括加强了德国领导的北约在立陶宛的战斗群；德国还向14个欧洲国家开放了欧洲天空之盾倡议（ESSI），意在建设欧洲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对德国而言，所有这些努力都意在增强北约的“欧洲支柱”作用。另一方面，欧盟与北约进一步加强了合作。2023年1月10日，欧盟与北约签署了《合作联合宣言》，这是继2016年和2018年之后的第三份联合宣言，旨在加强欧洲集体防御，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双方在宣言中表示，“由于安全挑战和威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在继续增加，我们将在长久合作的基础上，把双方的伙伴关系推向一个新的水平”，为此，双方将调动各自掌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采取联合行动。双方对欧洲安全面临的共同威胁表达了强烈共识，宣言列出了双方将扩大和深化合作的一系列领域，包括应对日益严峻的地缘战略竞争，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增强其韧性，加强在新兴且具有颠覆性的技术领域以及太空的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挑战，应对外国对信息的干预和操纵。[6]
总体来看，俄乌冲突进一步增强了欧盟对北约的依赖。因为欧盟成员国以及欧盟即使在安全方面增强投入，也改变不了北约主导欧洲安全保障的格局。但是，由于对美国方面提供安全保障承诺的持久性存有疑虑，因此，欧盟不会放弃对“欧洲主权”的追求。当前阶段，欧盟及其成员国选择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策略是，通过增强北约的“欧洲支柱”作用，既补充和增强了北约的力量，又同步加强了欧盟的自主行动能力。正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拜登上台执政时就强调的，“欧洲”防务与“跨大西洋”防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一个有战略自信、有能力的欧洲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更佳的伙伴、更好的北约盟友，而这样的欧洲，也是欧洲自己所需要的。
三、结语
俄乌冲突使欧洲进入了一个对抗型的安全秩序，欧洲由此陷入“安全困境”。一方面，俄罗斯和美欧均将不断升级军事威慑，各自重新确认势力范围，形成欧洲范围新的阵营对抗，欧洲依然会处在动荡的风险之中；另一方面，欧洲安全越发依赖美国主导下的北约，由此会制约欧盟建设“欧洲主权”的动力和行动余地，而美国方面又不能完全排除未来某天会因国内政治极化和中美战略竞争的需要而减少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欧洲依然无法解决自身的安全保障问题。因此，对于欧盟及其成员国而言，为了实现欧洲的持久和平，仍然需要加强“欧洲主权”的建设，提高自主行动能力，以及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后找到一条建设欧洲整体安全秩序的出路。
* 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20VGQ011）的阶段性成果。
乌克兰危机持久化与中俄关系再调适
赵 隆*
以俄乌冲突为标志的新一轮乌克兰危机已持续一年，局势的持久化、复杂化、扩散化特征明显。总体而言，虽然各方的战略得失和能力边界不尽相同，但均缺乏妥协退让的意愿和空间，而在内政、经济和军事等多重因素驱动下，2023年可能成为决定危机走势的关键之年。与此同时，危机产生的多重外溢效应，成为中俄关系再调试的重要驱动力。
一、总体评估
（一）战略实践各有得失，多维度长时段分析更有价值。无论是作为直接当事方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作为间接参与方的美欧，都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具体来看，俄罗斯未能实现冲突前宣称的对乌“去纳粹化、非军事化”目标，但完成了实控地区的大幅拓展，包括连接克里米亚半岛的陆上通道的打通，以及在顿巴斯、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战线推进。乌克兰未能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但成功地收复了局部失地，并实现了政治身份的欧洲化（破格获取欧盟候选国地位）、安全能力的北约化（军队以北约标准转型），[1]以及意识形态的统一化（全面倒向西方）。美欧未能以制裁引发俄政治动荡或经济崩溃，但成功地将俄罗斯的“速胜战”拖入“消耗战”，并实现了北约历史性的机制重组和功能升级。因此，危机最终的输赢得失需要建立在多维度、多指标的客观评价之上，并从长时段的视角出发加以审视。
（二）取胜意志各具优势，单方面妥协退让缺乏空间。虽然俄乌对危机的性质存在认知差异，但实现目标、取得胜利的意志力在危机持久化的影响下却均有所增强。对俄罗斯而言，总统普京将此役与1812年的俄法战争、一战和二战的“决定存亡论”[2]以及彼得大帝对外作战的“历史责任论”[3]相比拟并引发共鸣，反纳粹、反霸权、反压迫的宏观叙事得以加速构建。俄精英界的认知从初期的分化逐步走向统一，关于对外关系“断裂式转折”[4]的讨论更趋一致。从俄将2023年度“国防和安全”预算提高至超过9万亿卢布（占政府总预算的32%）[5]和制定三年内扩军至150万人的计划可以看出，“特别军事行动”可能演变为基于“弥赛亚思想”、帝国战略文化和“新俄罗斯”（Новороссия）迷思的“圣战”，其成败不仅关乎俄外部安全和国际地位，也攸关社会凝聚力和民族荣誉感。对乌克兰而言，其作为“欧洲之盾”和总统泽连斯基的“正义守卫者”形象凸显，西方的援乌立场与维护“自由民主制度”实现政治挂钩，而俄对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加剧了乌民间的反俄情绪，完全收复失地的决心更为坚定。简言之，当前战局与俄乌的国家地位、政权基础、社会思潮密切联系，没有单方面退让的空间。
（三）能力边界各不相同，内部因素成为局势变量。在坚定的求胜意志背后，差异化的能力边界制约着俄乌美三方的目标和行动。与乌克兰相比，俄罗斯综合国力和后备潜力占优，非本土作战也提供了足够的政策回旋空间，但美欧对俄能源从单方“禁购”走向多方“限价”，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回归冲突爆发前水平，俄罗斯通过能源溢价实现经济“自我造血”的能力遭受打击。[6]在财政压力陡增的情况下，保持民众与战争的“距离感”难度增加。再看乌克兰方面，虽然乌克兰在得到美欧无时限“外部输血”的承诺后信心倍增，但受制于可动员兵力总数的限制，北约主战武器的优势难以完全弥补其兵源短板。美国兰德公司的最新报告认为，战事不断延长对美国利益而言将弊大于利。[7]随着俄“能源牌”效力持续减弱，美欧克服“战争疲劳”的能力显著提升，但援乌“无底洞”的预期仍然可能与其内部党派间的政治斗争相呼应，最终影响政策协调的效果。也就是说，危机持久化对各方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
二、短期走势
首先，2023年将成为决定危机走势的关键之年。在政治层面，美俄乌都存在利用“战果”迎接次年总统大选的需求。但与乌克兰（战时状态可延期选举）、美国（内政议题具有优先级）相比，俄罗斯获取阶段性成果的需求更为迫切，取得具有宣传意义的战果或因战事升级国家陷入安全危机，都是普京再度参选（胜选）的重要条件。在军事上，俄可能利用西方主战装备无法立即部署的窗口期，发动“春季攻势”，尽可能推进实控线，并根据能源收入衰减和社会承受力加大的具体情况，寻找将“消耗战”向“决胜战”转变的节点。而乌需要通过不断反攻证明其取胜能力，特别是让俄承受“战略性失败”的能力，从而巩固美欧援助的可持续性。
其次，战事烈度脆弱维持，极限试探增加战略误判概率。虽然北约和俄罗斯不发生直接冲突的底线尚未打破，但将战事维持在可控烈度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北约根据俄乌战力对比和战场态势，以小步慢走、均摊风险的方式推动对乌军援的自设红线前移。以英国、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军援竞赛”方式激发北约内部的“雁群效应”，施压德国等谨慎派跟进从轻型武器向主战装备、远程攻击武器升级。而面对北约从“避战”到“续战”的心态变化，以及军援“红线”向“虚线”转变的策略调整，俄恐陷入与北约的体系化对抗。虽然尚未触及“核战临界”，但开辟第二战线、升级打击范围等均是俄重构战力优势的可能选项。在互信归零的背景下，北约和俄罗斯的相互极限试探，恐对危机造成连锁反应式风险，尤其是显著增加了战略误判的概率。
再次，难分胜负、难以终结之战恐为定局。一方面，乌克兰难以轻易“言胜”，俄罗斯不会主动“认输”。由于没有设定具体量化的取胜目标，俄可将完成实控区的拓展定义为“胜利”，没有被迫“认输”的压力，不排除在取得一定战果后宣布“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实现。相较于俄，完全收复失地或俄（普京政权）崩溃是乌克兰衡量“胜利”的标准，因而缺乏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妥协的空间。而在北约不直接参战的前提下，西方援助不足以助乌克兰实现上述目标。另一方面，单方面的停战止战意愿无法解决两国在领土归属上的死结，更难以平复巨大伤亡造成的民族血仇。因此，无论是否签署和平协议或参照朝鲜半岛模式实现停火，缺乏解决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的适当法律程序，可能导致乌东南部地区演变为新的“加沙地带”，使乌克兰危机朝着“巴以化”、“叙利亚化”的路径发展。
三、中俄关系再调试
近年来，中俄关系已发展成为互信程度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的大国关系典范。乌克兰危机持久化对中俄关系发展产生外部溢出效应，导致双方在战略规划、议程设置和行动协调中必须适应国际秩序结构、大国博弈态势、地区安全格局、全球能源版图出现的新变化。
（一）适应国际秩序结构之变。一方面，美国的“霸权衰落”不但增强了发达国家的“集体失落感”，还在乌克兰危机催化下造成西方世界的“集体恐慌感”，使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内部协调和对外行动得到充分强化。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增长的“动能疲软”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内部鸿沟”同步显现。由此造成的能源、粮食、供应链危机加速传导，多边、双边合作中的泛政治化与泛安全化倾向，导致“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认同分化，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的战略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更为强化的“不结盟”意识和与主要力量保持等距离关系，逐渐成为不少国家的战略导向。[8]在某种程度上，中俄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完善之处既有共同认知，也存在解决方式的选择差异。中国强调在悉心维护的基础上对秩序进行改革完善，而俄罗斯寄希望于其彻底瓦解。[9]如何通过基于共识的战略协作，避免世界从发展议程主导下的“南北互动”回归安全议程主导下的“东西之争”，成为对中俄关系全球价值的重要考验。
（二）适应大国博弈态势之变。危机背景下，中美俄欧作为四大主要力量互动的非等边性更为突出。危机没有改变美遏华优先的大方向，还成为其捆绑中俄制造“民主对抗专制”叙事、构筑全球排华阵营的契机，但中美仍在针锋相对、间歇管控、有限合作之间实现节奏切换。依附于“反俄”、“恐俄”、“弱俄”的心理逻辑，欧洲以加强对美安全协调、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凝聚内部共识为主，对华政策的泛政治化、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突出。美欧反俄立场的政治正确性和恐俄情绪的社会普遍性，不但造成俄罗斯无法再通过“地理欧洲”属性追求“政治欧洲”的身份认同，加速淡化其作为“文化欧洲”的历史记忆；而且，“能源脱钩”还导致基于实用主义的俄欧特殊伙伴关系的断裂，成为“后普京时代”的美欧对俄政策范式转变的必要条件之一。[10]此外，俄主导“后苏联空间”的能力受到挑战，“东进南下”的对外战略调整加速。相较于俄罗斯的外交转向，中国坚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全方位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强调根据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认为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深厚的合作基础。大国战略导向和运筹能力的变化，迫使中俄需要在战略层面进行自我和相互再定位。
（三）适应地区安全格局之变。乌克兰危机持久化导致欧洲的“高强度”对抗和亚太的“高密度”遏制格局同步呈现。在欧洲方向，部分国家在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加依赖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纽带，强化北约东翼的长期遏制和威慑力，北约的“北扩”也构成欧洲与俄罗斯自黑海、波罗的海至北极海域的攻防前沿。与此同时，美国在通过盟友与伙伴体系在欧亚大陆东西两侧强化遏制能力、利用“四边机制”和“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打造遏华小圈子的同时，还借助所谓“乌克兰教训”加速推进北约与亚洲国家的制度化安全合作，以及北约成员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实践。面对地区安全新格局，中俄海空联合巡航和各类多双边军演等常规性合作被捏造为“中俄威胁”，中俄提升战略协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的尝试遭受妖魔化攻击。因此，中俄需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协调安全合作共同抗压，还要做到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国际社会整体安全的平衡，确保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特殊重要作用。
（四）适应全球能源版图之变。美欧对俄制裁导致国际能源市场的供需错配格局和“短缺恐慌”，不但引发价格宽幅震荡，还导致各类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干预措施纷纷出台，生产国和消费国各自群体内部以及相互间的利益鸿沟持续扩大，围绕能源市场份额、国际能源议价权和话语权的争夺更为激烈。随着美欧对俄能源从“禁运”转向“限价”，国际油气贸易的“去俄罗斯化”和“能源卡特尔”建设预演启动，以美国为中心的能源权力格局雏形已现。同时，气候安全虽然短期让位于能源安全议程，但各国实现绿色转型的决心并未改变，清洁能源和低碳产业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场域。在此背景下，中俄能源合作既产生进程提速、单向依赖上升和辐射效应增强的内生动力，也面临平衡互补的竞合态势瓦解以及政策性风险和技术性障碍增多的外部挑战，需要根据全球“零碳竞赛”的长周期效应和乌克兰危机的短周期效应优化升级中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综合上述，面对乌克兰危机持久化及其外溢影响，中俄需要将“建设性协作”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愿景，在战略定位上进行再调试，就全球和地区议程进行再协调，优化升级能源合作伙伴关系适应能源版图重构；在“守望相助”共同抗压的同时坚持“志同道合”原则，做到各自诉求与双方共识的平衡；防止任何力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进行“破坏性重构”，确保中俄协作成为动荡变局中的“稳压器”和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优质资产。
* 赵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原文责任编辑：崔珩
审校：《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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