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1日正好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50周年（2月27日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的日子。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不仅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3年的敌对状态，而且也是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在当前中美关系出现巨大困难和国际秩序发生重大转型背景下，纪念这个历史事件具有共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对于尼克松访华的意义解读也是多样的，这就需要我们在这一历史时刻认真思考应该纪念什么的问题。
地缘政治杰作与美式理想主义凯歌？
在美国对于尼克松访华意义的评价大致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实际上通过与中国化敌为友建立准同盟关系，在冷战中成功撬动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力量平衡，形成了美中对苏的战略态势。对于中国而言，尼克松访华意味着中国结束了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同时敌对的局面。这一种看法基本上是从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出发看待尼克松访华。第二种看法则是从理想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尼克松访华开启了美国引领中国重返国际社会的进程。尼克松在1967年曾经在《外交季刊》的文章中写道，从长期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让中国永远处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一派人看来尼克松的动机则是带有很高远的道义性的。
被誉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尼克松访华究竟是“地缘政治的杰作”还是“美式理想主义”的凯歌呢？笔者认为当然不能否认中美两国在冷战中为了对苏而急速接近重要一面，但过度强调尼克松访华是地缘政治外交的胜利意义对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来说有害无益。现在有的人甚至认为美国可以在当前中美俄这个三角关系中倒过来使用尼克松模式，通过美俄接近来制衡日益强大的中国，而这个过程中尽力分化和离间中俄关系也就变得很必要。奥巴马执政后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被解读为美国要放弃同时进行两场正面战争的思路，集中力量对应中国。而俄罗斯被美国认为是一个衰落的大国，从中长期战略角度来看就出现了美俄接近的想法。在这些人看来，尽管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从来就是跌宕起伏，但俄罗斯毕竟是欧洲国家，最终还是要融入西方世界的，而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按照这种逻辑，现在的乌克兰危机应该是“小打小闹”，未来联俄对华的战略选项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种解读把尼克松访华看成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凯歌，隐含着一种自我设定的期待，即中国按照美国设想的模式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实现类似战后美国对日本和德国式样的改造。这种认识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过度强调这种美国自我高估的道义性对于当前的国际关系也是有害无益的。在尼克松访华的前一年的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主要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中国的结果，美国不仅没有推动，相反是一直在阻拦。同样，近年来美国政府经常批评中国的一个理由是美国帮助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让中国经济通过融入世界得到高速发展，而中国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走上民主的道路，在国际上则是和美国竞争，这是对美国良好愿望的背叛。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与上述对尼克松访华意义高度美国中心道义解读一脉相承的。然而这只是美国单方面自我假设，中国似乎从来没有承诺过要通过美国化，西方化来融入世界。1972年，周恩来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就明确提到了，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双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中美《上海公报》也开诚布公明确写入这一点。换言之中国从一开始就已经明确表明了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只能在尊重差异基础上发展关系的立场。
求同存异和高度务实两大精神与“一中原则”
无论是“地缘政治杰作论”还是“美式理想主义凯歌论”，美国上述两种对尼克松访华意义的解读都是美国中心思维集中体现。笔者认为如果按照上述逻辑来纪念尼克松访华，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国际关系都将会犯方向性错误。尼克松访华的真正意义在于求同存异和高度务实战胜了冷战意识形态的狂热，推动了国际社会和亚洲地区朝着融合，和平方向发展。而这两点最为集中体现在《上海公报》，特别是关于台湾问题上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一中原则”达成上。
首先，尼克松访华是在越南战争陷入泥潭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可以说是至少一部分美国精英们开始反思美国用意识形态的框架看待战后亚洲国际关系的错误性。中国内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开始的“谁丢了中国讨论”导致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兴起，美国对战后亚洲国际关系的认识框架高度意识形态化。基于亚洲国家可能都被共产化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美国在亚洲参与两场热战，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的僵局和失败不是因为美国军事能力问题，而是因为美国用冷战思维去看待亚洲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内生动态。用反共武装干涉的逻辑去对应民族解放运动洪流是重大的“看错病，下错药”，结果是美国自身软硬实力巨大损伤。中美在《上海公报》达成一个中国的原则共识，实际上也是美国在反思之前在亚洲政策失败后的认知上重构结果。现在美国国内一些人认为《上海公报》“一中原则”是为了联盟中国对抗苏联和尽快结束越南战争的需要的现实主义利益至上妥协的权宜之计；还有一些人则批评美国当时为了一时间的利益牺牲了美国“盟友”，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历史的，在政策上也是有害的。超越意识形态对抗框架，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追求国家利益，这是理性主义的回归，也是尼克松这位“铁杆反共鹰派”决定访华背后的核心知识基础。
第二，《上海公报》在开始就以较大篇幅明确列出了中美两国分歧点，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与此同时明确强调这并不影响双方的具体合作和交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高度的“务实主义”体现。类似《上海公报》这样直接，系统和坦诚地罗列双方根本分歧和各自立场，但又承诺相互合作的外交文件并不多见，可以说这是中美两国在国际外交实践中的一个创举。这种高度务实精神同样集中体现在“一中原则”上，在这个原则共识基础上，尽管双方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没有影响中美开展交流与合作。中美建交谈判时候双方在对台问题上仍然有很大分歧，但正因为有这个“一中原则”的共识，双方发扬了尼克松访华中的高度务实精神在1979年正式建交。如果没有这种务实精神，中美关系也就很难会有之后长足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有时候会出现偏离“一中原则”对中美关系产生很大冲击，但最终都会回到来的原因。因为“一中原则”不是美国对中国的“恩赐”，而是务实主义的机理在起作用，是符合美国根本利益的。
亚洲地区从分裂走向一体
尼克松访华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中美双方秉持求同存异，务实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中美《上海公报》上。事实上这两大精神在推动整个亚洲地区从战乱走向和平，从分裂走向一体，从对抗走向对话，从贫穷走向繁荣中起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中美关系解冻后，日本，欧洲，东南亚等很多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特别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后，双方在解决柬埔寨危机中的积极互动为冷战结束后双方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多边合作的蓬勃发展让一个曾经饱受战乱，贫穷困扰的亚洲变得相互高度依存。越南战争高潮的60年代末，谁也不会想象得到亚洲一体化会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在这个亚洲地区从分裂走向一体的漫长进程中，50年前的中美关系融冰，以及这个背后体现的超越意识形态，求同存异和高度务实的精神不仅仅存在于中美之间，而是被整个地区所共有和内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克松访华不仅是中美关系的胜利，而且是整个亚洲国际关系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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