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并延缓自身衰落，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安全威胁”，推行所谓“全政府”和“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准确认识美国的对华错误认知，需要把握其哲学思想、历史观、世界观以及战略理论等思想根源。美国根深蒂固的“天命论”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及对丛林法则的信奉，导致其形成了唯美国独尊的历史观，建立了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和自恋式的未来史观。美国从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思维出发，形成了偏执地树立假想敌的政治安全观和“重利薄义”的对外关系理念。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并在当前的背景下加速了其自身的衰落，将中美关系推向竞争甚至对抗。中美关系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和平共处应是中美两国基本的相处之道。中国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全方位、综合性地应对和塑造中美关系，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理论、战略和政策等多层面与美国进行建设性互动。
关键词：中美关系；历史观；世界观；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威胁
三、“重利薄义”的思想基础
“重利薄义”是美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思想基础，代表了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世界公义和自身私利之间的取舍标准，也决定了美国在全球事务和中美关系方面的基本理论取向和行为方式。
（一）实用主义哲学
外交哲学体现了一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准则和追求。作为贯穿美国发展历程的主要哲学思想，实用主义所强调的“不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的论点，不仅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而且在美国政党政治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双重催化下发展成为机会主义和投机主义的替身。首先，实用主义在其主体思想上没有原则只有霸道。以中美关系为例，美国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上强词夺理，近年来更是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歪曲、篡改、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2022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正警告，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安全，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然而，佩洛西办公室发言人却颠倒黑白妄言“此行绝不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等长期政策”，甚至倒打一耙“呼吁停止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其毫无原则的霸权本质和强盗逻辑展露无遗。其次，实用主义在国际机制中体现为没有义务只有权利，往往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以“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等说辞退出了包括《巴黎协定》《全球性难民和移民协议》《伊核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内的数个多边协议或组织，其“利字当头”的单边主义行径不仅动摇了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且大量透支了美国在其盟友及其他国家中的信誉，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反观中国，在面对来势汹汹的逆全球化浪潮时，在合作抗疫、提振经济、科技创新等方面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2021年2月5日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提出的，“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此外，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美国在经济、科技上的行动没有契约精神，只有利益。在中美经济、科技关系上，美国通过炮制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将“数字丝绸之路”等视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与挑衅。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通过《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美国创新与就业法案》《无尽前沿法案》《民主科技伙伴法案》《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等一揽子措施从立法层面将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科技上的全面竞争作为主要关注点，并通过进出口管制、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如打压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制定新兴技术标准等手段达到其竞争目的。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正在被美国单方面转化为一场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战略竞争，已无战略互信与契约精神可言。
（二）只赢不输的博弈思想
既为博弈，就有输赢，但美国追求的是绝对和完全的“赢”。在中、美总体力量的对比上，美国追求对中国的绝对、持续优势。拜登在其竞选期间，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其中明确提到“中国正在通过扩大其全球影响力，推广自己的政治模式，并投资于未来的尖端技术……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以防止其诸如‘掠夺’美国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之类行为”，拜登甚至表示美国亟须建立坚实的同盟阵线以重新获得对华的绝对体量优势，从而维持美国霸权。在对华战略布局上，美国拥有一整套遏制中国的战略思想、机制、力量部署、手段等。在战略思想上，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优先”与“脱钩”，还是拜登政府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其本质都是通过塑造“共同威胁”以达到遏华目的。在机制上，美国继续加强与盟国、伙伴的合作广度与深度，推动机制化建设，最大限度地制约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在力量部署上，美国自奥巴马政府时期就着手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投入，调整军事力量部署，并通过从阿富汗、中东等地区的战略收缩与对亚太地区盟友、准盟友的再拉拢，使亚太地区在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手段上，根据《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一文，可以归纳为五点：重建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威慑和阻止中国逾越美国“红线”、在特定领域公开对华战略竞争、在某些领域继续与中国进行合作、加强对华意识形态斗争。在中美关系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反对中美“双赢”，并反对国际关系中通常的利益交换，充斥着零和博弈与独断专行的思维。
（三）急功近利的执政思想
在美国，赢得选举和获得政权成为执政的首要目标。而且，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选举驱动的执政思想已经被认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在对华关系上，以疑华、反华而获得选票和达成两党共识、府会共识、朝野共识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顽疾而积重难返。借打“中国牌”以显示维护美国利益的决心，已成为美国选举政治的常态。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研究学者托尼·法布里齐奥（Tony Fabrizio）在观察了2022年中期选举的选情后直言，“关于候选人同中国的关系的流言，即使是虚假的、有误导的、夸张的，但依然甚嚣尘上，……候选人被贴上对中国软弱的标签并不是一件好事。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催化了选举中的中国因素”。因此，在美国选举频繁的环境下，中美关系长期受到制约和攻击。在对华战略和政策上，因循守旧成为美国的政治常态，战略突破则阻力重重。在当前的美国政坛，反华者皆可唱高调，希望合作者噤若寒蝉。以卢比奥（Marco Rubio）和斯科特（Rick Scott）等为首的反华议员近年来“逢中必反”，他们仅在2022年就向国会高调提交了多项针对中国的法案，其内容包括石油禁运（China Oil Export Prohibition Act）、交易采购限制（Transaction and Sourcing Knowledge Act）和企业投资（Turn off the Tap Act）等多个方面。然而，在美国两党之间、府院之间，沆瀣一气者众多，主持公道者甚微。美国不顾道德底线与国际交往原则攫取政治资本的险恶图谋，使本就困难重重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寻求战略突破受到诸多限制。此外，美国利用其政治制度为自身缺乏诚信道义的对华战略和政策服务。例如，美国的政府更替往往导致对华政策稳定性和持续性不足，如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裁军、核不扩散、粮食与能源安全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又如政府和国会意见相左，一项政策有时会出现政府同意但国会却反对的情况，从而增加了政策实施的难度。在《中美建交公报》发布后的1979年1月26日，美国国务院就曾向国会递交了“台湾授权法案”，但未能通过。在之后的三个月内，美国国会出于“将台湾的前途纳入美国的利益”的重利薄义思维，通过了130多项修正提案，最终《与台湾关系法》得以出台。可以说，《中美建交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共存就是“府院之争”的典型例子。
（四）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强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善即恶，这种思维模式在西方国家根深蒂固，早已成为其民族的一个思维特性。
第一，二元对立的思维在美国分析和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体现得非常突出。例如，美国依然固守大国竞争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思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时声称美国“不是在寻求冲突或新的冷战”，但同时又称中国“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与实力……北京会使我们远离过去75年来保障世界持续进步的普世价值观”。其自相矛盾的逻辑背后正是数十年冷战思维在作祟。又如，拜登政府执政后热衷于联合同盟寻找假想敌。美国通过改造既有双边同盟以及新建伙伴关系的方式双管齐下，将“印太”地区作为构建制衡中国的盟友与伙伴体系与复合阵营的“试验田”，在推动盟友和伙伴力量深度整合的同时，寻求建立对华竞争甚至对抗的“统一阵线”。再如，美国“一刀切”地将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声称，“我们正在重新参与一场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民主的内涵并非由美国来定义，将“民主”二字与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划等号本身就是不客观、不民主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清楚“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第二，“和合共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之一。以辩证法来认识世界，可以消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零和博弈思维与“冲突—征服”的世界观，使行为体的能动性得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提到的，“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第三，不同的思维模式将长期存在。不同民族、国家的思维模式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得以形成，相对正确或错误的思维模式往往需要更长时间辨析、检验和反复后才能最终被接受或摒弃，一些基本的思维模式之争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并将持续进行。中国和美国坚持的基本哲学和思维模式也是如此。没有当代化和全球化的裂变以及硬实力的支撑，《中庸》《周易》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很难完全改变美国的思维模式，这需要战略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结束语
在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中，美国为了维持霸权或至少延缓自身的衰落，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主要安全威胁”，正在推进“全政府”和“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对此，中国的应对也必然是全方位和综合性的，需要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有效应对的基础上进行思想理论的交流、交汇和交锋。党的二十大从更宽广的视野提出了处理当代大国关系的框架和准则，“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2022年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进一步指出，“中美双方需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中美关系影响着未来世界的走向，中国不能只是被动应对，还需要更加主动地塑造。从思想意识和理念、理论方面看，中国需要做出努力。
第一，世界是物质的。综合国力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也是第一要务，更是最终改变美国仇华、压华立场的基本保证。中国需要继续以发展为中心，夯实经济和科技基础并不断提质升级，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促使或迫使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承认现实和回归理性。
第二，世界也是精神的。中国在走近和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中，需要不断提升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此，中国在与美国的斗争与合作中要加强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习与领悟，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加大建设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力度，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更多的思想理论共识。
第三，正确和准确地定位国际关系中的竞争，并予以应对。国际关系中竞争是常态，如经济竞争、科技人才竞争、综合国力竞争、思想意识竞争、战略竞争等。因此，中国并不否认中美关系中存在竞争。例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我们不否认中美在经贸领域存在一些竞争，但是不能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不能搞你输我赢的恶性竞争，更不能打着竞争的幌子搞大国对抗。”但是，中国政府反对美国政府以偏概全地以“战略竞争”定位当前的中美关系，并且认为“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中美两个大国如何找到正确相处之道，既是人类社会没有遇到过的课题，也是两国必须共同解开的方程式”。
第四，和平共处应是中美两国基本的相处之道。1972年2月，中美在《上海公报》中已经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上达成共识，但是纸面上的共识转变为思想和行为上的共识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仍未实现，可见言行合一的难度。在新形势下，习近平主席又把中美关系应当遵循的三大原则中的“不冲突、不对抗”提炼为“和平共处”，并将其置于“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之前。他指出，“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和平共处，这是两国最基本的共同利益。”不言而喻，中美两国应当严守“和平共处”的底线，努力争取不冲突、不对抗。
第五，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引领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国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看待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根本问题，引导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方面进行战略思考，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次上逐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理念。而且，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将美国包括在内的。尽管当前美国的认识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但是中国不能因此而放弃相应的努力。相反，中国要坚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理论、战略和政策上与美国进行建设性互动，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原文：《国际展望》，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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