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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伟:考古学的时代担当

2022-05-31 21:26 孙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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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再一次强调考古工作既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学习贯彻总书记贺信精神,需要广大考古工作者不断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提升考古学的政治担当。只有在政治上想明白“为何考古”,才能在学理上说清楚“如何考古”;只有把社会政治意义与学术意义有机融合,才能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针对考古学的时代担当、如何真正构建中国考古学术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与论述。本文以《真正构建中国考古学术体系》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日第20版,发表时略有删节,如需引用请据纸版原文。




一、新百年的考古学要坚守传承文明的初心使命


1922年,北京大学领风气之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考古学研究机构——考古学研究室,发出“扬阐吾国文化,兼改定往史之计”的时代呐喊。同样在这一年,时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的梁启超在听了瑞典学者安特生有关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进展后,发愿要“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并鼓励儿子梁思永献身考古学,“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以世界性声誉”。李济在少年时代就常常因为“自己生于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而“常觉欢欣莫似”,后入哈佛大学专攻人类学,他的一生都在苦苦追寻“民族的发展与文化的演进”,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同样,青年苏秉琦亲眼目睹国家破败,怀抱一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的赤子之心,毅然选择考古作为终生志业,在北大创办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六十年圆一梦,终成考古学一代宗师。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夏鼐、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主动地“把寻找中华古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神支柱,作为思考的重心”,更加坚定了用考古成果“宣传爱国主义,以便增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的学科抱负,更加积极地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道路。回顾百年中国考古史,中国考古学从来就不是沉迷于饾饤考证、“为研究而研究”的乡愿之学,也不是简单堆砌资料,“见物不见人”的泥古之学,而是赓续文脉、传承文明的经世之学,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强国之学。迈入新百年的考古学,更当坚定学科初心,勇担学科使命,为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贡献学科力量。


二、新百年的考古学要勇担阐释文明的学科重任


1928年,傅斯年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设考古组,是为中国国家专门考古机构的肇始。傅斯年沉迷于“扩充材料,扩充工具”,敦促考古组同仁“动手动脚找东西”,在“史学就是史料学”理念支配下,考古学只能是收集材料的新工具。新中国成立后,苏秉琦很快就面临北大同学对考古学“见物不见人”的责难,旧方法已然无法在新社会立足。所幸的是,新中国考古学有夏鼐、苏秉琦这样的引路人,他们在风餐露宿“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同时,更在积极探寻考古学的“透物见人”之道。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夏、苏二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中华文明”上来,他们的最后一本著作分别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苏秉琦曾经极其精炼地勾勒出中华文明简史——“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中华文明经历了治乱兴衰,几经沉浮,但始终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当中华文明再一次回到世界文明舞台的中央,她独有的精神魅力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同与喝彩,极大地增强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新百年的考古工作者不仅要善于挖掘文明,更要擅长阐释文明;不仅要善于挖掘历史,更要擅长书写历史。只有实现从材料本位到问题本位的转换,才能真正构建中国考古学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只有牢牢把握文明的阐释权、话语权,才能有力回击对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污蔑丑化。只有高质量地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才能切实增强中华文明的感染力、亲和力和认同感,塑造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三、新百年的考古学要融入再造文明的复兴伟业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已经濒临亡国灭种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开启了“文明再造”、“旧邦新命”的历史新进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在中华大地和中华文化的大舞台上,接纳、吸收、消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画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全体中华儿女将五千年东方文明智慧和西方文明结晶马克思主义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熔铸升华的文明新样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华文明沃土上结出绚丽之花,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这是新时代赋予考古学的重大政治命题。百年前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起步,这难道仅仅只是历史的偶然?苏秉琦就一直告诫他的学生们,从事学术研究,“越是那些能够反映或回答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的、时代的需要的工作和成果,才是越有意义、越有价值的。”所以他强调,“从学科角度考虑,古人是第一位”,但“从社会现实需要考虑,今人是第一位的”。新百年的考古学要主动走出“厚古薄今”的迷思,大力倡导“考古鉴今”、“融通古今”的学术理想和学术实践,积极投身国家文化事业建设大潮。特别是要紧紧围绕中华文明基因和中华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亲和性、融合性这一根本性问题,注重从考古材料中凝练文化和精神内涵,深入探究中华文明延绵不绝、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文明韧性以及开放包容、朴实典雅、和谐自然、崇礼尚德的文明特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的文明基础,深刻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深刻论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


“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百年前,中国考古学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一百年后,中国考古学迎来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新百年的考古学,站在新的起点,迎来了学科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新百年的考古工作者要立足百年变局,着眼复兴伟业,心怀“国之大者”,敢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开创学科新辉煌。


文章来源:纸上考古(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图书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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