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追忆我的良师益友，傅高义教授

非常感谢各位演讲嘉宾，特别是姜江先生还有Steven Vogel教授，非常感谢。我的第一外语是日语，英语是我的第二外语，所以我的英语不太好，抱歉。

傅高义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12月20日，我惊闻傅高义教授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那一刻，我想到了他的家人及所有与他长期接触的人。1979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不久，我开始研究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并一口气读完了《日本第一》这本书。这本蜚声世界的书为我打开了了解日本的窗户，也令我对本书作者肃然起敬。十年之后，1990年夏天，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期间，傅高义教授和迈克·望月教授等三名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启程访华，并与中国学者就日本研究展开了为期大约两周的深入交流。我有幸全程陪同他们从北京到长春和上海，一路上获益良多。那时，傅高义教授每天晨跑锻炼身体。他总是跟我说中文，因为在中国他随时随地都在学习中文。在北京时，他重点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局势和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我想这可能对他在1993-1995年成为克林顿政府东亚政策智囊有所帮助。

在吉林大学的时候，他经常对我说，中国学生学英语很努力，所以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美丽、强大的国家。在长春机场候机时，我为他们买了可乐，登机前我们刚要起身离开，他指着喝完的空易拉罐用日语说：“不行，如果是日本人，一定会把这些收拾好，注意保护环境，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然后他捡起易拉罐，把它扔到垃圾桶。他真的这么做了，这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日本人有时不会指出你应该怎样做，但傅高义教授经常用日语告诉我“你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那样做。”他说得清清楚楚，让我非常受益。

1997年至1998年，我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多亏了傅高义教授和他的儿子Steven Vogel教授，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时光是充实又愉快的。我记得可能是在1997年圣诞节前，我和另外一个人去了傅高义教授的家，一起愉快地聊天，尽管那时我们彼此还不太熟悉。有一天，傅高义教授告诉我：明天我希望你早点起床，因为哈佛商学院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去接你，咱们一起去。第二天早上，他果然开车来接我一起去参加会议，原来他是担心我不知道报告厅的位置。这些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很和蔼，就像我父亲一样，也像一位亲密的老朋友。当初我要回国时他和我一起喝咖啡，曾提起过他的工作是改善中美日的三角关系。我说，他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去年，看到中日关系恶化，他一定很痛心，也肯定渴望看到形势好转。他与中国、日本和美国年轻人的交往似乎更加密切，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今天，中美两国再度携手、守望相助，努力构建一种新型关系。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日、美三国要携起手来，和平共处，这有利于形成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Steven Vogel教授，如果您同意的话，可以把您家改造成令尊的纪念馆，我们可以时不时地去拜访，一起怀念令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