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成为德国总理后的首次中国之行。2022年恰逢中德建交50周年,朔尔茨此次访华受到了广泛关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卢晓在接受iGCU专访时,分析了当前德国各政党的对华态度和政策倾向,解释了朔尔茨此次访华的意义和各方的反应,并对如何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了建议。
此次采访是“洞明书屋”特别活动,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团委、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联合主办。以下为访谈实录,与读者分享。
问:自2021年11月新联邦政府成功组阁后,德国开启了“后默克尔时代”。在新一届政府中,不同党派对华采取何种态度?可否请您谈谈德国对华政策之变与不变?
卢晓:德国各政党的对华态度和政策倾向很好地反映在其竞选纲领中,这些竞选纲领不仅是各个政党向媒体和选民传达政策信号的工具,也是协调党内政策立场的成文规范,是各党内部不同派别间内外政策偏好的最大公约数。在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大选前,德国主要政党,包括联盟党(即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其巴伐利亚州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绿党、自由民主党、左翼党、选择党都公布了它们各自的竞选纲领,这些纲领无一例外都涉及到中国。从词频上看,联盟党竞选纲领提及中国12次,社民党提及5次,绿党提及17次,自民党提及28次,左翼党提及5次,选择党提及8次。这也反映了德国政治社会对中国的普遍关注以及德国各党对华关注度的差异。
目前,德国主流政党,包括联盟党、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对华态度和立场较为接近,强调中德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但在中德关系上合作与竞争所占的相对比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对华政策同价值观捆绑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联盟党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安全挑战,并在其竞选纲领中继承了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3月在《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中确定的对华三重定位,即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在具体文本中,联盟党甚至将伙伴和竞争者的先后次序做了调换,强调中国首先是竞争者,其次才是伙伴;认为德国需要联合欧洲和跨大西洋伙伴来抗衡中国,只有在公平竞争的框架下才能同中国进行真正合作。表明联盟党延续了默克尔执政后期渐趋强硬的对华政策立场。社民党关注的重心仍然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领域,但也涉及到对华政策。相比于联盟党,社民党首先承认,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就难以应对全球经济、生态、社会、政治等方面挑战。但与此同时,社民党也认为德国同中国的利益与价值观冲突正在增加,欧洲必须以“团结、建设性和批判性”的态度同中国就竞争合作问题展开对话。相较于联盟党和社民党,绿党在对华问题上着墨更多,虽然承认在气候问题上合作的可能,但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对中国展开了猛烈攻击,甚至在中国内政问题上指手画脚。自民党则希望明确中欧关系定位,将经贸合作同价值观挂钩,认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在批准前仍需要作出重大修改;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也反映出自民党的对华干涉主义倾向。
相比于德国主流政党,反倒是被视为边缘甚至极端势力的左翼党和选择党在对华政策方面温和客观许多。选择党认为,中国作为德国贸易伙伴,重要性愈发凸显,希望德国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甚至提议德国应该提出一个从西到东的倡议来补充“一带一路”战略。但同时选择党也认为,日益强大的中国愈发成为一个挑战,认为同中国的合作需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左翼党更是明确反对在欧盟和北约文件中将中国描述为敌对势力。
作为新执政联盟三个执政党谈判和妥协的产物,新一届德国联邦政府对华政策很好地反映在其组阁协议中。协议按照伙伴、竞争者、制度对手的顺序延续了欧盟对华三重定位,希望尽可能寻求与中国合作,并在竞争中制定公平规则、协调欧盟对华政策。联盟协议同时也强调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对华政策上的重要性,认为德国应努力“在对华政策上密切跨大西洋协调,并寻求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以减少战略依赖”。可以说,新一届德国联邦政府在延续对华合作期望的同时,更加突出了经济竞争关系和制度对立关系,给中德关系发展带上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枷锁。
问:您认为德国总理朔尔茨此次访华释放了何种信号?德国国内各党派、各界对此又有何反应?
卢晓: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率领由12名德国企业高管组成的代表团来华正式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到访的朔尔茨总理。朔尔茨这次访华恰逢中德建交50周年,可以说是姗姗来迟,却又恰当其时,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给中德关系增添了一丝暖意。虽然仅是一天的短暂访问,朔尔茨此行也表明德国联邦总理府希望继续沿着务实的轨道继续发展中德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此前,德国政府允许中远海运控股旗下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收购德国汉堡港“福地”集装箱码头的24.9%股权。出行前,朔尔茨特意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文,阐述访华的目的和意义。在回应国内对华政策关切的同时,强调同中国直接对话的重要性,反对同中国脱钩,反对阵营对抗。但同时我们也能注意到,朔尔茨在文中强调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5年前或10年前的中国;中国对德国而言兼具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三重角色;面对变化的中国,德国也准备改变对华交往方式。
这次访华是朔尔茨就任德国总理以来首次访华,也使朔尔茨成为中共二十大召开后首位来访的欧洲领导人,具有象征意义。但是此次德国总理作出访华决定却不轻松,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和政治压力。首先,在执政联盟内部,朔尔茨面对着来自绿党和自民党巨大的反对声音。作为绿党领导人之一的丽卡达·朗(Ricarda Lang)公开抨击朔尔茨的访华决定,认为德国应当重新赢回“对华战略主权”,在对华政策上也应迎来“时代转折”。杰尔·萨赖(Djir Sarai)更是直言,认为朔尔茨访华选择了一个“不幸”的时间点。我们也能从绿党外交部长并未同总理随行这个在外交实践中极少发生的情况看出执政联盟内部对华政策立场的巨大分歧:在朔尔茨访华的同时,绿党外长贝尔伯克却在明斯特的G7外长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展现对华强硬。在反对党方面,基民盟主席梅尔茨也公开抨击朔尔茨访华选择了一个不能再差的时间点,认为在“时代转折”下需要重新审视对华政策,而朔尔茨的访华决定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失误”。最后,德国总理此次访华也面临着盟友,特别是美国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过乌克兰陷阱将德国牢牢捆绑,使其成为遏制中国的重要工具。朔尔茨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举行、美国无暇外顾之时进行访华,时间选择非常巧妙。这次访华显然使美国的如意算盘落空,展现了德国对外政策的自主性。然而由于国内舆论压力和其他党派的攻击,朔尔茨也不得不在对华政策上作出妥协,在人权等敏感问题上作出表态。在目前德国国内消极的对华政治氛围下,德国总理的这次访华也难免受到影响。
问:在即将开启下一个中德关系50年新征程之际,放眼未来,中德应怎样共同探索深化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路径?从人文交流的角度怎么进一步扩宽中德与中欧的合作渠道?
卢晓:2014年3月,在习近平主席首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中德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密切高层交往、利用好双边对话机制,深化政治、经济、技术、人文、气候、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中德双边关系面临重大考验。但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在国家战略层面没有根本性利益冲突,共识多于分歧、合作胜过竞争、伙伴而非对手。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朔尔茨总理时所强调的:“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偏,步子也会走得很稳”,“中德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变局、乱局中更应该携手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应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为此,双方应加强高层互访和沟通,支持德国加强总理府对华政策主导权,防止因德国内部政党斗争影响中德关系健康发展。同时应促进政党间合作,加强政党间交流,了解德国不同政治派别对华态度和政策立场,发展同对华友好政党间的合作关系,进而推动德国联邦政府层面对华关系延续性、客观化、理性化,缓解由于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产生的对抗和冲突。完善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推动不同部门间的合作与交流,做大合作共赢蛋糕。
从人文交流角度,我们需利用好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以及各类中德双边交流平台,提升双边合作水平。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密切中德人员往来,深化双方在教育、科技、文化、媒体等领域合作。排除脱钩话语的不利干扰,扩展交流机会,避免掉入“制度对手”的语言陷阱,推动双方社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中德民众间的了解和互信,促进双方社会人文层面友好关系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