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领导人最近的两次北京之行揭示了未来经济脱钩时代的诸多悖论。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日前的访华之旅在西方引发了一波又一波争议。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的访问几乎没有引起太大关注，但事实上，它在许多方面更能说明脱钩面临的挑战。
马克龙与冯德莱恩一同前往北京，以展示欧洲在对华问题上的统一态度，但随行的还有一大批法国商界领袖，这使巴黎被指奉行重商主义外交政策，令欧洲看上去四分五裂。
访华几天前，冯德莱恩发表讲话，认为欧洲应该“去风险化”，而不是与中国脱钩。她说，完全脱钩是不可取的，相反，西方应该降低在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产等战略领域的风险。本周，七国集团财长也谈到了供应链“多样化”的必要性，并计划为新兴经济体“赋权”。
安瓦尔·易卜拉欣对北京的访问与此不同，他没有谈论脱钩问题。相反，这位马来西亚领导人盛赞中国的经济实力。随行的也有许多马来西亚商界人士，他们带回了价值近390亿美元的交易。
来自全球南方的领导人纷纷前往北京的景象，应该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尽管西方领导人正试图摆脱数十年来的全球化，但从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到马来西亚和泰国，许多亚洲国家认为中国对它们的经济未来至关重要。它们非但没有寻求脱钩，反而想跟北京进行更多贸易往来。矛盾的是，这正是西方脱钩政策实际上可能带来的结果。
全球企业现在都在谈论“友岸外包”，即把生产转移到印度、墨西哥或波兰等地缘政治伙伴那里。或者，它们也可能选择在东南亚建立生产设施，那里的大多数国家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采取地缘政治中立态度。像马来西亚和越南这样的国家常被视为脱钩的赢家，在西方企业迁离中国之时吸引它们来到本国。
然而，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首先是到目前为止，脱钩几乎没有真正开始。半导体行业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不过我们很难看到其他行业涌现类似的举措，尽管大家都在谈论供应链的去风险化和韧性。
西方跨国公司更常谈论的是“中国+1”策略，即它们继续在中国制造产品，同时选择另一个制造业基地作为对冲，比如马来西亚。
但想象一下，如果地缘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西方公司受到惊吓，脱钩开始更快地向前推进，那会怎样？对于这个问题，许多西方人认为，转移生产将使他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脱钩过程可能会吸引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向西方靠拢。最起码，这两种假设都值得质疑。
以三星为例。该公司在2020年决定将生产活动转移到越南，这意味着这家韩国巨头现在每年在越南工厂组装数百万部手机。许多手机随后被出口到西方，但这些手机使用的许多零部件仍然是在中国制造的，所以越南必须从中国进口更多手机零部件。
近年来，越南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急剧上升，类似模式在其他有时被称为“亚洲工厂”的地区也清晰可见。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迪蒂亚·马图即将公布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东亚国家对美国的出口有所增多，但它们从中国的进口也变得更多了。
结果是一个双重悖论。首先，脱钩非但没有将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而使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而不是减少它们对中国的依赖。其次，虽然全球供应链的转移似乎使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降低，但大部分零部件仍然来自中国，对这些零部件的持续需求意味着供应链的脆弱性依然存在。
在访华之前，冯德莱恩认为，“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她是对的。鉴于现代全球化有着复杂且相互交织的结构，事实可能证明，就连部分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这项任务也比看上去更难完成。
图文：参考消息 202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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