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新时代的中国与日本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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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蕴岭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在周邻关系中，中日关系可谓“剪不断，理也乱”。作为近邻，中日两国有着长久的交往史，既有美好的回忆，也有痛苦的记录。进入近代以来，日本综合实力大超中国，成为与西方列强比肩的强国，并加入了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行列，在东亚大搞侵略扩张，一举打破了东亚，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传统关系格局和秩序。

二战后，中日都发生了巨变。中国建立了共产党执政的新政权，日本被美国改造成为盟国，中日分立在两个对抗的阵营。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日本跟进，中日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既有非常友好的蜜月期，也有气氛紧张的阶段。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综合力量快速、大幅提升，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变得更加复杂。而中国对日本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的许多做法也强烈不满。2011年，日本政府宣布把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跌入低谷，经过双方几年的努力，如今才基本上回归正轨。

不过，总的来看，恢复邦交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基本是稳定的，而支撑稳定大局的主要因素是守住了中日关系基本原则的底线。和平、友好、合作是基本原则的核心，给这个核心做“保驾”的是中日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1972年中日建交，确立了“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大原则。这个原则在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得到确认。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重点强调的还是这个原则，承诺双方要致力于实现和平与发展、友好与合作。2008年中日两国在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特别强调，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的选择，明确承诺，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

和平与友好作为基本原则，体现了中日新关系的性质与特色。和平的对立面是战争，友好的对立面是敌对，或者交恶。战争与敌对是中日近代关系中最深刻的历史记忆，既不能忘记，更不能重演。因此，每当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时，两国政府就以这个基本原则为指导，致力于让关系回归正轨。当今，中日关系处在一个与之前不一样的环境和结构中，面临新的挑战。以往，我们比较关注，也是常引起矛盾的是历史问题、钓鱼岛争端问题，这些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彻底解决的良方，只能让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慢慢消减，而在这个过程中，也许就会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搁置争议或者直接解决的方案。新挑战的主要含义是指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构建稳定、和平与合作的关系。

我曾写过一篇“百年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长文。文中提出，构建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首要的是凝聚共识，特别是在日本对中国的接受度与中国对日本的接受度上凝聚共识。中国的综合实力以越来越大的幅度超越日本，日本对如何与一个强中国和“异质的”中国（非西方民主政体）相处感到困惑，对中国的许多做法也难以理解和接受。前不久，我在日本参加一场会议，对此感受颇深。几位曾居高位的日本专家在谈到中国时，都是用“我们自由世界的看法”如何如何来表述，在他们看来，中日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世界，很多方面难以苟同。这就是挡在日本与中国政治关系间的一层厚厚的隔板。而从中国的角度看，以往更多地是担心日本会不会“再军国主义化”，如今这样的担心不那么强烈了，但对于日本与美国进行战略协同、追随美国在一些领域与中国博弈，还是感到不悦，也保持着高度的战略警惕。在此情况下，中日需要基于和平友好的基本原则，面向未来，把握大局，以智慧和耐力化解分歧，增加战略和利益上的协同与合作。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尤其是贴在援助物资上的古诗句“异域山川，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等，一下子拉近了两国人民间的感情，也让人们为患难见真情而感动。今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将访问日本，有关中日发表第五个政治文件的议论不少。在我看来，如果要发表，离不开两条：一是和平与友好，二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协同与合作。

图片来源：网络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2020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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