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上海公报》的核心是面对世界新格局的大胆调适

50年前的1972年2月21日到28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两国于2月28日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点击链接，回顾“与世界对话·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论坛”活动）今天人们回顾那段历史并再读《上海公报》时，讨论较多的是其对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重大意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上海公报》更宏大的意义，则在于其体现出的国际格局与大国战略之间的互动。

国际格局就像地壳运动，其变迁与重组对大国关系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格局的重大变化有时候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并伴随一些标志性事件，比如冷战的开始；有时突如其来，比如冷战的终结。国际格局发生变化是一个客观过程，但是明智的决策者能够清楚地认识这个大势，需要时可以打破自己既有的思维定式，通过高瞻远瞩的内外政策趋利避害，最终充分利用格局变化带来的“势能”。

50年前的1972年，世界格局正面临一次重大的调整。美国对苏优势逐渐缩小，冷战由“美攻苏守”转向“苏攻美守”。美国内外交困，深陷越战泥潭，进入一个相对衰弱的时期，中国完成“两弹一星”试爆和发射，初步解决“挨打”问题，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立的力量中心。属于西方阵营的欧洲、日本的独立性都明显增强，而原来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和苏联两国关系完全破裂。1969年中苏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边境发生的冲突，美国开始筹谋从越南撤军则是国际格局变化中的标志性事件。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敏锐地认识到了国际格局的这种变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安排，从1969年6月开始，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开始研究国际形势。他们在给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美苏矛盾和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很快接受了这一观点。与此同时，中国方面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改变了“美帝”与“苏修” 要么就是将爆发世界大战，中国必须积极备战；要么就是相互勾结，共同反对世界人民革命的长期判断。这一判断调整实际上将美国与苏联区别开来，更加实事求是地分析美国内外政策和对华关系。对国际格局的主要矛盾的认知变化，为中国调整对美战略提供了基础和空间。

在美国方面，尼克松担任总统后提出“尼克松主义”，主张由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越南战争越南化”、收缩美国在亚洲的力量等主张，以适应美国的困境。1971年9月，尼克松在演讲中进一步提出了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说法。对中国日渐上升的国力以及未来巨大潜力的重视，是尼克松决定调整对华战略的基本考虑。在观念层次，以“右”著称的尼克松政府能够与中国走向缓和，认识到同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与苏联存在明显的区别和分歧，看到资本主义的美国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制衡苏联、避免战争、解决亚洲几大热点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也体现了清醒的现实主义思维。

在对国际格局进行深思熟虑之后，中美两国领导人同步采取了大胆行动，由此才有1972年2月下旬“改变世界的一周”。除《上海公报》之外，中美在1978年12月和1983年8月分别发表《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与主要解决建交、对台售武两个具体问题的后两份公报相比，《上海公报》的实质是中美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双方比对各自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协调各自的对外政策，形成国际关系的新组合、新均衡，并寻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因此，《上海公报》立意深远，开篇就是中方气势磅礴的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美方在其单独声明部分也开篇即论述了如何实现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原则。50年后重读这些文字，似乎仍能听到50年前国际格局碰撞激荡的回响。

如今，国际格局又一次处于极其深刻的变化之中。中美两国在新变局下，也必然会重新定位各自位置，并重新确定各自战略。这是今天与50年前相似的地方。然而与50年前不同的是，50年前格局变化将中美拉近，今天格局变化则将中美推远。今天我们纪念《上海公报》50周年，重点不是不切实际地期待中美两国“重修旧好”，而是在于清醒地认识到国际格局与中美关系之间的作用力，体会准确把握大势给中美两国和全球带来的重大利益。今天，中美很难再产生新的关于格局与战略的公报了，但中美两国终归要在新格局之下形成某种新的战略均衡、战略稳定。我们不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但50年前中美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极其宏大的战略视野、高度清醒的现实主义思维以及富于想象力的外交技巧，都仍然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文章来源：香港橙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