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20世纪初美国进入亚洲并迈向世界历史舞台开始，整个 20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美国经过百年努力建立起统治全球的世界帝国。进入 21 世纪之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运用推动新一波全球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深度全球化”。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使全球化从商业经济领域发展到个人情感交流和生活深度体验，“地球村”不再是一个比喻，而是成为现实。“世界主义”不再是基于理性反思的抽象概念或遥远的政治理想，而是越来越具有现实情感和生活体验基础，从而使全人类真正走向“天下一家”，成为命运共同体。然而，21 世纪的美国为了巩固“冷战”胜利成果，不断强化世界帝国的建设。特别是“9·11”之后，美国针对恐怖主义展开了世界帝国治理下的全球治安清剿行动。这种清剿行动不仅反映在传统的地面战争领域，更是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对全球信息流动的全面审查和监控，通过司法层面的“长臂管辖”对全球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管。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的治理模式与这种“深度全球化”所推动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什么冷战结束以来，全世界对美国的感受正日益从昨天世界的“解放者”变成了今日世界的“霸凌者”。“深度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与世界帝国体系的治理模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帝国的经济垄断与全球经济增长的矛盾
“深度全球化”不断推动全球经济联为一体，并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然而世界帝国的金融垄断和霸权所制造的不平等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深度全球化”导致全球经济形成了比较优势下的全球分工体系，而这个分工体系需要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从而推动其不断变化。然而，比较优势并非仅仅局限于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天然差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比较优势往往取决于后天的学习和努力，这就意味着后天的学习和创造能力完全可以改变先天的比较优势。如果说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秩序是基于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分工所形成的，而这种分工的基础是比较优势，那就意味着随着比较优势的改变，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的空间布局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动之中。这种调整和改变无疑是有效率的，能够为全人类带来普遍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位置不断变化，恰恰是在鼓励通过合理的政策来强化后天的学习和创造能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为全人类创造更多、更好的财富。这无疑是源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精髓，即整体国民的财富和福利应当优先于工商业垄断阶级的财富和福利，全球的财富和福利应当优先于某些强国的垄断财富和福利。
从亚当·斯密的理论视角看，自地理大发现 500 年来，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基本上固定不变，这种固定不变反过来强化了一种种族主义的理论，即唯有西方文化、文明和人种善于后天学习，从而具有创造能力，非西方民族在文化、文明和人种上缺乏后天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并不是单纯地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所确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军事、政治乃至文化的混合战争确立起来的。当德国开始崛起，在科技和经济乃至文化上超越西欧的英国和法国，从而在经济层面上出现改变中心-边缘的空间布局的历史趋势时，英国、法国就会借助美国乃至俄国（苏联）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摧毁德国的崛起，从而捍卫既定的中心-边缘结构。因此，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秩序一旦变成世界帝国秩序就意味着一种垄断的出现，即世界帝国的中心会运用各种力量来捍卫这种空间格局，并将这种格局固定化、永久化，甚至永恒化。
同样，在冷战时代，当欧洲和日本在科技产业领域崛起从而挑战美国在经济领域中的中心地位时，美国就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政治和金融优势，成功地遏制了欧洲和日本的发展势头，保住了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今天，中国利用强大的后天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并不断打破西方对全球产业的垄断，以至于西方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高额垄断价格因中国产品的竞争而跌成“白菜价”。可以说，正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大规模推动了全球贸易的不断扩张和全球财富的大幅度增长。由此，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给全人类带来的福利增加与美国控制该技术所形成的垄断利润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面对这种矛盾，美国利用其所主导的世界帝国优势对中国发起混合战争。因此，中美贸易战不仅是中美两国利益的冲突，更是美国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冲突，美国打压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也在打压中国崛起给全人类带来的普遍福利。美国将其国内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凌驾于美国人民的利益之上，更重要的是凌驾于全人类的利益之上。因此，中美贸易战本质上是一场阶级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大资本家对整个“第三世界”的战争，是对包括美国劳动阶层在内的所有下层民众的战争。
今天，导致美国下层劳动阶层失业的所谓“制造业空心化”问题，恰恰起源于 1970 年代美国金融资本依靠军事和政治力量形成的垄断，不断通过金融手段来掠夺全球财富，从而推动美国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美国利用世界帝国的优势维持了美国社会整体的高福利，以至于美国社会在繁华盛世中养尊处优，早已丧失了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丧失了韦伯当年所欣赏的新教伦理支撑下的劳动精神，只能依靠移民来吸引全球优秀的、具有创造力的头脑，并吸引下层移民进入美国从事体力劳动。在这种背景下，制造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恰恰是全球比较优势所推动的自然历史进程。如果美国试图恢复其制造业，那也应该大规模吸引中国政府和企业家投资美国，利用彼此的比较优势推动两国和全球的经济合作，就像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拍摄的《美国工厂》所反映的那样。然而，美国却利用其世界帝国优势，以“美国优先”的理由挥舞制裁大棒，用各种手段来阻止世界分工体系的合理化调整，甚至不惜推动“中美脱钩”，遏制高新技术、资金和知识向后发达国家流动和转移，通过打压中国经济发展来推动制造业向美国回流。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美国又动用量化宽松的金融杠杆，推出一系列振兴美国经济的计划，而这种思路无疑是以扼制全球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因此，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甚至是全人类共同福利的障碍。
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看，无论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还是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依附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不平等问题上。然而，重要的不在于不平等，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仍是人类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结构，从而让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一种与人类的文化商业活动相适应的变动状态。一旦这种结构被固定之后，人类就会陷入一种命定的局面，成为这个世界帝国体系的奴隶而不是主人。过去 500 年漫长的历史正是给了人们一种命定的错觉，以至于西方左翼认为所有总体化反抗只能是失败或者带来异化，“帝国”秩序乃是全球化时代不可克服的“铁牢笼”，反抗不可能在政治经济上以一种总体化的方案来颠覆世界帝国秩序，而只能在帝国内部通过各种后现代的方略，尤其是文化手段来修正世界帝国发展方向，从而更关注临时化、片段化、场景化、戏剧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反抗。这种对世界帝国牢笼般的命运的理解显然是对过去 500 年历史的误读。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表面上是经济，而实际上是政治，经济不平等仅仅是表象，政治不平等、暴力支配的不平等才是实质。西方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利用军事、政治、金融和法律等一切垄断性的政治力量，支配并扭曲了全球的经济和文化思想的自由流动，从而将这种不平等支配关系经济化、意识形态化，并由此固定化甚至永恒化。因此，后发达国家要改变被支配的命运，就不得不从关注发展的经济领域转向关注支配和斗争的政治领域，最终要从政治上去颠覆这种世界帝国体系。这就意味着必须认真对待政治问题，既要严肃对待文化政治中的敌我划分问题，又要严肃对待利益政治中的暴力支配问题。唯有如此严肃地对待政治问题，阶级划分、人民主体、政党组织、政治领导、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暴力革命以及统一战线等主题才会重新成为世界政治的主题。
事实上，世界帝国的力量并不仅仅在暴力、经济和政治方面来体现，最关键的依然是思想观念上塑造的“西方主导世界”的命定的意识形态。西方左派不能摆脱对这种帝国结构的命定力量的恐惧，就不可能从“诸众”变成“人民”，就不可能从轻飘飘的“逃逸”转向面临死亡考验的真正“反抗”。后发达国家若不能摆脱对这种命定论的恐惧，就无法团结起来，凝聚成真正的国际政治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唯有全世界左翼力量团结起来，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重新凝聚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力量，才有可能摧毁世界帝国体系，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建构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这恰恰是当年共产主义运动从欧洲到亚洲、从苏联到中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教训中保留下来的最可贵的遗产。这也是古老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崛起的历史意义和使命。因此，在理论上复兴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遗产，复兴中国古典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乃是思考人类命运、反抗世界帝国秩序、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肆虐引发的“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兴起，不过是为下一波全球化运动提供动力。唯有在面临黑暗和灾难之后，人们才会抛弃过往的常识而寻找真理，世界由此才有可能闪现出新的曙光。在“深度全球化”的时代，亚当·斯密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全人类财富增长的理想已经临近实现，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将亚当·斯密的理想变成现实。
帝国的“美国优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矛盾
“深度全球化”引发全球风险，需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世界帝国结构基于民族国家的“美国优先”与全人类的公共利益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美国世纪”建构世界帝国的百年，也是人类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百年。面对“深度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全球风险社会”，不仅原来分散在世界各地相互隔绝的威胁迅速向全球扩散和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全人类的深度交往和经济发展的加速会产生全新的问题，诸如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病毒传播、金融风险、网络风险、太空风险、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等，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必然要加快政治全球化，以便使公共政治生活从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结构转向以国际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建构，进而推动国际政治从联合国向世界政府目标迈进。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漫长思想历史上的“世界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下大同”和“天下一家”理念有着共同的思想和政治渊源。
然而，人类为什么未能走向“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道路，反而始终面临不断的冲突、分裂和战争呢？在欧洲历史上，不少思想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政教分离的主权国家理论到世界主义、永久和平的政治构想，都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产物，所有这些思考都是基于主权国家理论展开，从而提供了三种探索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法治主义。一方面在主权国家内部用分权和宪法来约束主权者权力；另一方面是主权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通过平等的协商和谈判形成国际法，从而用国际法来约束主权国家。这种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相结合的法治主义思路就形成了后来非常流行的“共和政府”（后称“民主政府”）之间不发生战争的“永久和平”理论。这种法治主义的思路包含非常强的理想主义的规范色彩，但在现实中面临着几种困境。其一，国际法对于主权国家的约束力非常有限，若没有建立世界政府，国际法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其二，这种理想主义的规范色彩为战争提供了正当性理由，即通过战争来推动主权国家内部的革命，并将其改造为民主共和国。对外战争与输出革命始终交织在一起，从拿破仑战争到苏联的输出革命，再到美国在中东以战争与和平演变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都是遵循这种法治主义的逻辑，其结果非但未能实现世界和平，反而将世界带入长期的动荡中。其三，这种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理想主义论述往往根据结果来推定国家是否属于自由民主政体。若两国发生战争，那其中至少有一个国家不属于自由民主政体，这就导致与自由民主政体捆绑在一起的正义战争事实上复活了欧洲历史上古老的宗教战争，将战争正当化，导致冲突永远无法和解。可见，这种法治主义的理想思路非但不能奠定永久和平，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战争和冲突。
第二种思路是建构联邦主义的新帝国，即主权国家之间建立起联盟或联邦而形成帝国，从而克服内部的分歧和冲突。如果说法治主义思路带有理想主义的规范色彩，那么这种联邦主义的新帝国思路无疑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可行方案。然而，联邦主义在欧洲历史上的实践始终处于分分合合的不稳定状态，直到美国联邦主义的出现，才真正为主权国家之间结束战争、冲突甚至贸易的猜忌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即将联邦政府建构为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主权政府。联邦主义在美国的成功不仅是由于美国建国者基于对欧洲联邦主义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并以此始终致力于增强联邦政府的权力；更重要的是，美国所处的相对于原来欧洲强国的独特地缘环境促进了美国联邦政府的不断成长。这种联邦主义的新帝国思路不仅影响到后来的“苏联”，即通过苏维埃共和国以联邦的模式形成帝国联盟，更重要的是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欧洲国家之间终于结束了上千年的战争，并在联邦主义的思路下成长为今天的欧盟。然而，这种联邦主义的现实主义思路恰恰缺少实现永久和平的现实可行条件，原因就在于，由于国家主权的存在，国家之间永恒的较量不可避免。实力相当的大国相互竞争，难以结成联邦，而联邦主义思路往往在于推动形成两个联邦帝国之间的较量。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帝国和斯巴达帝国就是例子。欧洲历史上列强之间的纵横捭阖也往往形成类似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全球对抗局面。美国和苏联不可能联合起来，反而形成两个联盟阵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永久和平永远不可能实现，只能通过实力和战争来实现短暂的和平，并要通过不断的战争来维持这种和平。
第三种思路是在殖民帝国的基础上建构世界帝国。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往往是由于争夺海外商业贸易和殖民地引发的。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主权国家虽然在政治理论的正当性上否定了“帝国”，实践中却在殖民主义的框架下复活了“帝国”。欧洲“列强”这个词语就是用来描述在欧洲拥有主权国家身份的同时又在欧洲之外拥有殖民帝国的混合体。欧洲的崛起导致在主权国家的理论框架中重新复活了帝国体制，由此形成对内主权国家与对外殖民帝国相结合的“主权国家-殖民帝国”的帝国宪制模式。正是为了论证这种殖民帝国秩序的必然性，欧洲发明了“文明”与“野蛮”的理论。不过，这种殖民帝国体制是一种历史性的、临时性的、过渡性的体制，这实际上为后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埋下了伏笔，即这些殖民地一旦经历启蒙、接受西方的科学理性教育和自由主义思想、完成民主革命的改造之后，就能够建构起和西方一样的自由民主的主权国家，从而加入文明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进入国际法管辖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
在这种殖民帝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帝国体系主要通过贸易、科技和金融等隐蔽的底层经济秩序来控制世界，从而大大弱化了传统帝国通过暴力征服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控制手段。由此，我们看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底层之上建立起了众多至少在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在表面的法律形式上都拥有平等的主权，然而在底层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其中少数国家占据着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处在半边缘或边缘的地位上。这些少数国家通过对全球经济的直接控制获得对全球政治的间接控制，从而构成世界帝国，就像曾经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从法律形式上看，这些国家都是和其他国家一样的主权国家，然而，这些国家因为控制着全球经济从而差不多控制着整个世界。这种法律上的主权国家通过控制世界体系从而控制整个世界构成了这个独特的世界帝国的宪制模式。如果说英国作为世界帝国的萌芽形态是在殖民帝国基础上形成的，那么美国基本上放弃了殖民帝国的模式，而是通过在主权国家之间签订大量的国际条约并建立国际组织的模式控制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正因为美国放弃了传统的帝国模式，既没有采取古典区域性文明帝国的领土占领与扩张模式，也没有采取殖民帝国的殖民地治理模式，而是以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的反帝国模式建立起隐形的帝国，可以被称为“没有帝国的帝国”。
而这种从殖民帝国向世界帝国的转型恰恰在于世界帝国攫取利润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不需要通过直接的殖民控制来掠夺财富，而只需要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知识产权贸易和金融控制来榨取利润。如果说殖民帝国时代帝国对殖民地赤裸裸的经济榨取和资源掠夺缺乏正当性，并最终要被推翻，那么这种世界帝国模式隐蔽的利润榨取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但这种新殖民主义却在主权国家平等签署国际协议的国际法层面上获得了正当性，即法律实证主义模式下的国际法体系仅仅将国际秩序的正当性建立在缺乏实质内容的形式主义的基础上，恰恰是这种形式主义的国际法治的合法性理论，掩盖甚至论证了世界帝国的新殖民主义的正当性。其结果就是：美国在事实上作为世界帝国控制着整个世界，然而美国却可以轻松地用法律形式上的主权国家为理由，推卸对整个世界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由此，当全球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美国可以以主权国家的名义呼吁“美国优先”，从而不断退出各种国际组织，抛弃作为世界帝国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以主权国家的名义大规模发行货币，而完全忽略美元作为全球通用货币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果说历史上的帝国必须承担起对边缘地区的道德责任和治理责任，甚至连大英帝国在撤退时也要标榜帝国责任，然而，美国控制全球，并通过“颜色革命”颠覆他国国家政权，从而让这些国家陷入政治衰败，甚至成为“失败国家”，却从来不认为自己对于整个世界、对被占领的国家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从阿富汗溃退，却将责任推给阿富汗政府。
因此，在这个隐蔽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处于中心控制地位的美国一方面通过世界帝国体系来榨取资源，以推动美国这个主权国家的不断繁荣和强大；另一方面当世界帝国的边缘地带出现灾难或者整个世界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美国却以主权国家的说辞要求边缘地带的主权国家独自承担起责任，而美国对整个世界面临的灾难甚至不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换句话说，随着“深度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这种世界帝国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与全球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即世界帝国体系仅仅是美国榨取利润的工具，美国拥有控制世界的权力并利用世界帝国体系来获取利益，然而却不需要对整个世界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过去 500 年来，西方塑造的全球秩序从主权国家-殖民帝国体系发展到主权国家-世界帝国体系，始终未能解决西方与非西方的不平等问题，并且不断将这种不平等固定化甚至永久化，其根源就在于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体系在帝国权力与帝国责任之间的巨大落差。因此，不分析这个隐蔽的世界帝国结构，就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如果和古典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宪制结构相比较，立刻就可以看出现代帝国宪制设计的精巧秘密。古典帝国看似采取野蛮的军事征服和领土占有，伴随着野蛮的杀戮，然而帝国一旦完成建立，其往往要承担起对帝国事务的治理责任，不仅要保卫帝国边疆，而且要尽可能增加帝国臣民的普遍福利。在这方面，中华帝国对边疆投入巨大的财政力量进行开发和治理堪称典范，而这种治理的政治逻辑恰恰在于儒家所强调的“天下一家”理念，境内所有百姓都像一个家庭的成员一样，关心天下万民疾苦，使其安居乐业乃是帝国君主的政治责任。由此，我们看到晚清中华帝国在风雨飘摇中为了帮助藩属国朝鲜和越南抵抗来自日本和法国的殖民侵略，用最后的力量同时投入对抗日本的朝鲜战争和在越南的抗法战争，而这两次战争直接加速了帝国的解体。假如中华帝国采取西方帝国模式，那么首先就是将朝鲜和东南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从而迅速扩张为世界帝国。正是在这种比较中，我们才能看到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如何在全球攫取利益。尽管美国曾在“冷战”中为了与苏联帝国展开争夺，投入很多资源来帮助其他地区发展。然而，冷战结束以来，面对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美国却不断瓦解联合国和国际合作体系，用世界帝国体系来巩固美国利益，而将全球性的灾难和问题留给世界。无论是面对 2008 年金融危机还是今天的全球疫情，美国非但没有发挥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反而挥舞制裁大棒迫使世界向美国纳贡。现在，美国将其防治疫情失败的责任转嫁给中国，在媒体上污蔑中国，将病毒源头栽赃给中国，企图让中国赔偿其抗疫失败的损失，打击推动全球合作抗疫的世界卫生组织，试图推卸其在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失败中应承担的帝国责任。
可以说，这次新冠疫情以一种极端的危害全球的方式揭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危机，即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一方面瓦解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却不承担起码的全球治理责任，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主体缺位，全球疫情不断恶化。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非但未能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反而成为全球各种风险爆发的根源。无论是气候问题，还是恐怖主义问题，无论是金融风险、网络风险，还是病毒风险，其根源恰恰来自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
历史终结与文明共存对话的矛盾
“深度全球化”亟须展开“文明对话”，而世界帝国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阻碍着这种对话，加剧了人类文明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深度全球化”推动全人类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进行密集的文化交流，这就意味着原来分割在全球地理空间中的不同民族、文化、宗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从历史上彼此陌生的“相望于江湖”到不断产生日常摩擦的“相濡以沫”。由此，“深度全球化”必然也引发民族、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尤其是北非、中东的移民大规模地进入欧洲，导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各种冲突不断，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事件不断发生，而欧洲保守主义力量不断增长，甚至法西斯主义也开始抬头。美国也同样因大规模移民导致其内部的文化认同发生分裂，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分歧已经演变为政治领域的分歧。全球的政治利益的分化无不以文化作为凝聚力量和政治动员的口号，以至于“文明冲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如果所谓的“文明冲突”一旦变成宗教的冲突，尤其是历史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宗教战争，那么人类历史只能退回到永恒的战争征服、永远无法共存的悲惨局面。因此，“深度全球化”必然需要推动在各种层次上展开广泛的文明对话，让每一种宗教和文明反思其自身的局限性，从而寻求共识，共同建构多元文化共存、相互学习借鉴的“人类大家庭”。然而，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始终秉持“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以“文明冲突”的方式来推进“历史终结”，不仅以反恐战争为借口，对伊斯兰世界发起“新十字军东征”，而且以“冷战”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的姿态对中国发起全面的打压，甚至试图复活“高加索人”这种 19 世纪催生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论调来针对中国。如果说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明基础，那么建构世界帝国的主权国家必然按照自己的文明来理解整个世界和建构世界帝国，并利用世界帝国在全球推广这种文明。事实上，历史上的区域性文明帝国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然而，历史上文明帝国的建立往往由一个强势文明来同化周边的弱小文明，因此出现的趋势往往是文明的扩张，而不是文明的冲突。而这种强势文明之所以强势，并不一定在于其军事力量，而在于其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优秀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轴心时代”在不同地域空间中的人类文明在思想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从而塑造了地域空间中的文明形态。
然而，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的崛起在摧毁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同时，也在摧毁古典的文明形态，并建构起新的文明形态，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现代性或者现代文明。由于现代文明是在古典文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区域性文明都应该找到与自己的文明形态相匹配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呈现出“多元现代性”。然而，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始终以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成长起来的自由民主体制作为现代文明的唯一样板，将其他任何文明对现代性的探索都看作离经叛道的敌人，甚至包括同样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理论。因此，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并不是超越不同宗教和思想之上的秩序建构，而是将自己与基督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基于宗教的文明冲突问题就变成对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反抗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美苏冷战、恐怖主义与美国的新战争，以及今天愈演愈烈的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都可以理解为文明的冲突，但又可以理解为世界帝国的征伐与反抗民族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要从“文明冲突”转向“文明对话”，不仅要抛弃基于基督教的理论所形成的“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推翻西方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让宗教脱离政治的争夺，真正面向真理展开对话。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在所有古典的区域性文明帝国中，唯有古典中国的帝国文明没有依赖宗教，而是依靠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儒家哲学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成功地解决了宗教冲突的问题，能够让不同的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和谐共处。
美国在登上世界舞台之时，积极建构国际联盟并推动联合国形成全球民主治理体系，从而终结了欧洲旧世界建立的殖民帝国体系。对于几百年来深处欧洲殖民体系压迫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人民而言，美国和苏联无疑是推翻欧洲主导的世界旧秩序的解放者。然而，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逐步抛弃联合国体制，建构起世界帝国体系，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拥有“新罗马帝国”的绝对权力，但由于缺乏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力量的约束，导致美国加速走向腐败和堕落。随着“深度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美国的世界帝国体系已不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今天，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的美国是：经济上的金融掠夺化、政治上的军事暴力化和文化上的意识形态化。美国从作为世界灯塔的解放者日益变成自私自利的霸凌者，以至于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指出，美国今天的表现更像以前的苏联，而中国更像冷战中的美国。
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虽然面临内在矛盾，尤其与“深度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相违背，但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依然具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和实力。世界帝国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就像我们通常将 1840 年看作清朝衰落的开始，直到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华，清朝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这中间有大约 60 年，即一个甲子的时间。因此，帝国兴衰强调的是一个历史趋势，虽然晚清有短暂的“同治中兴”，但衰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同样，在今天的中美竞争中，美国作为世界帝国依然具有相对于中国的巨大优势，因此中国始终反对搞“全面脱钩”的“新冷战”，始终保持“不脱钩”的战略定力，并以更大的动力来推动全球化，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相互缠斗中推动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中国保持面对全球、致力于推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战略，那么时间始终站在“天下一家”这一边。因此，美国衰落的速度有多快，取决于中国崛起的速度有多快。与欧洲几百年来建构世界帝国秩序的历史经验相比，中国依然缺乏建构世界秩序的历史经验、政治能量和知识储备。这也注定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文章来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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