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由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与世界对话·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论坛”的平行论坛“中美人文交流、民间交流的重新正常化”在北京凤凰国际传媒中心举行，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大卫·弗格森（David W. Ferguson）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以北京冬奥会及电影艺术作品为切入，围绕中美人文交流的相关议题进行了精彩探讨。论坛由凤凰卫视记者倪晓雯主持。
以下为讨论实录，与读者分享。
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场分论坛，我们将会探讨的是中美人文交流、民间交流的重新正常化。首先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我们很有幸地邀请到的是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大卫·弗格森先生（David W Ferguson），还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欢迎！
我们知道今年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而去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美的外交关系是从体育开始的。而且这么多年以来，不止是乒乓外交，中美之间还有篮球外交，比如说像中国运动员姚明、美国篮球运动员马布里，这些名字在中美两国都是家喻户晓的。而且，就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中美之间的互动，包括在美国出生的、这次代表中国参赛的运动员谷爱凌，也受到了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另外还有一个很感动的瞬间，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注意到，在2月14日的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当中，中国运动员徐梦桃夺得了金牌，但她的队友、同时也是她的对手，美国运动员阿什利·考德威尔（Ashley Caldwell）则在最后一跳出现了失误，痛失金牌。但是她第一时间跑向了徐梦桃，然后紧紧地抱住她，跟她说“为你骄傲”。我想那个时刻正是奥林匹克精神闪耀的时刻。所以想首先请问两位，在这次冬奥会当中，您觉得令您印象最深刻，或者最受感动的时刻是什么？先请问弗格森先生。
大卫·弗格森：大家好！我非常有幸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非常棒，非常的精彩！我看到了非常棒的表演，但最触动我的还是志愿者。因为志愿者们在真正开始之前进行了数周的隔离，他们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才能够参加这场盛会。有一些志愿者的任务就是待在体育馆外面，欢迎和引导参加开幕式的嘉宾。我们在开幕式现场待了四个小时，结束的时候也快11点了，还有很多的志愿者仍在寒冬中坚守在场地外面。
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充满了欢欣鼓舞，也在互相祝愿新年好。那一晚是让我最受触动的时刻，而不只是开幕式本身。在赛时当然也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时刻，比如说中国的金牌获奖者，来自吉林的年轻男孩苏翊鸣打动了我。其实他和我的儿子之前还一起玩过，我们之前也曾去过吉林，在那里见过他，他那个时候还只是个小孩，还在学习怎么去跳，我的儿子和他一起玩过。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志愿者，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触动的时刻，因为在闭幕式上我也看到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景象。这些志愿者就站在寒冬中向大家挥手，一瞬间让我好像回到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因为当时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热情，北京在欢迎大家。那在14年的时间里，有一些东西变了，有一些没变。那接下来想请问一下王栋教授，对奥运会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王栋：谢谢晓雯老师。我非常赞同弗格森先生讲的。我印象最为深刻、最打动我的确实就是冬奥人，包括我们奥运会的志愿者。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面，他们用热情和真诚的笑容欢迎各国的运动员来参会，而且也用非常兢兢业业的准备来向世界展现我们最美和最热爱的祖国。我想起有一个故事，就是美国代表队的一个队员，她叫特莎·莫德（Tessa Maud）。她来到了北京之后拍摄了很多短视频，然后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然后她在开幕式入场的时候就用手机在拍，看到有一个志愿者非常热情地冲她打招呼，对她说“Welcome to China”，她记录下了这个时刻。回到宿舍之后，这个视频她每看一遍都要流泪，都会很感动。然后她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个时刻，也发到了微博上面，下面中国网友留言就是满屏的“欢迎你来中国”。而且，她分享的这个视频刚好被那个志愿者看到了，所以那个志愿者又回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他说，“非常感谢你用你的手机记录下我人生当中最为难忘的一个时刻……我也非常感谢你的友善，真诚地祝福你取得最好的成绩！加油！”
然后她的这封信又被特莎·莫德发了出来，很多外国的网友说看到了之后都哭了。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例子。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徐梦桃获奖之后和阿什利·考德威尔的互动。其实她们是竞争对手，但她第一时间就过去拥抱、祝贺她，说“我为你自豪（So proud of you）”。我想，能够为竞争对手喝彩、祝贺，这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奥林匹克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运动员、志愿者身上看到的这样一种真诚友善，和它跨越国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流淌，以及全体参与者真正地去践行“一起向未来”的这样一种精神，都是最为打动我的时刻。
主持人：是的，其实如果抛开政治不谈，有一些友谊其实是非常纯粹、非常简单的，但是我还想问弗格森先生，刚才王栋教授谈到体育是可以脱离政治的，您同意吗？
大卫·弗格森：我非常认同！我觉得刚才王先生引述到的一些观点非常切中要害。这些运动员花了很多的时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来竭尽所能获得好成绩。最终，所有的运动员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这些友谊是超越国界、跨越文化的，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根本的东西，这也是奥运赛事中的关键。
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我们并不希望运动员政治化这场比赛，或者是媒体去政治化比赛。这些运动员关注的就是赛事本身，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一点。尤其是一些年轻的运动员，他们能够超越政治。我也看到了他们的奥林匹克的精神，让它真正地落到了实处。
主持人：确实是这样，它就是关于人文之间的交流。我还有一个问题，开、闭幕式上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得以呈现，比如说中国人会用柳枝来表达送别、以及整个太阳系的画面，那您能够理解这些中国元素中蕴含的浪漫情怀吗？
大卫·弗格森：我当然很喜欢这些场景，当时还有人给我把这些翻译成了英文。我觉得对于西方人而言，中国文化并不容易理解。这个文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复杂，也非常古老，而且与众不同，和西方文化有所差异。西方人更多是西方式的思维，而这样的思维在国际对话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人们会觉得他们自己的文化是正确的文化，他们才是正确的。
当然他们并不是要去阻碍其他国家的文化，但是他们在面对其他文化的时候会比较强势，如今面对中国也是如此，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我觉得这次的北京冬奥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场盛会，使得中国能够将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呈现给世界。
主持人：那整体而言，你觉得西方的观众有这个意愿去理解中国文化吗？
大卫·弗格森：我不觉得他们会必然地拒绝去理解中国文化。现在的人们还是比较开放的，愿意寻求共同的价值观、寻求他们喜欢的东西，许多人都愿意去这么做，去接受他们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价值是值得推广的。奥运是一个绝佳的平台，中国文化能够借此实现它的呈现。我们并不指望所有的元素都能被消化吸收，但是关键点是要把它呈现出去。
主持人：王栋老师怎么看？怎么看这个在冬奥会开闭幕式上传递出来的这种中国元素？
王栋：我认为文化是可以跨越国界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往往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也是最能够体现人类情感升华的那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其实往往是最有感染力的。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国资深的外交家、曾经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的熊向晖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在1954年时，周恩来总理当时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参加关于解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也称为第一次日内瓦会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可能很多朋友会记得，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就是周总理穿着一袭风衣，风度翩翩，疾步前行。其实这个就是当时日内瓦会议上被记者拍下来的，成为周恩来总理非常经典的一个形象。
当时，日内瓦会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有近千位记者去采访。周总理说，一定要很好地去做工作。当时，代表团准备放《梁祝》的彩色电影招待各国的记者。那问题就产生了，当时这部电影没有任何的英文配音和字幕，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怎么介绍呢？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准备把电影的台词和介绍全部翻译成英文，整理出了几十页长的说明。结果，熊向晖去向周总理汇报时却被周总理批评了。周总理说：“你们不要搞这个党八股，你们只需要在请柬上面写一句话，‘欢迎你来欣赏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戏曲电影’，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要写。”然后在放映会开始的时候，只需要两三分钟简短地做一个介绍，用一点诗意、带有一点悲剧的意境做一个介绍，把观众引入到电影的情节当中就可以了，其他都不用做。
后来，他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做了，果然效果非常好。现场观众看完之后如痴如醉，纷纷表示这简直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加感人。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跨文化传播的案例。我想，在这一方面，内容、受众和渠道其实都很重要。同时，也要用一种艺术和美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要用国际受众能够理解的艺术表演形式来连接国内外的受众。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其实，周总理的外交艺术展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他高超的外交技巧，其实也有国际传播的深刻道理。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主持人：是的，我们应当注重传播的方式，让对方能听得懂你的故事。接下来，我想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也是在冬奥会上，一些传播文化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准备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意外走红的，比如说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没有想到它会这么火，但它意外走红，成为冬奥期间的一个网红，王栋老师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栋：我觉得冰墩墩走红成为网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身上有一个双重的属性。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一方面它是中国的，同时它又是世界的。它是中国的是因为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憨厚可爱，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与此同时，它的造型和内涵又体现出了很深厚的体育精神。就像它戴着冰雪运动的头盔和器具，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追求卓越以及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这个形象一下子就把大家的心抓住了。所以我想，它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就毫不奇怪了。
应该说，这也是一个跨文化传播非常成功的案例。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它的造型和内涵兼具中国的元素和世界的元素。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了冰墩墩，您（弗格森）有冰墩墩吗？看来您买到了，太好了。
大卫·弗格森：在中国之外，也是有很多人希望能够买到冰墩墩。我觉得冰墩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你永远都不知道这样一个吉祥物能够变得如此受欢迎。所以说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想象，要能够拓展我们的思路。
主持人：那您认为冰墩墩的成功是不是帮助西方的媒体更好地理解中国？
大卫·弗格森：我觉得这只小熊猫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我觉得它发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信号，那就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可爱的、温暖的感觉。
主持人：冰墩墩的例子让我想到，其实去年在云南那一群大象迁徙的故事也是个意外，被外媒发现并成为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中国故事。王栋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传播案例？
王栋：对，我非常地赞同刚才弗格森先生讲的。在国际传播当中，有时候会经常出现一个现象，它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就像云南野象迁徙。那么，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要找到一个能够打动人心的，能够跨越语言、文化与不同历史背景障碍的，使所有人都能够被触动到的点。像野象迁徙的故事，其中有人们怎样去保护象群这样很打动人的情节。我们将它记录下来，用一个国际受众非常能够接受的方式，很自然、很生动、活泼的方式，一下子就（传播开了）。
而且，在如今新媒体的时代，这种传播甚至有一种类似自动传染的精神，能让大家一下子全部都感受这个东西的动人之处。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中挖掘出保护动物、保护环境等等价值，因为这些价值都是全人类所共享的。所以，这就能够在国际传播当中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主持人：跨文化传播的时候要找到背后大家共享的一种价值，冰墩墩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在表达文化的时候同样可能会导致一些误解，比如说《长津湖》这部电影，弗格森主编你有没有看这部电影？
大卫·弗格森：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意思。我觉得在国际话语方面，中国更关注正式的话语，比如政治的语言、政治的报道、官方的报道。而正式话语的问题在于它是被政治和媒体的滤镜过滤了的。对于观察的对象国而言，它会被视为一种软实力，带有一些滤镜。
而通过电影这种形式，你可以直接地去触达对象国的民众，我觉得中国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这个软实力。我觉得拍一些大片是大家都喜欢的。王栋教授谈到的要找到打动人心的那些共同之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回到我们的这个时代，《红岩》、《长津湖》，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例子。它们可能不适合向西方的观众去播放，因为它们是面向中国的观众的，旨在唤起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愫。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好的电影，它们找到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并且制作精良，也能够很好地去面向西方受众。
所以就像习主席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要想讲得好，我们就必须要掌握讲故事的技巧。那么我觉得在电影这方面可以有更多的思考。我们该怎么做？一方面，可以讲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说每一个十年，它会列举一些重要的事件，这是一种叙事的方法。但也可以换一种方式，从普通人的视角去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我觉得中国人是会讲故事的，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际话语的方面，去探索更多讲故事的方式。
主持人：王栋教授，我们刚刚谈到中国的电影，其实美国的电影也有很多在描述中国的文化，比如说前两年上映的迪士尼的《花木兰》，还有去年的漫威的电影《尚气》。但是有一些人说这个里面中国的元素被误解了，比如说《尚气》，可能会对一些主角的选取上会有一些偏见，您怎么看？
王栋：我觉得您提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在海外传播当中。一个非常需要注意、也经常需要克服的问题就是一些对文化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
这就需要艺术创作者具有高度的艺术的敏感度，同时要有相应的技巧来进行处理。我认为，艺术的创作，包括电影的创作当中，都是需要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感觉作为学者，学术研究其实和艺术创作在某个点上都是相通的，都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要高度尊重历史的真实和所有的细节。
所以，好的电影的人物、情节，乃至细到服装、道具都是要非常非常的严谨。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其实您刚才举的这些可能不是那么成功的例子，它们往往就是在这些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们可能是为了一些商业的诉求而牺牲了历史的真实，或者说不够尊重这些细节，这样的作品往往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往往不是一个好的艺术作品。
主持人：但如果我们观察《花木兰》这部电影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像您刚刚提到的，因为这部电影将花木兰完全描述成了女性力量的觉醒，而忽视了中国历史原来的部分。所以，是不是可以认为对作品的改编是为了让它更符合美国主流的价值观，让美国人或者是其他的西方观众可以更容易理解这部电影呢？
王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创作者会选取这样的视角。可能是因为他们更熟悉，但也可能他们认为，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改编使得西方的受众更能够接受。
但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正是因为文化的刻板印象，才导致了这样一个陷阱。此外，（创作者）确实没有那么尊重历史的真实细节。所以商业上它是否成功我们暂且不论，仅仅就这个艺术价值来讲显然是大打折扣了。这个使得《花木兰》很难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非常优秀的电影。
主持人：我们刚才谈到了《花木兰》这部电影，在您的观点里，对于西方受众来说什么是更可以接受的？是他们熟悉的价值观还是历史的事实呢？
大卫·弗格森：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西方媒体和西方电影制作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度的商业化。他们（创作者）寻求的是故事的讲述，是基于观众想听什么的。所以，这些电影会针对某些特定的社会价值观进行制作。我还没有看过《花木兰》这部电影，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故事，但是可能会让我感到不舒服的一点就是这种取悦感，他们以一种非常笨拙的方式去取悦西方的观众，“看！快看看中国吧！看一看我们的电影里的这些情节吧！”我觉得如果这么对我说的话，可能宣传并不会很成功，至少会让我听起来感觉有不适感。我也能感觉到其中的缺陷所在。所以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它并不是很合时宜。
如果它只是基于把两种文化进行结合，那会是很好的一个出发点。但是结果显然并不理想，所以主要问题是商业化。
主持人：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呢？当我们在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文化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避免这种刻板印象呢？
大卫·弗格森：我觉得要在人的层面去和对方接触，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可以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之前写了一本关于江苏省的书，那么为了这本书我去了一个叫高邮的地方，离扬州市非常近。高邮在1931年的时候经历了洪灾，大运河的一部分就受到了影响，对于整个江苏省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失了生命，流离失所。当时可以说已经是发生在这个地方最大的自然灾害了，也有一些记录。
但因为当时是蒋介石执政时期，所以本身中国社会就是处在一片混乱当中，而且又面临着外敌日本的侵犯。所以在此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两个人下定决心要重建堤坝，其中一个是传教士，还有一个是中国军官，他其实本身也是有功臣背景的。他们筹资并筹办了整个工作团队。现在，这个堤坝还伫立在那里，我2003年的时候还亲自去了一次。我觉得这样的故事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宣传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能够从人心的层面去触动对方的，是真正有力量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本身也是人如何协作，这体现了人性。
主持人：是的，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过多地思考怎么去讲故事，因为这个故事里所包含的现象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了。王栋教授，我想请问您，针对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您认为在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文化、描述文化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细节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王栋：这个我刚才也讲了，就是像内容、受众、渠道等，其实都是应该非常注意的。而且艺术的表现形式、艺术的语言和它的呈现形式也非常的重要。其实刚才我们讨论到了跨文化的交流当中，一些不太成功的艺术作品、电影作品，特别是当西方想要来描述中国的时候。但是应该说，过去一些年也有一些相对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前些年的《功夫熊猫》，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因为它在艺术语言和呈现方式上面，有浓浓的中国风、中国元素。
与此同时，它又和好莱坞、迪士尼的电影叙事方式比较好地结合在一块，还能反映出来主人公面对困难、挑战逆境时永不放弃、坚韧不拔的精神，当然里面还充满了智慧与幽默，所以就非常能够打动人。我认为，在跨文化传播当中，相对于我们刚才讲的其他案例，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文章来源：凤凰网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