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以下简称为IPEF）。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与太平洋研究所（筹）所长黄靖就中国应对“印太经济框架”持何态度这一话题发表观点。
黄靖教授认为，美国总统拜登亚太之行的最突出“成果”，就是联合韩、日、印、越、新等13个国家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 （IPEF)。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体量总量占世界经济的40%，加之拜登政府的刻意高调，使得IPEF似乎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言，美国要在印太地区打造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环境”。因此，舆论界普遍渲染IPEF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这个“国际环境”打下经济基础。因此，中国对IPEF必将持反对态度。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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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F是一个没有市场根基的空泛倡议
首先，IPEF和当年奥巴马政府极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以下简称为TPP)有本质的不同，它只是一个行政“倡议”(initiative),并非需要经国会批准的政策议案。由于美国社会高度分裂导致的政治极化，加之多年来产业空心化和福利赋权化(entilement)使得美国产业竞争能力严重下滑，当下任何有关国际经贸的议案在国会都必死无疑。拜登政府急匆匆地推出IPEF，要赶在国会中期大选前拿出对外政策的“牛肉”，但更重要的是要打消印太各国对“印太战略”仅仅是一个以对抗为目的的“军事战略”的疑虑，并为拜登的亚太之行造势，进而摆出一副“引领” (take the lead) 印太经济发展的姿态。然而，在IPEF的四项“愿景”——产业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发展清洁能源，打击腐败、保护劳工权益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中，完全没有贸易和市场准入的任何内容。因为一旦有了经贸内容，就必须经国会批准才能生效。作为一个不需经过国会批准的行政“倡议”，IPEF 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因为它既缺乏必要的政策资源支持，也没有正当的法律基础。这是包括美国舆论界在内的主流媒体并不看好“印太经济框架”的根本原因。
第二，由于没有任何贸易和市场准入方面的具体安排，IPEF对绝大多数印太国家缺乏吸引力。不论是发达的日本韩国还是发展中的越南印尼，开放的海外市场和稳定的资源供给都是其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而这些都必须通过贸易才能达成。即便目前的14个成员国将来能够在IPEF包含的四个领域的谈判中取得进展,而且也确如某些美国政要所期许的那样吸引一些业界的关注和参与，但成果却很难落地。毕竟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产业上的合作都必须建立在“有利可图”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市场准入方面的具体协议，产品如何进入市场?不能进入市场，利从何来?
第三，在印太/亚太地区，已经存在两个规模庞大且深入的经济合作机制: 一个是由东盟发起、中国起到积极作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为RCEP); 另一个是由日本主导的、中国已经申请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为CPTPP）。尽管这两个机制在合作层级和内容上有不同的注重：前者以贸易和关税协议为核心，后者注重通过改造经济结构和相关立法来推动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但市场准入协议都是两个经济合作体的核心内容。正因如此，总体而言，RCEP和CPTPP是相互一致和兼容的：首先，开放包容，不将任何国家排除在外；其次，都以印太/亚太经济一体化为目的，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再次，促进各国经济合作，反对保护主义，不搞分裂对抗。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不以“价值观”划线站队。但美国已明确宣布既不参加RCEP，也不参加CPTPP。如此，一个毫无市场准入内容的IPEF,在建立过程中如何适应并与RCEP和CPTPP相协调，不仅对倡议者美国是个挑战,其他13个参与国也将面临考验一毕竟除印度外, 这些参与国都是RCEP和/或CPTPP的成员国。
而且，日本曾期盼美国加入CPTPP，毕竟CP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由于特朗普大搞单边主义、退出了奥巴马竭力打造的TPP，日本抓住机遇，一举下CPTPP和《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U-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Agreement, EPA)。这是二战以来日本首次、独自主导达成的两大国际协议，它不仅展现日本巨大的经济影响力，也是日本向“国家正常化”迈进的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大步。正因如此，美国建制派对此持有深刻但却难以言表的不满和成见。当日本前外相茂木敏充在2021年9月的联大会议上向布林肯公开表示“鼓励美国回到TPP”(encourage the US to return to the TPP)时，美国反应非常冷淡，并且很快公开宣布美国不参加CPTPP。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口吻——“ 鼓励”而不是“邀请”——让美国难堪，而且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内的自由派出于不同理由的坚决反对，拜登政府也绝无可能“重返TPP”。
因此，当美国提出IPEF时，日本的表态也非常暧昧。尽管日本也参与发起了IPEF，但首相岸田文雄明确表示日本“将在CPTPP的基础上参与”IPEF的建设。显然，CPTPP已经成为日本与美国讨价还价、甚至是争夺印太经济主导权的筹码。正因如此，自拜登上台以来，尽管美日进行了多次双边会谈和交流，但在公开发表的“2+2"会谈联合声明和领导人联合声明中，都对经济不置一词(详见《临界全球事务观察》特刊第2期:“解析美日“2+2会谈”联合声明:暂时的妥协不等于永久的“联盟")。此次拜登访日，岸田文雄政府在CPTPP和IPEF上的相关立场上依然“暧昧”。
可见，高调登场的IPEF其实并无市场根基。尽管有舆论认为美国想籍此重建一套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然而，如果没有市场和贸易为依托，任何重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企图都只能是一厢情愿。
中国应对IPEF秉持有原则的积极态度
中国秉持和平发展战略。合作共赢、不搞对抗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尽管IPEF目前只是一个没有市场根基的空泛倡议，而且提出这个倡议的拜登政府视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者”，但IPEF包含的四项“愿景”本身与中国的发展没有内在的利益冲突。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对中国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发展清洁能源早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一直致力于打击腐败、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公正；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早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印太各国在这些方面加强交流合作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应该对IPEF秉持有原则的积极态度，使之为己所用,展现泱泱大国的气势与睿智。
所谓有原则的积极态度，是基于四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之上的。其一，IPEF必须是包容开放的。美国政府口口声声地表示要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以此为其“印太战略”的标志性立场。既如此，“印太经济框架”也应该是自由开放包容的。否则，一个排他的、封闭的“印太经济框架”不但与已经存在于印太地区、且包容开放的RCEP和CPTPP相矛盾,更有悖于印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进而阻碍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印太/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二，IPEF 必须和RCEP和CPTPP协调兼容。IPEF 和这两个已经建立的经济架构应该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发挥作用,进而相互提升,相互促进。反之，如果IPEF与已经存在，并获得印太各国积极参与的RCEP和CPTPP互相排斥甚至对立，不仅有损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太/亚太各国的利益，IPEF 自身也很难在印太地区生根发展。
第三，IPEF的提出者美国必须通过这一机制积极协调与印太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利用IPEF拉小圈子搞贸易壁垒，不仅阻碍印太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而且也必将使美国自身陷于孤立。
第四，IPEF必须排除任何意识形态因素，不以“价值观”划线站队。毕竟，印太地区各国在政治体制、价值观、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承和宗教信仰上是多元的。而一个强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经济机制必然是排他的、封闭的，其运作也必然导致分裂和对抗，继而阻碍和破坏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只要满足以上必要条件，中国当然、也应该对IPEF 持积极态度，因为这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毕竟，一个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反对腐败，促进数字经济和贸易的经济合作框架不但与中国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也符合印太/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潮。
文章来源：“临界Transcend” ，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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