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明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

国际关系;亚太研究

袁明:六十年,走在中国与世界的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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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正面临严峻困境,“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身份区隔导致的偏见与敌意令人担忧。如何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建立起沟通合作的桥梁?世界正愈加迫切地希望得到答案,中国也不例外。

近日,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原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袁明进行了深度采访,她表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正是贯穿她人生道路的主线。快和小 i 一起来读读袁明老师的故事吧!

昨日的世界

1961年,十六岁的袁明坐在高中教室里,从书包掏出了外公订阅的《人民日报》。班里的一些男同学听见报纸哗啦声响便立刻涌了过去,围着她争相传看。读报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学生来说不是常事,但所有人都知道,袁明家里是有《人民日报》看的。时值中苏关系恶化的节点,国际局势如漩涡一般飞速旋转,大国博弈的“火药味”通过报纸这个窗口,蔓延到了袁明的小世界里。袁明虽然整日坐在上海一间普通的教室里,报纸传递过来的信息却刺激着她不断想象世界的另一边在发生了什么。“看了(报纸)以后觉得,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一件大事在发生!”

在信息传播相对滞缓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对于学堂里读书的中学生来说是模糊的,国际政治更是遥远的。但对袁明而言,这些都是外公茶余饭后经常与自己谈论的话题。“外公是我现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蒙老师”,小学时,袁明最大的乐趣之一便是听外公讲他的留学故事——这位在当年十分罕见的一代留学生,在外孙女面前翻开一本世界地图册,用手指着那些被花花绿绿色块标识的国家和浩瀚的蓝色大洋,告诉她自己当年如何坐着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辗转到德国,如何在柏林勤工俭学、学习电气技术,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迫近后,又是如何从海路绕道印度洋,几经波折回到祖国。那些曲折的留洋故事、迷人的世界地图、“刺激热闹”的新闻头条,为年轻的袁明勾画出了一个宏大世界的轮廓。

1962年夏天,十七岁的袁明梳着两条大辫子,在兴奋和期待中从上海北上,第一次来到北大。当年英语系一年级新生只有30人不到,外国留学生倒占了7个——3个阿尔巴尼亚学生,4个朝鲜学生。 “你想想,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经济那么困难的时候,还要花钱资助外国留学生,而且是来北大接受这样好的教育呢?”那个年代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留学生话题,莫过于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和原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姜锡柱的同寝情谊。姜锡柱后来感叹:“在当年全中国人民吃不饱的情况下,中国还是为留学生提供相对较好的食宿条件。”他表示非常敬佩中国和北大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

彼时的北大经历了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正式开始接收来自“兄弟友好国家”来的交换生和留学生。1952到1966年间,来自越南、朝鲜、苏联、蒙古、阿尔巴尼亚、波兰、古巴等十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总数达1875人,袁明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认识到了当时世界的“一极”。后来,李肇星在采访中曾提起:“当时国内反美的浪潮很高,经常有群众上街游行。有一次英语专业的十几个同学从天安门游行回来,一个一年级的女生十分激动,声称要转系学西班牙语。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英语是‘帝国主义语言’,为了支持古巴人民反帝运动,我要改学‘卡斯特罗的语言’!我告诉她语言是反帝斗争的工具,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不学好他们的语言怎么行?后来,她成为国内研究美国问题的知名学者。”而这个激动的女生,正是袁明。袁明也坦言,虽然英语学起来很轻松,但她其实并不喜欢;除了没有学成的“卡斯特罗的语言”,袁明还深深着迷于中文。她听着年轻的袁行霈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到《楚辞》,从《孔雀东南飞》到《木兰诗》……屋外是杨柳依依,春风习习,屋内是袁先生在黑板上用白粉笔一字一句写下板书——“那可真是漂亮极了!”

年轻的袁明当时不知道自己日后会干什么,但她本科阶段对英文和中文的熟稔,冥冥之中给袁明的人生埋下了一条线索——中国和世界。

远方,远方


毕业后的那十年里,袁明和许许多多青年一样,下农村、做劳动、当老师,在时代的裹挟中等待着可能的转机。当历史的车轮行驶到1979年,改革的春风推动一切逐渐步入正轨,袁明迅速地抓住机会,回到了心中“远方的北大”,成为了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对外开放”的国策震荡着整个中国,也席卷了这一代人的心潮。“走出国门看看”蔚然成风,公派留学事业也重新受到关注并逐渐开启。1978年,邓小平同志坚定表示:“我赞成留学生数量的加大……要成千成万地派。”学者们纷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高校;1983年,硕士毕业的袁明远渡重洋,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

这是一段奠定袁明人生基调的时光。桥的一边是中国和北大,另一边则连接着更远的远方——世界。“我们这几代中国人,都是带着振兴中华的使命走出国门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旧金山湾区,中国的访问学者们只是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地学习、研究。袁明回忆起与自己一同访学的、如今已是院士的王阳元,当年每天乐此不疲地坐着摆渡车往返伯克利小山丘上的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有时和袁明见着面,常兴奋地说起自己昨夜如何为了等实验结果又一宿没睡。让袁明深深感动的是,虽然中国人并不多,但每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学者,都因为有这样面向世界的学习机会,浑身上下洋溢着热情与憧憬。

然而,单向的“走出去”无法弥合长时间闭塞形成的沟壑。袁明失望地发现,中美两个国家长久以来的隔阂太深了,交流太少了——很多美国学者谈论的压根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中国,中国只是他们想象中的远方异国。这种认知上的落差与错位,让袁明内心第一次受到了刺激。“怎么才能相互理解呢?”袁明这样问自己,而一个贯穿她毕生事业的线索也就此萌生。用袁明自己的话说,那是她第一次感觉自己“发心”了。在伯克利,袁明开始尝试和美国学者讨论,从中美历史谈到朝鲜战争,在具体而真诚的对话中架起沟通的桥梁。1986年,回到北大的袁明筹备起了“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1945-1955”。“当时众说纷纭,难度很大,我和校长在外交部和朱启桢副部长谈有半个多小时。北大邀请的是中国和美国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这些学者直到今天仍在中美关系研究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袁明坦言,自己那时候以一己之力发起研讨会,着实有些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但正如二十年前,班里年龄最小的她担任起了团支部书记的职务,遇到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袁明总是愿意放开手脚尝试。2016年,71岁的袁明正式受聘成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第二任院长。

走在桥上

在袁明眼里,于古稀之年接任院长纯属“偶然巧合”。但实际上,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背景,以及多次参与及塑造国际事务重要历史场合的经历,昭示着袁明与燕京学堂共通的底色。2016年年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前来拜访,请她执掌学堂。一向随和、顺其自然的袁明没有推脱,她的语气轻松但又坚定。“我说,那就试试吧。但我要做就要尽全力,做到我心目中跨文化交流应该有的样子——聚焦中国,关怀世界

踏进开满紫藤花的静园三号院,见到那些来自全世界的年轻面孔后,袁明知道,他们早已经与几十年前的来华留学生大不相同了。1952年,来自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的交换留学生33人进入东欧交换生中国语言专修班学习,翻开了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历史第一章;那些曾经与袁明在本科阶段一起学习英语的留学生同学,大多是带着特定的任务和使命千里迢迢来到北大。而七十年后的此时此刻,北大的国际学生数量已经累计达到了10万人次,来自五大洲的19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吸引着他们,而他们选择了中国,选择了北大。遥想当年那些传看一份《人民日报》的高中同学、那些一栋宿舍楼就能装下的“友好国家”留学生、对中国并不实际了解的外国学者,袁明眼中的燕京学堂学生已然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他们立足于真实的中国与世界,在北大眺望着人类共同的未来。“第一,他们都是现代知识体系训练出来的学生,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享的知识体系;第二,他们都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关心关乎人类与世界的公共议题;第三,他们的阅历非常丰富,有扎实的跨文化实践经验和开阔的全球化视野;第四,他们的语言能力非常强,多则掌握十几国语言,少则精通三、四门;第五,他们都对中国都有着发自内心的浓厚兴趣。”

自2015年成立到2021年的短短七年间,燕京学堂共接收了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300余所世界高校的748名学生,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母语、不同的文化……这些时刻提醒着“摸着石头过河”的袁明。她和燕京学堂的老师们深知,只有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才能让“跨文化交流”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价值和魅力。“在我看来,要做好中国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把课堂设在中国的大地上,让年轻学生尤其是留学生们深入中国社会,把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就是根据课程内容,由导师带领学生们去全国各地调研。”燕京学堂必修课“转型中的中国”正是在这一理念下的产物。第一年开课时,虽然内容充实,但学生们觉得形式上并不那么吸引人。“于是,我们就去了解学生喜欢上什么课、喜欢什么样的老师。”袁明和同事们亲自和学生聊天,得知他们最喜欢“蹭”什么样的课,比如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世秋老师有关环境的课、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老师等等。很快,这些课程就被纳入了“转型中的中国”,并配合了丰富多样的实地调研活动,形成了“移动课堂”的新鲜形式。正如这次课程改革,袁明在很多时候充当的并不是“管理者”,而是学生们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同行人。每年春天的“全球青年中国论坛”是燕京学堂的“品牌活动”之一,致力于为全球优秀青年学子提供一个交流中国研究的平台。这个最多一届曾收到六千余份申请、上百名青年代表参与的国际论坛,最初的创始人其实只是十名燕京学堂的学生,而袁明称自己与学堂只是“尽全力支持与配合”。时代的潮水翻涌向前,总有一座桥架在那里;在这些学生身上,她仿佛看到了当年极力推动中美学者讨论会的自己。

“怎么才能相互理解呢?”——这个在八十年代访学时生发出的疑问一直萦绕在袁明的心间,如同悬在头顶的月亮一样引着她不断思考。“今日世界上,一种不同版本的叙事模式正在卷土重来——所谓的‘我们和他们’。一己与他者的关系被推到极致化,他者甚至开始变成了威胁或敌人。如英国诗人吉卜林的感叹:‘西归西,东归东,难相逢’。”袁明曾经如是描述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所面临的困境,而她要建起一座桥。

2018年2月26日,二教的阶梯教室里,四位身着正装、肤色各异的美国学生出现在了《美国文化与社会》的开学第一课上。他们都是受袁明邀请的燕京学堂学生,与上百名北大的中国本科生直接交流,讲述他们的美国故事。“这个是罗狮杰(Dominic Romeo),他的中文好到可以上央视,史锐思(Rexroad Simons)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他那时候中文还不那么好,和现在差远了,李墨飞(Christopher Murphy)应该是美国中西部来的,他那种性格对谁都是灿烂热情的,这位张睿嬛(Caroline Zhang)是美籍的香港人,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当时本科生们都特别开心。”接受采访时的袁明拿着那张她专门冲洗出的合影,一位一位细数着四个学生的经历和特点,回忆着那个别开生面的课堂。而这样具体的对话、真诚的情感往往能够弥合抽象的分歧。

有关罗狮杰的一个小故事总是被她反复提起。三年前,前任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访问燕京学堂,袁明与一些学生在静园接待了他,与他讨论中美关系等等严肃的问题。“当时气氛挺紧张的,因为芮效俭不断地在抱怨,他第一骂的就是特朗普,第二是他对中国也有很多批评。”气氛由于种种因素而愈来愈僵时,穿着球衣、满头大汗的罗狮杰抱着篮球突然从房间外探头进去,兴奋地说:“袁老师,we won!(我们赢了!)” 整个房间的焦点随之汇聚到了这个美国学生和他的篮球队上。“我说:‘Wow, Romeo, you broke the ice!(你打破了僵局)’。燕京学堂篮球队既有中国学生,也有国际学生,‘我们赢了’不只是‘我’的胜利,这是年轻人在跨文化交流中所展现出来的集体认同。大家一下子都笑了,座谈会的气氛也随之渐渐改变了。”这个令袁明难忘的瞬间里,具体的对话、真诚的情感再一次弥合了抽象的分歧。

从回忆中走出来,袁明笑着讲述自己的体悟:“我到了这个年纪了,让我自己也觉得感动的一点,就是我看到的都是具体的人。”六年里,古朴的静园见证了来来往往的青春面孔,而袁明总是注视着一个个鲜活而真实的个体。就在接受本次采访当天的凌晨,袁明收到了燕京学堂2016级学生李墨飞(Christopher Murphy)的邮件——他成功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激动地感谢了袁明的帮助与支持。即使他已经从燕京学堂毕业近四年,袁明仍然关心着这位热情开朗的美国学生,与他交流中国研究,帮他撰写推荐信继续他的钻研之路……带着中国故事走向哈佛的美国学生李墨飞、加入中国华为公司工作的墨西哥学生安君傲(Antonio Roberto Quiroz Soto)、回到中国在荷兰驻重庆领事馆担任副领事的荷兰学生江海平(Pim Gerard Sjef Ten Haaf)……他们和老师袁明一样,是新一代走在桥上的年轻旅者。走出燕京学堂,每一名学生都像一根轻盈灵动的丝线,他们最终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袁明六十年来走在桥上获得的最丰盛的回馈。

采访结束离开学堂时,退了休的袁明一直在和同行的老师询问学堂的发展情况,叮嘱他们关心学生们的问题和需求。77岁的袁明走出静园爬满紫藤花的大门,那个记忆中的世界地图册则在她身后的门里,缓缓向着未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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