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在继续发酵的俄乌冲突，引发国际政治形势剧烈变动。当前，紧密跟踪事态演变，分析其对国际格局和趋势的影响，以及中国在此变局下的战略处境和选择，无疑是国际政治研究及战略研究颇为紧迫的一项课题。
《文化纵横》杂志社与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于2022年4月1日举办“俄乌冲突、国际格局演变及中国的战略安全”研讨会。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法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强世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张蕴岭，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黄仁伟等知名学者、专家参与本次研讨会，围绕俄乌冲突的走向及中长期影响、大国关系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中国的战略安全与发展战略等议题发表观点，为我们全面地认识俄乌冲突的现实影响与历史经纬，进一步研判事态前景和中国抉择，提供了详实信息和宏观参照。
本文为“俄乌冲突、国际格局演变及中国的战略安全”研讨会的观点综述，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俄乌冲突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之变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黄仁伟，从“中美欧”“中美俄”“美欧俄”三个大三角着眼。他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殊军事行动”，导致美国和欧盟更紧密抱团，通过战争拖延、全面制裁、舆论抹黑等手段，力图孤立、削弱乃至摧毁俄罗斯。从目前迹象来看，俄罗斯不可能被完全摧毁。反而欧盟自身在俄乌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俄全面制裁中，受损严重：一是军事冲突和经济制裁可能引发欧洲的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给欧盟各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运转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诱发恶性滞胀；二是危机可能会加剧北约与欧盟之间的冲突，以及欧盟内部的分化。美国尽管短时间内会从“拱火”俄乌冲突中渔利，但长期来看则可能受损。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使得其“保卫盟国”的义务和能力受到质疑，美元和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信用受到损害，更导致美国战略精力被分散，无法集中精力布局印太地区以应对中国崛起。而中国平衡持中的立场和行动，进一步加强在国际社会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总体来看，俄乌冲突使每个大三角都变得更不平衡，欧、俄的力量和影响趋于下降，中、美两角则呈上升态势，这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将更为激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凡认为，俄乌危机无法在短时间内中止，并将引起美俄在欧洲的新冷战。这是因为美国正使用各种方式拖延战争，以此放干俄罗斯的血。虽然欧洲基于自身的利益希望尽快中止冲突，却没有能力干预；反而被美国调动起公众舆论，参与了与自身利益相悖的对俄制裁，危及冷战后建立起来的俄欧能源合作。这将给欧洲带来深远影响。其一，美国借助俄乌冲突，成功将欧盟绑定在对俄新冷战的战车上，牵制了欧盟的战略自主；并通过在欧盟安全和防务自主议题上怂恿德国重新武装化，分裂法德，进而阻碍欧洲一体化的继续发展。其二，美国和欧盟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而俄罗斯的廉价能源是欧盟再工业化的基础，俄欧能源合作关系遭到破坏将提高欧洲的能源成本，使得欧洲的再工业化丧失相对于美国的优势。而且，欧盟要用通过海运运输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替代通过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成本增长很多不算，未来还会受制于美国的供应。其三，欧洲已经被“阿拉伯之春”造成的“难民危机”严重困扰，再加上乌克兰危机的大批难民，未来欧盟的财政会陷入严重困境，不仅会触发欧盟内部对财政分配的分歧，还有可能造成债务危机，影响欧盟对新技术发展的补贴，等等。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法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强世功认为，俄乌冲突之所以爆发，表面上看是因为冷战后北约五轮东扩严重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缓冲空间，由此引起了俄罗斯的反弹；但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其实是美国建构的自由主义世界帝国秩序与俄罗斯诉诸民族主义、文明论和领土逻辑的传统帝国秩序之间的冲突。对于此次冲突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与黄仁伟的判断不同，强世功认为美国在此次危机中获益颇丰。其一，此次俄乌冲突是存在技术代差的一场战争，美国虽不在场，但实际上以技术、资金、培训等援助方式全面介入这场战争，并充分证明了美国在这场新型代理人战争和新型混合战争中的技术能力；最新的数据智能技术在战场上的运用类似当年的海湾战争，标志着美国的暴力技术全面升级。其二，美国再次证明并强化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尤其在“后真相时代”的全球舆论战中掌握着主导权。其三，“三心二意”的欧盟曾是美国建构“世界帝国”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但美国成功借助此次危机深度捆绑欧盟。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欧盟不大可能作为独立的一极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相反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不得不依附于美国。其四，俄罗斯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意外地向全世界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其国际地位和威慑力将会因此下降。尽管俄罗斯拥有核武器、能源、粮食等筹码，但面对未来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俄罗斯若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技术和经济支持，时间就不在俄罗斯一边。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冲突过程中充分彰显出使用核武器的意志，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战争进程。这表明是否具有使用核武器的战争意志，成为未来国际博弈中的一大筹码。加之俄罗斯的能源、粮食以及控制东部乌克兰以及黑海，只要不发生政权更迭，俄罗斯仍有相当强的抵抗能力。因此，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博弈和冲突很有可能会长期化。这一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的危机与重组
除了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外，此次危机还对国际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正是由于这种冲击，危机的影响将超越当事方和地缘政治层面，外溢至世界各国各地区。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指出，“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GATT/WTO）、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多边体系，推动了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让发展中国家也逐渐走上工业化道路。但此次俄乌冲突对目前的国际规则构成严峻挑战，部分多边规则甚至“武器化”，成为实施制裁的手段。例如，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冻结俄罗斯的美元外汇储备、将部分俄罗斯银行踢出SWIFT系统等制裁措施，均是对多边规则的破坏，以及对本应保持中立的国际经济秩序之基础设施的“武器化”。由此，战后建立起来的多边体系可能会退回“二战”前的双边状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治理将转向传统的地缘政治经济安排。这一转变将可能引发世界经济的巨大动荡。具体而言，俄乌冲突可能会让全球经济进入恶性滞胀轨道，威胁全球——尤其是中东国家——粮食安全，严重损害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并致使过去基于全球化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被迫重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中海更细致地梳理了各项对俄制裁措施的具体情况。而在关键的能源领域，由于许多欧洲国家高度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油气禁运恐难以成为现实。此外，俄罗斯在消费品与制造业装备和技术方面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全面制裁将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峻，俄罗斯能否以及如何化解这一难题，仍有待观察。李中海判断，总体而言，西方通过制裁改变俄罗斯行为的企图可能无法实现。在经济上，制裁在短期内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俄罗斯早晚会适应制裁环境，在新的外部约束下重新恢复经济的正常运行——虽然增长质量难以保障。在西方全面经济制裁的外部环境下，未来俄罗斯很有可能形成一种市场经济与动员型经济结合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将取得何种成效，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继续追踪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政治上，外部压力加大，反而可能会让俄罗斯国内更加团结，普京政权的权力更大。并且，过度使用制裁手段也可能给制裁发起国带来消极影响。例如，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可能导致美元、欧元等货币的信誉受损，世界各国对美国的金融体系的信任度下降；对重要商品的制裁可能导致相反的效应，比如是否会催生出“天然气-卢布”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注意到，俄乌军事冲突和西方对俄制裁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也拉升了欧美各国的通胀率。由于说服盟友不易以及短期内无法快速加大国内生产，拜登政府最终选择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息通胀。美国此次释放战略石油储备达到每日100万桶，规模堪称前所未有，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难以估算。钟飞腾提醒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其一，一国的国内政治对于其对外政策而言有多重要？事实上，拜登政府之所以选择通过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快速平息通胀，背后有着非常强的国内政治压力。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就已在疫情冲击下不断飙升，严重影响了美国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去年末拜登政府便已在不少国会议员的施压下，开始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抑制汽油价格继续上涨，保障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稳定。此番规模空前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同样是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做出的政策选择。这也许说明，由于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态不同，它们承受压力的能力和意愿也不同；美国虽然是霸权国和制裁发起方，但其承压能力并不一定比一般国家强。其二，先进技术是否能解决所有的国家安全问题？过去几年，在中美贸易战的刺激下，中国人把技术先进性视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但乌克兰危机告诉我们，事情可能不是这么简单。欧洲国家的技术水平领先于俄罗斯，但由于在能源上高度依赖俄罗斯，其安全问题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便充分暴露出来。此外，欧洲处于后工业时代，同时在追求能源转型，稀缺性矿产资源对其非常重要。先进技术实际上也是稀缺的。因此，用“稀缺性”来定义资源和技术在国际生产中的地位，可能更具有本质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李巍认为，西方对俄经济制裁的核心是能源，因为能源出口才是俄罗斯的“生命线”。所谓的“金融核武器”SWIFT系统、取消最惠国待遇等，其实影响有限。切断俄罗斯与外部的金融交易，本质上仍是为了切断俄罗斯的对外贸易。而俄罗斯对外贸易的核心是能源出口，能源出口和能源价格对俄罗斯经济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西方对俄制裁的关键便在于：其一，能否切断俄罗斯经济的“血管”——能源出口；其二，欧盟尤其是德国如何选择，因为德国相比之下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最高。事实上，在当前西方对俄金融制裁中留有巨大“后门”，俄罗斯几家专门从事天然气和石油贸易结算的银行并未被SWIFT系统剔除。此外，在这场制裁中，其实存在着一个由美国和欧盟、俄罗斯、中国构成的能源三角关系。即便欧盟下定决心全面停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俄罗斯也可以选择增加向中国出口。这就意味着，对俄能源制裁能否有效，还取决于全球能源价格的走向：如果能源价格因制裁而走高，即便制裁导致俄罗斯能源出口减少，俄罗斯仍将因价格上涨而获益，因此制裁根本没有意义；但如果美国成功大幅压低能源价格，那么中国将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显然不是美国所乐见的。这些复杂的因素意味着，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存在着非常明显的限度。
事外与分内：俄乌冲突中的中国
虽然冲突爆发在欧洲，中国却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各地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任何一个地方的冲突都可能对中国产生外溢性影响。因此，大多数与会专家和学者最终关切的，还是这场危机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复杂和多维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思索中国的应对之道。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为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俄乌冲突划定了值得参考的坐标系。首先，当前国内外对俄乌冲突的讨论，以“向后看”（即历史回顾）居多。如将俄乌冲突比附为冷战的延续，这种观点在西方非常流行，但难掩西方话语与思想体系的贫瘠。潘世伟认为，中国更应“向前看”，我们要超越冷战思维，超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向世界提出自己的主张，贡献新的理念。其次，中国在俄乌冲突中虽非当事方，因此要“置身事外”；但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世界主导性力量，也要将其视作“分内之事”。对于俄乌冲突，中国应当站在自身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发展的基础逻辑之上，去思考我们的身份和作为。最后，当前对世界秩序的分析有很多，有基于地缘政治的分析，有基于价值观的分析，也有一些基于特定意义（如历史、文化、宗教）的分析，等等。但是潘世伟认为中国最好不选边、不站队；与此同时，理论界与决策层应致力于提出世界未来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潘世伟建议从现代化先行国家和现代化后发国家的角度，以“发展”与“和平”作为衡量世界秩序的基本尺度，对整个世界进行分析。据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后发国家，首先要维护的正是发展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发展成果，其中必然包括选择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今后的世界很可能是不同类型现代化国家之间合作、共存、竞争和交流的世界。当然，新世界也不排除会有对抗。但这是一个新的国际舞台，围绕这个舞台会形成新的规则。只有在这样一个以“发展”与“和平”为标准的舞台上，中国才能真正发挥引领作用。因为在人类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是通过非西方发展模式与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获得成功的优秀代表。
丁一凡教授强调，今天中国人分析世界未来的走向，不能停留在10年前、20年前。当今世界最大的变量是中国，中国已然拥有主动形塑世界的能力，但我们自己却对此没有意识，依然处于一种被动反应的状态，而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能力。他认为，中国一方面应当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互动，另一方面需要运用好与美欧工商界的关系，因为美欧工商界非常清楚未来收益最大的市场是中国，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美欧不会完全与中国脱钩。
曹远征董事长判断，随着俄乌冲突给国际经济秩序带来的巨大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形态将发生巨大的转变，未来全球化可能会以区域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所在的亚太区域是最重要的。今年开始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一区域性经济协作安排既扩大了市场，也可形成一种互信，进而降低相关风险，为国内、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稳定创造新机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认为，对于美国而言，存在共同的敌人与不损害（甚至有利于）美国的权力优势，是中美合作的两个基础。但近年来，随着包括此次俄乌冲突在内的诸多国际政治经济变局的展开，中美相向而行的基础已经消失。因为在“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实力格局悄然改变，近年来美国的权力优势已显下滑之势。并且，中俄两国因对资本的强管控能力，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两块最大的未取之地。于是，美国开始进一步整合盟友体系，试图与中国“脱钩”，以遏制中国科技与经济的继续发展。面对这样的大变局，程亚文建议，中国应明确重构对外往来的优先顺序。具体而言，我们需要整合历史资源，面向未来，构建“新三环”。第一环即东亚、中亚和中东，东亚连结着世界财源，中国与此区域内国家已形成较好工业分工体系；中亚和中东则连结着世界资源，中国要背靠此区域内国家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相当的安全屏障。第二环是亚非拉广大后发国家，中国可与它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原材料和工业品交换，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应主要面向这些国家。第三环则扩展到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传统工业化国家，中国与它们进行工业品和经验、技术交换交流。当前，中国仍需高度重视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但在合作目标无法达成的情况下，只能改变对外交往的空间排序。事实上，这样的重新排序有其现实基础。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量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持续增大，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量增长速度高于全球平均增速。从实体经济层面来看，这些动态正在重构以往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其次，亚洲正在重新成为世界经济重心，全球贸易和投资重心也不断向亚洲转移，亚洲内部贸易水平超出亚洲与域外的贸易，中东能源已由以往主要流往欧美转向流往东亚和南亚，亚洲两翼在经济上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因此中国继续加强与亚洲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坚实的。然而，目前我们还缺少发展中国家自主的国际金融体系。为此，我们可以升级和改造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完善自主可控国际支付体系；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及在其框架下的中、俄、印、伊合作，尤其是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深入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构建亚洲共同能源市场；推进南南合作范畴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将现有的美元交易商品部分调整为欧元，拉住欧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张蕴岭则认为，从改革开放的经验看，中国通过与发达国家和先进市场经济体打交道，提升了自身在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水平。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迫使各国站队，打造了西方主导的更加紧密的利益集团，出于战略竞争的考虑，会尽力把中国排除在西方高端技术链条之外。这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尽管中国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但技术竞争需要以高端为伍，在高点竞争中提升。因此，要减少对抗，特别是中美的直接对抗，尽力争取竞争不对抗，挂钩少脱钩，在做好企业工作上多下功夫，进一步改善国内市场环境，积极推动合作开拓国际市场。
李巍教授分析，俄乌冲突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复杂而混合的，因而中国在其中也面临着两难困境。从正面影响来看，俄乌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俄制裁会全面加剧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同时削弱美欧对亚太/印太区域的投入。从负面影响来看，泽连斯基通过情绪调动起来的意识形态氛围短期不会消散，同情乌克兰的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将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陆上丝绸之路”将因此面临空前挑战；中国企业在经济战中将面临两难抉择；中国坚持主权和领土完全不可侵犯、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外交原则将受到冲击；俄乌冲突将使美日军事联盟关系进一步强化，中国必须严肃思考如何面对一个重新武装乃至拥有核武器的日本。
多位学者还不约而同地提到，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模拟压力测试的机会或场景。例如，强世功教授指出，自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以来，国内各界一直在讨论美国发起对华金融战、中美金融脱钩的可能性，但此前我们其实很难预测金融脱钩真正发生后会有什么后果。而在这次冲突中，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极其广泛，我们也得以借此观察一下金融制裁对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也可为中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做好相应的军事、舆论和经济金融准备。李巍教授也指出，这次大国经济战给中国敲响了巨大的警钟。如果没发生这场经济战，我们还是会相信经济全球化是有规则的，有底线的；但这场经济战告诉我们，在大国地缘政治中，利用经济“武器”打击对方是没有底线的。李巍教授认为过去几年经济学界有几次重大的预测失误，许多学者当初都认为中美不会发生大规模贸易冲突，但事实上发生了。很多学者也都相信，为了维护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信用，美国不会轻易冻结一国的外汇资产，不会出现公然的违约行为。但是这一次，俄罗斯至少一半的外汇储备已经被限制使用。在中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大约60%是美元资产。中国如今无疑应当正视和评估美国对中国发起无底线“金融战”的可能性，并开始思考如何应对。
结语
对于被迫卷入中美战略竞争的中国而言，俄罗斯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的遭遇提醒我们，中国并不仅仅是在与美国这一个主权国家竞争，而是在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竞争。在改革开放后日益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背后的一整套规则和价值观，如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契约精神、法治原则，是普世的、去政治化的。这样的认识和观念，在这次事件中被完全颠覆。自冲突爆发以来，中国舆论场已被挺俄还是挺乌这两派立场深度撕裂。但着眼长远和全局，我们应当意识到，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这两派立场，中国所能获得的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都很有限。多位学者均指出，此次俄乌冲突并不会转移美国的战略重心，美国眼中的主要竞争对手仍是中国。这意味着，美国加速抱团盟友以遏制中国的步伐，很可能不会停止，美国主导、以西方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进一步限制、打压和围剿也可能降临到中国头上。
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国理应避免与西方体系脱钩，尤其是应当竭力维护与美国各盟国的关系，继续与它们保持政治、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也应秉持底线思维，重拾“第三世界”的战略遗产，将眼光转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高举“共同发展”的旗帜，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建立起一个更平等公正、更有发展潜力的新国际体系。而要构建新国际体系，未来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便应避免陷入简单的重商主义思维和纯粹的经济逻辑，而是必须提出新的话语体系、价值理念和秩序愿景。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打消世界各国对实力日益上升、体量日益扩大的中国的疑虑，进而吸引它们加入乃至共同建设新国际体系。而这正是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当前的薄弱环节，未来中国在外交和国际交往中应当更加重视和补强这方面的工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也理应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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