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无疑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范式开始分析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格局。欧洲有学者将新冠疫情比作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分析其对人类行为习惯以及政治秩序产生的深远影响¹。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预测新冠疫情会成为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世界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民族主义将加重大国对抗、战略脱钩的趋势，导致国际权力结构重新洗牌，中美战略博弈成为重心²。然而，要真正理解中美博弈的性质，不能简单地陷入国际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将中美之间的较量简单看作大国之间实力的较量，从而简单地归结为“修昔底德陷阱”。相反，我们需要将理论视角从基于主权国家思考的国际关系范式转向基于全球秩序的帝国范式，从而充分认识美国所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今天的中美关系乃是世界帝国体系的设计者和主导者与世界帝国体系的参与者和反抗者之间的矛盾。
正是基于全球秩序的思考，我们必须意识到“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与当前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次疫情将这种长期矛盾以极端的形式展现了出来。疫情意味着全球化的推进必须依赖相互合作，人类已结成了更为紧密的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需要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思潮来克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霸权主义。而美国建构的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世界帝国体系不断挑起国家之间的冲突和仇恨，撕裂大国合作和全球合作。因此，当前的状况特别类似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国际秩序大变革时期的历史情境。在那场全球化遭遇逆全球化的震荡中，最终是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两种全球化理论叙事将欧洲乃至全球从门罗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乃至纳粹主义等种种逆全球化的主张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中美关系，不能简单地陷入现实主义思路下大国博弈的实力较量，而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奠定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面临的问题。
正是从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角度看，这次新冠疫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演变的方向，而是以新的问题来加速这一历史进程。我们不能把新冠疫情夸大为某个历史时期的开端，而与“9·11”事件、2008 年西方金融危机、中国崛起和中美贸易战结合在一起，考察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治理格局面临的不断加速的“深度全球化”历史进程与美国强化世界帝国体系的矛盾。具体而言，“深度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连为一体，成为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需要以“天下一家”的视角来关注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合作，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利用“单极世界”的优势，不断瓦解联合国体系，致力于建构“新罗马帝国”。这种世界帝国体系由于缺乏国际政治力量的制约和国际法的约束，已经蜕变为一种任性的、拒不承担国际责任的帝国专制政体。我们需要真实地面对这种矛盾，中国崛起以及中美竞争博弈是两种全球化、两种全球治理体系和两种治理方式的较量，是中国致力于建构“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继续维护巩固其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矛盾。
世界帝国的法秩序
一部全球史实际上是一部帝国争霸并不断演变的历史³，是从区域性文明帝国迈向世界帝国的历史⁴。即使在近代欧洲推动形成的主权国家时代，欧洲列强都是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呈现出来的现代殖民帝国，因为这些主权国家的背后是大量被占领的殖民地。如果我们只看到欧洲国家的主权建构的表面，而忽略其殖民帝国的背面，不仅不能理解欧洲主权国家崛起以来的全球历史，更不能理解今天中美贸易战中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为什么中美之间展开贸易战，却是加拿大扣押中国华为公司的孟晚舟？为什么中美之间展开贸易战，却是欧盟跟随美国来污蔑中国新疆棉花并对中国施加相应的制裁？我们唯有从帝国秩序的理论和历史视角，才能真正把握今天的中美关系，即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两个实力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中国与一个世界帝国的关系，无论是美国不断强化的“印太战略”，还是拜登上台之后重新与英国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与强化的G7“民主联盟”，这些国际关系表面的变化恰恰反映了美国所建构起的世界帝国的本质，即将现代帝国的建构隐藏在国际条约背后，用形式化、法律化的主权国家平等的法律关系来掩盖帝国中心对边缘的附庸国或隐形殖民地的支配。
美国的建构从一开始就是帝国建构。在美国历史文献中，美国人始终自诩“帝国”，尤其是一个“天定命运”的“自由帝国”，不仅有西部广阔的土地可供征服和扩张，而且随着南北内战后美国工业化加速并迅速崛起，美国开始不断侵蚀欧洲殖民帝国在美洲的领地，将其纳入自己的帝国版图中，由此形成的“门罗主义”就是美国与欧洲诸帝国争夺美洲殖民地并重新划分帝国实力范围的宣言。随着美西战争和巴拿马运河的开凿，美国从大西洋国家变成了既面向大西洋又面向太平洋的两洋大国，从而进入与欧洲列强的全球争霸战中。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接过了大英帝国开创的世界帝国体系并加以改造，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帝国体系。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取得了胜利，从科索沃战争到“9·11”之后西方学界关于“新罗马帝国”的讨论，不过是在强化早已建立起来的世界帝国体系。“冷战”在意识形态话语上掩盖了世界帝国的实质，但恰恰是“冷战”的紧迫形势在客观上帮助美国完成了世界帝国的建构，无论是控制欧洲的“北约”体系，还是控制日本和韩国的一系列条约，都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完成的。
关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秩序，西方学者已有大量的讨论，但这些讨论都从专业化的学科视角出发，集中在对某些具体特征的描述上，而缺乏对整个体系的完整认识。事实上，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已经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而能够将这些多面体有效建构在一起的是一些根本性的力量，这些力量的组合构成了世界帝国的法秩序，从而呈现出三个维度。
1. 经济领域：贸易-科技-金融相互支撑的世界体系
目前，学术界已大量采用“信息帝国”、“贸易帝国”、“商业帝国”、“金融帝国”等概念来描述世界帝国在经济领域中的特征。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采用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概念来概括全球经济秩序。贸易促进分工不断扩大，将全球卷入一个相互交往、彼此满足不同需要的体系中。随着贸易物品从自然出产物转向工业制造品，西方列强采取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战略，导致全球贸易中西方与非西方地区、工业化国家与农业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等持续扩大，以至于工业革命之后，全球贸易产品形成从自然出产的原材料到不同科技含量的工业品之间的一个等级链条。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链”。根据科技含量不同形成的产业链意味着商业贸易利润的分配不同，恰恰是这种利润和财富的分配不同导致人类在联为一体的过程中，在全球地理空间内形成了富裕-贫困、强者-弱者、中心-边缘的帝国等级支配关系⁵。“世界体系”这个概念虽然用来强调经济力量的不同，但这恰恰构成强者支配弱者的世界帝国秩序基础。因此，世界帝国秩序始终围绕贸易问题展开，重商主义与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各种争论实际上都是围绕世界帝国秩序内部的利益分配而展开的。
然而，贸易利润的不平等说到底是科技实力的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实际上建立在科学和技术推动的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是近代欧洲崛起并建构帝国的阿基米德点。一个科技强国也很容易成为贸易强国，由此世界帝国的中心也往往随着科技创新中心和贸易中心在全球地理空间中的转移而转移。科技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力量一方面让人类从分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凝聚为共同体，但另一方面掌握科技力量的民族或国家很容易借助这种力量建构起帝国，使分散在地球上的传统文明帝国迈向现代的世界帝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世界帝国，核心在于其引领全球的科技发展，其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化的引领者，从而使其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始终垄断着高利润行业，而且这种科技优势会迅速转化为军事优势。
如果说科技是推动贸易发展的力量，那么贸易无疑需要一种作为交易中介的货币，贸易强国无疑拥有提供基准货币的最大可能性。因为任何国家想要和这个国家展开贸易活动，就必须采用这个国家的货币。当全球商业活动逐渐形成一种全球通用的世界货币时，世界帝国的经济秩序基础就已经形成了。在关于世界体系的争论中，一种意见主张将明清时期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看作唯一的世界体系，就在于全球形成了将非洲的黑奴贩卖到美洲挖掘白银的贸易线，以便满足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白银就是围绕中国的朝贡体系形成的全球通用货币⁶。在此后几百年的发展中，基于黄金本位制的英镑取代白银成为全球商业贸易的通用货币。而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设计直接赋予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虽然在1970年代黄金与美元脱钩，但随着“石油美元”机制的形成，特别是随着美元跨境结算的电子化，美元的国际货币职能被进一步强化，这使任何国家和跨国公司一旦脱离美元支付体系，就成为被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的孤岛。而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的发行以及美元与其他主权国家货币的汇率变化，直接影响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然而，国际货币自身可以在交换中不断进行自我升值，甚至严重脱离其所代表的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全球实际财富，由此引发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上层资本主义”的全球金融活动实际上控制着、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⁷。由此，美国可以利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霸权优势来强化其科技产业发展和贸易优势。例如，美国面对日本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的挑战，通过签署《广场协议》来强迫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工业品出口价格大幅上涨。再如，在2021年，美国又通过大规模超发美元引发全球通货膨胀来掠夺全球财富。
可以说，在世界体系中，贸易-科技-金融是相互支撑的三角关系，贸易量推动科技发展，科技优势转化为贸易优势从而拥有金融优势，而金融优势能不断巩固科技优势，转过来又强化贸易优势。美国正是牢牢控制着在全球贸易-科技-金融领域中的优势，这种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奠定了其成为世界帝国的经济基础。然而，贸易、科技乃至金融领域的竞争必然引发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这种世界秩序就需要建立起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秩序。
2. 政治领域：暴力-盟友-规则相互支撑的帝国霸权
政治秩序的形成、维持和改变往往通过暴力的方式展现出来。战争和暴力创造了最根本的法，即对统治支配的领土边界进行划分⁸。而这种暴力征服不断推动小共同体合并为更大的共同体，甚至推动全球不同地理空间中形成几个长期稳定的区域型文明帝国。随着地理大发现，暴力也随着贸易而向全球扩张，欧洲贸易推动的市场扩张和争夺通常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完成的，而是通过军事战争和掠夺完成的。没有炮舰征服，西方列强就无法通过贸易打开东方的大门，那并不是因为东方帝国闭关锁国，而是东方贸易规则是建立在朝贡贸易体系之上的，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私人贸易体系。这种资本主义私人贸易体系的扩张推动了西方现代主权国家这种特殊的组织形态的兴起。当这种贸易与市场、战争、金融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便推动了“军事-财政国家”的崛起。从此，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战争随着争夺市场和利益而常态化，围绕经济利益形成贸易战、产业战、科技战、金融战和军事战交织在一起的“混合战争”，军事战争变成了“政治的延伸⁹”。
正是这种混合战争的兴起，使传统暴力战争有了一个更为温和、日常且中性的名字——“竞争”或“斗争”。商业市场上私人与私人的“竞争”，推动政治生活中党派与党派的“斗争”，最终演变为将私人高度组织在主权国家这个“权力容器”中¹⁰，展开国家与国家的“斗争”。斗争或战争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常态，和平则是战争征服之后的间歇期¹¹。如此一来，我们才能理解近代欧洲崛起过程中频繁发生的各种类型的战争。这些战争推动了帝国的兴衰和转型。正是采取了这种混合战，大英帝国摧毁了印度的棉纺织业，从而确立起英国在全球棉纺织业的中心地位，由此建立起“自由贸易的帝国”，即能够用贸易打败的就不用军事，不能用贸易打败的才需要发起军事战争¹²。全球海洋贸易的背后始终是海军和海权，资本主义的贸易始终需要军事暴力的护佑，如果不能在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那就直接通过暴力征服、割地赔款来掠夺，由此形成了现代的殖民帝国体系。
因此，经济领域中的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是依靠这种经济与暴力的混合战争建立起来的，那么打破这种结构也无疑需要借助于经济与暴力的混合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围绕贸易利润分配、为争夺世界体系的主导地位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导致世界体系的中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由英国主导的世界帝国转向了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因此，世界帝国体系从来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努力的结果。欧洲的工业革命也不是技术和资源累积的自然发展过程，而是军事-财政国家在激烈竞争中，基于暴力战争争夺贸易利益的产物。在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背后，乃是欧洲帝国在全球残酷的殖民主义和你死我活的漫长战争。
美国建国实际上就是欧洲殖民帝国之间一系列争霸战争的产物。在与英国全球争霸中失败的法国，作为报复而支持北美分裂脱离大英帝国。在这场反对殖民帝国、争取独立的战争中获胜的美国也迅速加入法国大革命的行列。因此，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即摧毁旧欧洲君主世袭下的殖民帝国，以自由、平等为政治原则来建立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贸易的全球化仍在不断推进，殖民主义的帝国争霸依然在继续，但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奠基，那就是基于主权国家平等而形成的国际法秩序，从而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欧洲公法推向了国际法。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崛起在全球政治中始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在现实中继承了欧洲旧秩序中殖民主义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在理念上反对欧洲的殖民主义。无论是美国向西进行领土扩张还是通过战争兼并墨西哥领土以及向拉丁美洲的势力扩张，始终伴随着军事暴力，因此美国自诩“危险的国家”¹³。美国人始终生活在战争中，最近的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冷战结束以来的“反恐战争”以及今天针对中国崛起发出的战争威胁。艾森豪威尔曾经在总统告别演说中提出要警惕美国的“军工联合体”，而这个“军工联合体”不过是欧洲历史上“军事-财政国家”的翻版。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美国所缔造的世界帝国秩序继承了欧洲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秩序的遗产，而这种帝国秩序始终以欧洲基督教文明秩序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的帝国秩序又包含非常强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实际上源于欧洲历史上的共和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遗产，即用共和主义民主政治原则来建立世界帝国，从而实现永久和平。这种思想遗产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可以说，正是威尔逊的永久和平的世界主义理念和列宁的共产主义理念，共同摧毁了旧欧洲所建立的殖民主义体系，从而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而这两种政治力量携手合作的成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制。
因此，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崛起，整个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基于主权国家平等的联合国体制建立起来。然而，在“冷战”中，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放弃了联合国体制而转向欧洲历史上的帝国争霸格局。但是，无论是苏联帝国还是美利坚帝国，至少都宣称自己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平等的法律原则上，基于政治理念和利益而结成盟友体系。因此，盟友体系成为殖民体系的翻版。如果说殖民体系是一种直接的控制，那么盟友体系必须借助国际法规则建构。比如，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石油美元协议、瓦森纳协定以及各种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等控制了全球经济，通过北约组织、《美日安保条约》及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各种驻军协议等，将欧洲、日韩等国家作为“附庸国”纳入其帝国体系的控制之下，美其名曰“盟友体系”。不同的是，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盟友的控制只能借助暴力和政治上的直接统治手段，其途径更为原始和粗暴。这种帝国统治与其宣称的政治原则相违背，很容易遭到抵制和反抗。然而，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对其盟友的控制固然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直接统治，但更多的是通过经济、金融、法律和意识形态等“看不见的手”进行间接控制，从而其帝国色彩比较淡，帝国的统治手段更为现代和精致。
因此，当我们把苏联的这种直接控制模式称为“帝国”的时候，美国的这种间接控制模式则往往被称为“霸权”，即一种基于认可和同意基础上的支配。相较苏联的“帝国”，“霸权”反而是褒义词。二战后美国从不避讳自己建立的霸权秩序，甚至自豪地称为“自由主义的霸权秩序”或“自由主义的利维坦”¹⁴。直到“9·11”之后，美国差不多支配了整个世界，才暴露出其世界帝国的真面目。国际政治学界批评美国的“单边行动”，恰恰是因为美国抛开了联合国体系甚至盟友体系，将入侵其他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解释为世界帝国内部的治安执法行动。事实上，美国也并不避讳自己要建成统治世界的“新罗马帝国”的意图。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以全球军事暴力作为后盾，表面上保留了主权国家的法律形式，却通过各种条约体系和美国国内法体系维持对全球贸易-科技-金融体系的控制，从而利用这种经济和法律的控制力量将其他国家变成其“准殖民地”或“附庸国”。
3. 文化领域：基督教-英语-人权相互促进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
政治秩序意味着支配，而政治支配的稳固需要奠定正当性基础。用韦伯的理论来说，单纯的暴力支配只能拥有“权力”，而唯有获得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支配才拥有“权威”¹⁵。因此，帝国秩序的建构始终以文教体系的建构作为最高境界。古典帝国秩序往往需要宗教思想为其提供正当性支撑。基督教让崩溃中的罗马帝国延续了上千年，从而演变为罗马-基督教帝国。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主权国家的崛起，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争夺越来越激烈。欧洲基督教帝国秩序受到来自这些世俗主权国家的挑战，其中最激烈、最持久的就是宗教改革引发的新教国家对罗马天主教秩序的系统性反叛。新教革命原本是基督教帝国内部的一场革命，然而它不仅摧毁了欧洲基督教帝国上千年的秩序，更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时代，一个在新教基础上形成的以自由、科学的启蒙思想来奠定正当性权威基础的帝国时代。从此之后，不仅欧洲基督教帝国秩序衰落了，任何基于宗教奠定正当性权威的古典区域文明帝国秩序也因此瓦解了。
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商业贸易、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现代主权国家和殖民帝国的崛起等一系列全球重大历史事件共同摧毁了全球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秩序，并将这些帝国的碎片整合到一个全新的帝国秩序中，这就是 19 世纪大英帝国在巅峰时期所建构起来的“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秩序。我们之所以将这个帝国秩序称为“世界帝国”，不仅是因为其基于海洋贸易和科技发展将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连接为一体，只有少数内陆地区未能整合在这一全球经济秩序中，但这些地方不过是整个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孤岛而已；更重要的是，世界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基于科学理性、工业化、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与前现代社会的“野蛮”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而这种文明与野蛮的划分又潜在地包含宗教和种族主义的色彩，从而打上了基督教（新教）-白人种族至上的烙印，这就是美国建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美国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正是在这种文教秩序的影响下，东方古老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受到欧洲帝国的外部冲击，但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爆发了挑战帝国秩序正当性的文教革命。
现代秩序虽然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形式出现，然而现代秩序在西方的显现无疑具有其历史文化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基督教的新教革命。新教革命彻底粉碎了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纽带，将人抛在一个无意义的物化的世界中，迫使人以一种“驱魔”的眼光来看待周遭的世界，以一种冷静的、不含有情感的、科学的眼光看世界，于是世界就成为有待于人类征服并服务于人类的对象化的客体。这种观念孕育了现代科学技术，但也导致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世界的不断征服，而形成对照的就是古老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囿于宗教“文明”而约束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运用，导致成为“停滞的帝国”。同样，正是在新教的观念中，才有上帝创造人类从而使人人平等的人权概念，才会有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宪制民主之类的一切关于人类政治生活正当性权威的观念。
正是在这种新教的观念下，美国将其立国看作建立“山巅之城”，向全球推广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政权成为其历史使命。由此，建立世界帝国乃是“昭昭天命”，一如帝国诗人约瑟夫·吉卜林（Joseph Kipling）把帝国扩张看作将野蛮人带入文明世界的“白人的负重”¹⁶。这种关于政治秩序正当性的观念随着欧洲帝国的全球扩张而被推广，特别是在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帝国的过渡过程中，它们一起打败了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和苏联帝国，实际上将这种意识形态与英语在全球的推广联系在一起，并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高潮。从此，自由人权成为所谓的“普适价值”，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基督教成为现代自由民主理念的精神支柱，基于人权理念的“颜色革命”和人道主义干涉成为世界帝国扩张的理由，由此世界帝国也往往被称为“人权帝国”或“民主帝国”。从世界帝国建构的角度看，关于政治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在哲学层面上已经获得了解决，形成了“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始终在“政治”层面上，无法上升到哲学层面。因此，“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这两种冲突的政治理念共同服务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的“内”与“外”：帝国的内部已经实现了“历史终结”，而在帝国的外部则存在“文明的冲突”；可以说，世界帝国的建构是通过“文明冲突”推动实现“历史终结”的。
文章来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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