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大选之后，国际形势孕育新局，值得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韩国亚洲大学中美政策研究所以及金九论坛于2020年11月12日联合主办第七届中韩政策学术会议。本届会议以“全球秩序变化与中韩关系”为题，汇聚了两国专家深入探讨关键议题，寻求更加稳定与强化合作的中韩关系及政策方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秘书长祁昊天参会讨论，从军事安全角度，围绕“中美军事竞争与美国的军事转型及加强准备”和“中美军事转型与相对实力均衡转移下的双重风险与管控”两个方面，对中美军事竞争的性质、内容和边界进行了论述。发言内容整理如下。
祁昊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秘书长
中美军事竞争与美国的军事转型及加强准备
当相对实力或地位的分布发生变化时，为何原占优国（即所谓“守成国”或“霸权国”）会面临优势被削弱，何时演变为军事竞争？由于模型、方法论、样本数据与案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既有学术与政策研究并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亦然。此处，笔者采用一条较为简明且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标准来界定军事竞争——原有领先国是否针对相对崛起国而开始调整军事战略及技战术体系。从这个视角出发，中美已处于军事竞争状态。
美国方面，这一竞争在战略层面表现为地缘政治“大战略”的回归，相比于后冷战时代和后911时代在“帝国边缘”地带的军事介入及长期的治安战，美国重新将战略中心调整为应对欧亚大陆出现近似体量和技术能力竞争对手的军事准备。基于此，美国已在军事层面做出全谱系调整。
战略力量方面，五角大楼做出了几年内战略威慑能力现代化的数十亿计划；未来将装备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新型隐身轰炸机；不断提高多层导弹防御网的建设，从侦察探测能力、指控系统到杀伤载具，升级工作全面铺开；退出《中导条约》，加强陆基中远程火力建设，提高对军事大国的区域威慑能力、对时间敏感目标的打击能力。
常规力量方面，美国重新针对同级别能力和体量的对手，将作战能力聚焦于高强度、高技术常规军事冲突：加速空中力量的隐身化；在海上重新强调制海权的争夺与掌控；加强各军种远程打击能力；强化电子战与赛博空间的攻防能力；多管齐下开发高超声速武器，提升对时间敏感目标的快速反应能力；将无人化与人工智能引入指挥链和杀伤链，维持并重新扩大“优势窗口”。
作战思想方面，美国对于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担忧已久（虽然中国官方从未将其作为指导战略），并针对性推进一系列以“全域作战”为代表的改革常识，这些新方案虽都处在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且各有侧重，但在战争规律演变的大方向上，体现了一些共同特点。它们都强调：进一步深度融合；多个领域的打通（陆、海、空、天、电、网）；战场密度进一步降低，即每一级作战单元的责任区范围继续上升；在提升单一平台能力的基础上同时弱化平台作用，更加侧重平台间网络的作用；提高新概念、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
中美军事转型与相对实力均衡转移下的双重风险与管控
中国方面的军事转型和加强在内容和方向方面与美国以上调整具有高度同质性，两国同时所进行的军事竞争准备正在为军事斗争方式赋予以下特征：战场速度大大提升、信息维度显著增高、OODA链条不断缩短、战场相对透明度降低、对时间敏感目标重视提高、对首次打击有效性的重视提高。而所有这些特征都可能在不同层面削弱当前的相互威慑、战略稳定的军事体系基础。
在这一军事层面之外，中美之间相对实力均衡出现调整又将必然带来一组伴生政治挑战，即预补偿困境与承诺困境。前者是指崛起国与守成国都有意图在崛起过程中、实力对比完全出现改变前由崛起国率先发出预补偿，但预补偿的可行性取决于相对实力改变的速度与强度，越大则越困难。后者是指对实力均衡改变后做出预先承诺的困境，即便崛起国有此意图，守成国也有充分的理由不采信承诺将被遵守。
由于存在以上政治与军事两个层面的稳定挑战，中美军事竞争对于中近期两国之间、区域（如西太、东北亚）乃至全球军事安全稳定与管控均提出了非常高的管控需求。由于此处无法详细展开，笔者仅将判断框架与相应可能的管控需要简要提议于此。
实现有效管控的需要在于中美两国对于相互军事体系转型的认知。该认知存在两个维度：中美差距认知，表现为中美提升转型的速度差；转型方向认知，表现为两国对未来军事竞争性质与形态的认知。当这两种因素分别存在高低与大小的取值差异时，承诺难度与补偿难度分别存在如下的高低组合。两国对于军事竞争演进方向的确定性认知均较高时，做出未来合作承诺并被认可的难度相对较低，而当两国认知军事体系演进速度差较大时，做出预补偿的可行性较低。
仅就目前中美官方对军事转型的判定以及对彼此军事竞争身位的判断来看，两国尚处在承诺难度相对低、而预补偿难度较高的象限。因此，在相对军事竞争转型方向认知较为确定，但相互认知转型速度差距大的当下，中美希冀以预补偿实现未来合作的可行性较低，应将战略管理的重点放在提升承诺认可度方面，诸如加强人文交流、提高实质透明度、共建军事转型相关技术管理机制等措施应得到加强。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秘书长祁昊天在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韩国亚洲大学中美政策研究所及金九论坛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韩政策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欢迎分享和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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