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中美日关系是中日关系受制于中美关系，这是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从邦交正常化历史看，也要看到中日关系还有可能为中美关系产生创新的引领作用。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实现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这对亚洲乃至世界来说都是重大事件。在当前中日关系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国际秩序发生重大转型的背景下，纪念这个历史事件，具有共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积极作用。因此，更要思考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究竟纪念什么的问题。
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50周年毫无疑问应该纪念邦交正常化所带来的重大成就。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性和结构性问题仍然是，中日关系究竟是不是中美关系和美日关系的衍生品。1972年7月，田中角荣担任日本首相后两个月就到访北京，中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同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冲击，导致日本迅速决定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即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美关系解冻的衍生品，中日关系的本质是中美关系。由于美日同盟，而两国在同盟中地位是不对等的，这就意味着中日关系必然受美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限制。
邦交正常化：实事求是与高度务实
50年后的今天，日本在台海问题、领土、历史、意识形态问题上，似乎再次高调追随美国，中日关系面临新旧矛盾交织、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情况。按照上述解释，50年前中日关系正常化靠的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也需要中美关系有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笔者认为，如果按这逻辑去分析中日邦交正常化，是片面的，对中日关系今后的长期发展也具有误导性。
笔者认为，最值得纪念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和高度务实。毫无疑问，“尼克松冲击”极度加速了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但邦交正常化的前期积累历史告诉我们，中日双方有识之士从很早就已经清醒认识到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邻国”的事实，1972年的关系正常化是在秉承实事求是和高度务实的精神基础上实现的。
从中国方面来说，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正是看到日本国内希望同中国建立和平稳定关系的民意，并在这个现实基础上努力推进两国民间外交。中国领导人对日美同盟之于日本对外政策的结构性影响，有清醒的认识，在美国敌视中国的背景下，日本官方改善中日关系，超越中美关系，是很困难的。但与此同时，中美和日美关系的基本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中日关系上无所可为。相反，在他们看来，作为邻国，建立和平稳定关系最终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因此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
如果认为中日关系完全受制于美国因素，就不会以如此巨大的决心、恒心和耐心，坚持推进民间友好。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表面上看是田中执政后两个月内实现的外交突破，实际上是之前很长时间内双方实事求是互动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坚定的对日友好方针。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的一段话是很好的写照：“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结束，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人民的这种愿望实现。”与此同时，中国对中日关系作出世代友好的定位，放弃战争赔偿，也是基于中日互为最重要邻国现实的战略决策。
从日本方面来看，尽管战后日本官方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有的是出于极端保守反共反华的立场，有的是配合美国维护同盟优先所致。然而，战后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政治保守主流，在对华政策定位上的认识基础是务实主义，而非意识形态。例如，他在1951年1月《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不管是红色还是白色，中国是我们的近邻。我相信，地理和经济的规律最终将会战胜任何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人为的贸易障碍。”
尽管在冷战大格局下，日本官方追随美国对华敌对和遏制的政策，但上述务实主义在政治和官僚精英中仍然存在。
正因如此，日本对中日民间贸易和交往没有彻底封杀，1972年中日短时间实现正常化也与此有关系。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实际上激活了日本国内要求超越意识形态，和中国建立正常邻国关系的讨论。
对中美关系的创新引领潜力
一般认为，中美日关系是中日关系受制于中美关系，这是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从邦交正常化历史看，也要看到中日关系还有可能为中美关系产生创新的引领作用。在台湾问题上，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为之后中日建交提供了蓝本。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签署的《上海公报》就台湾问题的表态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9月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的表态是：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意味着日本比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更明确，为两国建交扫清了最大障碍。两国在签署该声明的同一天，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中的表述，实际上是使用了日本模式。
当前，中美关系在被认为可能进入新冷战的大背景下，日本似乎越来越紧跟在美国抗华的道路上，有时候似乎调门比美国还高。但从最重要邻国的最大现实出发来看，无论是日本介入台海，经济上的脱钩或者意识形态对抗，对日本来说都不是理性选择。与此同时，尽管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战略基础，但同盟至上论会导致日本对外关系极度不平衡，无论是精英还是民众都会有潜在的逆反心理。日本需要发展什么样的中日关系，最终是不可避免的战略问题。
中国也正是看到中日关系具有独立于美国因素的内生动能，在对日政策上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例如，在涉及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坚决，但也保持高层沟通和对话渠道。此外，安倍去世后，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以及总理发出的三份唁电的效果就很好。
50年来，国际关系发生巨变，从冷战到全球化，从两极朝向多极；中日实力对比变了，中国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仍能找到中日关系演变中始终不变的基本面。
第一，“中日互为最重要邻国”的最根本现实没有变；第二，中日关系的战略重要性没有变，两国关系的好坏直接牵动地区安全和繁荣，没有中日关系的稳定，东亚地区一体化就会止步不前；第三，中日关系与时俱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变。
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变化了，2022年的中国和日本，与1972年也已经不同。这就要求双方适应新环境，努力建设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是要继承和发扬50年前邦交正常化中的实事求是和高度务实精神，以及发展中日关系自身内在动能，为中美关系提供引领创新的志向。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202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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