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

俄罗斯政治、外交;社会转型;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理论

谈到俄罗斯,我经常用“俄罗斯现象”这个说法,它指的不仅是一个国家,也是一种文明、一种选择,这里面所蕴藏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

中俄两国,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和而不同”。我们不能都搞一个模式、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形态,现在已完全不是这个情况了。我们主张“和而不同”,追求的是一个多样化社会下的包容与广谱的选择,这是一种生活状态。这也恰恰是我们一直在批评西方逻辑的原因——以意识形态划线,搞排他性的拉帮结派。所以,究竟哪一种思想模式更合适呢?为什么选择“和而不同”?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是一个多样化世界。

研究俄国问题有时候争议太大,有些事情闹不清楚,经常会有激烈地辩论。但另一方面,这对我们更有帮助,“非规范”的俄罗斯现象使得我们在看待世界时,保持了多样性和复杂性,得到不少启发。

回想我个人的求学历程,其实当年选择的不是这个专业。我是“77届”,也是被改革大潮席卷进来。在大学念书时,与志趣相投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小组。改革刚起步时,实际上大量的信息和动力来自苏联东欧。没想到这一搞,就是40多年。今天听了几位老师的发言很有收获,平时我们在学校的工作都非常紧张,今天借助观学院这个平台,也得到交流,受益匪浅。

比如,张昕老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谈到前苏联空间变化,关于俄罗斯处理周边问题的方式,他的说法我非常同意,一方面俄罗斯仍在全球安兵布阵,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起来了,怎么应对?如果以当年前苏联方式去处理,周边国家根本就不理你,更不能用一种帝国方式。

2014年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代表签署条约,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将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图自克里姆林宫网站

其实,乌克兰危机之后,最近几年俄罗斯内部有很多反思和辩论。很多俄罗斯一流的专家,比如,像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费德罗·卢基扬诺夫都参与了。有的认为,俄罗斯都做对了;而有的则认为,还有很多做法值得反思。

大家知道,俄罗斯朋友很多都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风格,知识分子式的掏心挖肺地自我批评,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与文化方式。这种反思,也带来了俄国今天处理问题时的弹性。

“前苏联空间”真的会完全消失吗?张昕用的词很好——“刚刚开始”。比如,季默菲也·博尔达切夫就提出,除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不能动,在其他地方,俄罗斯不能再用有限的国内资源去做无谓的投放。可见,俄罗斯在处理周边问题时,经过痛苦的反思后,有了新的探索。

包括曲文轶(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中心教授)老师讲到的“带盟”对接问题,有人曾经说过,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国家,但遗憾的是,实际操作起来又碰到困难。

首先,这是一个地缘经济空间,俄罗斯希望能够保存。中国大量商品进去以后,他们本国的产业会面临挑战。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将心比心,做好预先评估。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空间被封闭后,产业起不来,又该怎么办?我们也是好心好意。所以,双方如何找到一个能够对接的切入点和路径,这很重要。

其实,除了能源,还有农业。曾任叶利钦时期的经济部长,是叶利钦总统咨询中心主任叶甫盖尼·雅辛博士,现在已经80多岁了,是俄罗斯自由派的精神领袖。最近几年,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他说了几句话,令人感触颇深。其中一句话是,无论如何,危难期间是普京拯救了俄罗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俄国政治谱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前些年,普京请雅辛回来担任政府宏观经济社会问题的高级顾问,因为雅辛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就是以发展农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抓手。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整个东亚地区与俄罗斯的空间、土地、环境、水、种子、肉类,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但是,俄罗斯的产出又极其有限。这样的背景下,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该进行非常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我相信,这些问题远远不只是学界的问题,我们期望能通过各种平台与各方交往,得到更多学习机会。

当然,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放到当前的国际格局中来看,人们不仅关注中俄关系,也关注美俄、中美俄三者的互动。

首先,关于美俄关系,从托马斯·格雷厄姆的最新表述来看——他曾深度参与决策——他认为,尽管俄罗斯武库还有那么多核弹头,但似乎拜登已不那么在乎了。对美国来说真正的对手在这里,而不是那里。这一对手排行榜已经翻转过来。

在此现状下,虽不会重启克林顿、或小布什时期的美俄关系——小布什第一次碰到普京,看着普京的眼睛,觉得这个人眼睛里有戏,类似这样的故事不会再有了。当然,也不会像奥巴马上台后,大规模重启对俄关系,这种重启是有实质性政策内容的。第一,对前苏联周边地区,不会大幅度干预或搅动;第二,对俄国国内政治体制,批评声调大幅降低。一般在重启阶段,这两件事是必定做的。

拜登至少在近期或一两年之内不会重启,但也不过分激化对俄关系;反正俄罗斯就这么回事了,对美国也不会有太大杀伤力,要集中精力先解决中国问题,这可能是拜登的一个考虑。

在拜登“杀手”一说后,普京的回应:我祝他身体健康

反过来看俄罗斯方面,在“杀手”对话之后,俄罗斯国内的总体反响——不光普京一个人的反应,还包括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其他各个部门、各家大媒体的回应,我觉得俄方的基调是:当有人说了错话,我们还真不能太当回事儿,以妨碍两国合作。

美俄关系已经降到冰点,再往下走就没什么空间了,美俄关系不能再糟糕了。可以说,俄罗斯对美俄关系,没有寄太大希望,只要维持目前这一状况,不要再糟糕。事实上,美俄间也没有太大的经济往来,无非就是政治上继续掣肘。地区问题也可能继续恶化,比如乌克兰危机。

但是,如果今后美俄关系可以调整的话,俄罗斯人也不会放弃。现在,确实是美俄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

至于和中国联系起来,拉夫罗夫的桂林之行就很值得一看。

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对普京仿佛有一种“特殊的好感”,甚至将普京跟美国国内官僚做对比,他说,你们懂什么,看看人家管理得多好;又称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俄罗斯的,这一表达像是被莫斯科“培训”出来似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俄方朋友对特朗普还是有那么一点“情意绵绵”。特朗普上台,美俄关系复苏的确一度被寄予希望,但他没有回天之力;特朗普想前进一步,民主党在后面把你死死拖住,反而又落到低谷。在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厮杀之下,美俄关系不太会有大的起色。

至于中美关系,就目前状况来看,拜登团队的判断是有问题的。第一,我们一直抱着诚意,确实希望中美关系能峰回路转,有一些合作的机遇。但拜登团队以为我们有了这种心态,就会忍气吞声,这就错了。他们没料到中方会有如此强硬的反弹。

第二,美国借口指责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完全没道理。事关中国主权,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的传统。至于意识形态问题,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个没有道理可言的界定——以所谓民主跟威权专制将世界划线。这方面我们可以进行专门的讨论和辩论。

以台湾问题为例,此前台湾原新党主席赵少康先生宣布准备重新出马,尽管结果未必如愿,但至少代表着一种希望推动两岸合作、不要完全跟着美国指挥棒走的声音在岛内起来。

香港问题,如果系统关注过2019年下半年以来整整半年多的香港暴乱,我们会发现,把冲击国会山和冲击香港立法会的两张照片或两个视频放在一起时,几乎一样。难道这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该有的现象吗?如此不讲道理,令人诧异。作为一个大国,这是失格的。

再说新疆问题,针对所谓的种族灭绝,中方已经回应,这几年新疆人口成倍增长,而且当地情况也在安定下来,并不是外界所传言和扭曲的那样。

这些敏感问题或内部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真正友好国家,态度诚恳,相互做一些交流切磋,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有些国家,因为自己内部搞不定、把莫须有罪名戴在别人头上,树立一个敌对目标以转移视线,那就不对了。

王毅外长在安克雷奇会谈上,说美国要改一改自己的老毛病。我觉得,美国有些人始终是想要找到一个外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聚集所有的国力。美国还想要领导世界,这个态度怎么行呢?

我认为,中美之争有一个道义上的问题,有一个思想原则,是究竟该如何看这些问题。这不仅是国家利益之争,也不仅是地缘之争,也没什么太多意识形态之争,而是需要从构建世界秩序的一个新高度,来看待中美关系。

从这个立场来说,俄罗斯处理美俄关系,以他们这几年对待中美关系的态度,可以感觉到俄罗斯朋友在关键场合的表态相当坚定。2017年,特朗普刚上台,北京大学跟哈佛大学共同举办了一个会议,我有很多朋友到哈佛去了,美国的很多专家也出席,另外还请了几位俄罗斯专家。结果,还是美国朋友告诉我的,说俄罗斯专家对中美俄三边关系、对中俄合作的立场,在美国人面前表现得非常坚定。

每个大国处于极其敏感微妙的变动时期,出于国家利益,会有一些调整。比如我们的《俄罗斯研究》杂志上曾公开发表过俄罗斯一些重要机构对于国际变化、对中美两极抗争局面的看法。俄罗斯国内确实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不能任意掺和。在中俄合作优先的前提下,要避免过度对抗,适度保持中立。另外一种观点是,现在还不是中美两极世界,不要夸大中美对抗。两极,就意味着两个领导者,但我们领导谁啊?除了美国在拉帮结派,我们没干这种事。我们的应对,俄国人也看得比较清楚。目前来看,俄罗斯的原则性还是很清晰。

曲文轶老师讲到,经过这么多年的经营,中俄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当然,不是说没有问题。我记得十九大召开时,正好索契在举办瓦尔代论坛。我问普京总统,您怎么评价中俄目前的状态?普京总统高度评价了中俄关系,同时也坦言,中俄之间还是有一些问题。他认为,恰恰是因为有问题,所以,才要主动沟通,找对方直截了当地进行磋商,一个一个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才能让中俄关系往前走。中俄间这种坦诚相见的态度,才是中俄关系的动力。我觉得如果领导人、精英层都有这样比较明智的态度,合作就能坚持得下去。

中俄关系一向主张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者,这是我们的宣示。但是,另一方面,最近两年普京也已经提了几次,中俄现在不结盟,但今后可以发挥想象力。普京这句话说得意味深长。前些时候,中方也有一些新的表述,中俄伙伴关系不封顶,意思是伙伴关系本身还是有很大弹性。

那么,这两种说法是不是截然对立?倒也不见得。形势在不断变化,为了应对当前变化如此迅速的局势,这两种表述都要考虑,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现在我们只是为了不对抗,不激化与欧美之间的矛盾,不针对第三者,看来仅此也未必能够避免来自外界的步步紧逼。所以,还是要发掘中俄合作的潜力。但发掘潜能或是内生动力,不是为了跟美国对着干。我们的本意是,中俄关系本身发展水平还很有限。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是非常困难的转型中国家,而且,两国历史上还曾有过不少问题。这都亟需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间沟通上能够深化,进一步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既要有积极的、前瞻性的态度去发展推动中俄关系,同时,又要非常理性地认识到中俄关系的确不是为了专门针对第三者。但是,当我们遭受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时,中俄之间适当地接近、有分寸地深化战略合作,也是必然的、很自然的一个结果。

最后,简要补充一些信息。前面提到“前苏联空间”,我想把几个问题综合起来说一说。最近,我跟曲文轶老师一起在上海参加上合组织会议。我和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先生谈到了最近的发展情况。大家看这张地图,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里有一条尚在构想中的重要铁路线路叫“中吉乌铁路”。

这一带都是内陆国家,完全没有出海通道。如果有一条铁路,从中国到吉尔吉斯斯坦,再到乌兹别克斯坦,通往里海,再往西走,直通欧洲,这非常重要。这个铁路计划的提出,其实比“一带一路”还更早。这对中吉乌三国、对整个欧亚地区,实际上都很有利,尤其是两个完全内陆的国家。但是,这个项目很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实现。

诺罗夫先生是乌兹别克斯坦人,他告诉我,普京总统近来表示,关于这条中吉乌铁路,我们应该帮帮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看来,转机在出现。只要有耐心,只要我们相互尊重、从长计议,一步步来,机会就会出现。也只有将心比心、互利互惠的换位思考,合作才能走得深。

另外,结合刚才有位朋友提到的,为什么普京这个人,大家都对他比较肯定?虽然过去16年来,我差不多每年有幸跟他见面,每次都会有一些直观的感受。我们可以谈谈普京是怎么处理政务、处理国家大事的。比如,前苏联空间的话题,尤其白俄罗斯大选局势动荡这样非常复杂敏感的问题,他怎么处理?白俄罗斯大选局势动荡,总统卢卡申科还没有准备好一下子就从位子上下来。其实,普京早就说过,你可以考虑通过全民公决或修改宪法,来解决问题。但普京的建议,既不是卢卡申科的初衷,也不全是街头闹事者或是欧美施压的目的。

从最近变化来看,大家也都知道了,卢卡申科基本接受普京的建议,修改宪法,准备全民公决。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民意的反应如何呢?前几天在阅读各类评论时正好做了一点摘录,读给大家听一听。英国皇家研究所的民调显示,卢卡申科接受普京方案以后,白俄罗斯民众有54%支持普京,28%反对。而波兰地缘政治智库——大家都知道波兰民意,一直比较敌视俄罗斯——但是其最新民调显示,60%的白俄罗斯人支持普京,71%的人对与俄罗斯结盟持积极态度,主张跟欧盟发展关系的为62%,其中有54%的白俄罗斯人主张和俄罗斯深度结盟,52%的人肯定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政策。

这就是两个对俄不太友好的国家——英国和波兰的智库,对普京处理白俄罗斯问题的方式和结果,从白俄罗斯民间所得到的反馈。对于这样一个民调数据,可能大家比较能接受。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即使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或牵动周边敏感关系,普京仍能如此得体地解决,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

最后,有一个相当复杂也很重要的问题,跟曲文轶老师讲的俄罗斯经济有关。2020年7月,普京签署的“七月法令”,事关重大。法令宣布,今后10年,俄罗斯将把化石能源贡献占整个GDP的比重降到1/3,也就是70%的GDP将不再来自碳氢能源。这意味着俄罗斯主要不再靠能源吃饭,按这一构想,过去的能源依附模式在10年之后将会有彻底的改变。

2020年7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七月法令”

很多年以来,大家一直呼吁要改变俄罗斯经济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能源依附模式。但普京始终没开这个口。这次如果真的按照“七月法令”所规定的那样,10年之后俄罗斯的能源依附模式将会消失,那么这个局面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不光是俄国的经济,还有政治,包括国内利益集团将会发生重组。

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必须有一个前提,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调控。如果在政治不稳定的基础下,推进如此牵动全局的改革,国内会乱成一团。没有强劲的政治掌控,怎么可能经受住10年之内如此深刻的社会政治结构大变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基于未来俄罗斯政治经济的可能走向,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对该问题的关注者,我们都应该持有的一个基本的思考角度。

至于中俄能源关系,是否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也要持续关注。所以,这还真是与我们有关,何况还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最终还是落到一句话,我们生逢一个国际大转变、也是大动荡时期,甚至是面临着诸多深刻大危机的时期,出路在哪里?关键是改革内部。

历史上,大危机的背景之下,“罗斯福新政”就是通过改革内部,增强国力,最后经过二战,让美国真正成为世界头号强国。70年代末,美英的“私有化”改革,掀动了全世界新一轮全球化,一直延续到今天。苏联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一直走不出来,结局就是垮台、解体。有一次,普京本人在瓦尔代论坛主动回应这个问题时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会闹到解体,不是别的原因,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当然,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说在此情况下也什么都不做,那也不现实。但是,这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对于每一个大国的成长,特别是危机背景下的大国战略路径的选择,首先在于练好内功,真正完成内部的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的提升。现在正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转危为机”这一关键时刻。要怎么转,机会就在如何筹谋在一个较长时期坚定不移地推动自己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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