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持续紧张的南海局势中，“固有领土”叙事是基于历史记忆的社会建构，不相容的叙事客观上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历史记忆的路径依赖、对无形价值的情感框定、“自我—他者”二元话语结构，强化了负面叙事黏性。那些积极的叙事“推动者”会将“固有领土”话语建构成一种延续性的叙事模板。在2012年中菲黄岩岛冲突、2014年中越“981钻井平台”纷争等危机中，东南亚声索国对中国维权行动施加了负面锚定。历史记忆与叙事黏性的关联逻辑可以为中国主动应对南海舆论压力提供政策启示。
关键词：南海争端；历史记忆；“固有领土”；叙事黏性；中国崛起
一、引论
长期以来，南海声索各方基于历史权利、情感记忆与国际法规，就南海岛礁主权、油气资源开发与水域权利归属等问题展开了漫长而曲折的斗争。在持续紧张的南海局势中，中国与东南亚声索国各执一词，危机冲突下的指责、愤怒等修辞与和平合作背景下的友谊、睦邻等话语交织混合，构成一场“叙事战争”。其中，“南海岛礁的主权不可分割”与“固有领土”等叙事逐步形成一种叙事模板，具有较强的话语惯性与叙事黏性。例如，中国将南海称为“祖宗海”，以距今600多年的渔民手抄《更路簿》等文献作为中国经略祖宗海的物证；越南教科书与主流媒体反复宣传，国家领土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南海争端各方各执一词，这种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叙事所呈现的主权想象、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相互碰撞，形成一种非物质性的话语冲突。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领土完整的叙事话语与历史记忆、民族情感直接关联。如大卫·米勒（David Miller）所言：“居住在某一领土的人民形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呈现了象征的意义。”对于大多数领土争端而言，各方争夺的领土价值除了实际的物理实体，还会建构性地赋予争端领土以历史、文化与情感意义，甚至人为赋予的无形价值会远超其实际有形价值，以至于领土完整的叙事表达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持有领土完整和不可分割观念的国民会认为，即便是一个荒芜无用的小岛也“一点都不能少”，如果将其割让给他国则会带来情感上的痛苦。本研究试图从政治叙事角度对南海争端进行解释：为何南海声索方均将其声索的南海岛礁视为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这种不可分割的政治叙事，对争端方的外交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
二、历史记忆与南海争端中的叙事之争
叙事通过设置场景，将事件组织成因果关系，识别、刻画主角并描绘他们之间的交流，最终将观众带入有意义的世界。总体而言，南海地区国际秩序竞争涉及三个层次——基于规范、基于权力和基于规则的竞争，声索国根据不同的关注点与标准将争端议题划分为不同诉求，进而容易引发叙事之争。那些历史上的棘手冲突通常会给有关各方造成严重的集体创伤，历史叙事则塑造着各方的合法性。换言之，南海“固有领土”叙事是一个展示情感依恋和价值观的记忆博物馆，以话语创造权利边界与集体想象。
（一）历史记忆与“固有领土”叙事
实际上，“固有领土（inherent territory）”一词在英语中并不常见，这个表达最早出现于日本与苏联“北方领土”问题中，并且逐渐运用于台湾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与南海领土争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写到“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此后“固有领土”成为官方表达。在南海争端中，“固有领土”是一种广泛而强大的叙事力量。“固有”意味着争议领土的历史深度，甚至意味着与领土不可分离的天然情感或伦理关系。基于交错复杂的历史记忆，很难确定各方表达的“自古以来”到底指代的是何时。当历史纵深足够长，记忆纠纷也就足够复杂，那么南海水域和岛礁归属也就更加敏感。换言之，“固有领土”与“神圣领土”等政治叙事能让听众对某块领地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增加排他性主权想象，从而也会展示不可让步的自我中心主义，彻底否决对方的声索合法性，让妥协变得更加困难。
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重新界定了领海与公海的关系，在新体系中海洋分为若干管辖区域，即内水、领海、群岛水域、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同时第279条加强了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即“缔约国之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应以和平方法解决”。但南海声索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礁石、内水、大陆架、海湾和海表地貌的计算规定有不同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南海周边国家对拥挤水域的竞争性划分。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叙事注重历史原则，而国际法则过于强调规则而忽视历史。中国通过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宣布对南海具有历史权利。除了强调捍卫“主权”，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正式将“领土完整”列入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提出搁置争议与维护大局的南海战略思维，体现出战略文化的道义性。
但不论如何，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南海“固有领土”的政治叙事与声索国复杂的历史记忆有关。由于南海归属的历史文献记录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各方努力从历史记忆中寻找有利于己的证据，在国内外建构出主权合法性的叙事，将南海建构成其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在南海争端中，中国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声索国都发布了大量外交声明。需要注意的是，东南亚国家的修辞角色和叙事烈度差异，折射出东盟内部的分歧。根据南海立场差异，可以将东盟国家区分为三类:
第一类，积极坚持主张的声索国。菲律宾和越南一直是对南海声索最积极、最活跃的东盟国家。在东盟平台之外，两国也积极引入外部大国力量，企图威慑和制衡中国。例如，越南凭借与印度的传统关系，在南海地区日渐加强与印度的安全合作，同时积极发展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的军事交流。菲律宾则依靠美菲军事同盟，试图借助美国的支持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抗衡。菲律宾与越南往往借着危机，试图污名化中国国际形象，指责中国言而无信。例如在2012年中菲黄岩岛危机中，菲律宾媒体的南海报道大多集中在对中国“霸凌行为”的细节描述，展示出中国“拒绝国际法律和多边谈判的强硬形象”。而越南在2014年“981钻井平台”危机中，也大量公布“中国大规模出动舰船、逮捕无辜渔民”的照片，煽动对立情绪。
第二类，相对温和的南海当事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文莱虽均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在南海问题中有着不同层次的利益诉求，在叙事风格上与越南、菲律宾等国有明显差异。例如，马来西亚推动了中国—东盟对话机制的建设，并在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对话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马来西亚政府历来反对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以迫使中国让步的做法，并强烈反对美国等区域外大国介入地区事务。在公开场合，马来西亚不止一次批评美国介入东南亚地区政治与经济事务，还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印度尼西亚对南海地区争议岛屿不存在任何领土诉求，而仅在纳土纳岛相关海域存在纷争，声索力度相对温和。鉴于在东盟的领袖地位，印度尼西亚常常以“诚实的调解人”身份自居，组织与主持多边协调会议。当然，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也不无担忧，由此对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抱着相对支持的态度。文莱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为依据跻身南海纷争，其主张涉及南通礁等与中国存在主权争端。同时，马来西亚也对南通礁提出主权要求，使得文莱与马来西亚也存在主张冲突。
第三类，相对超脱的中立国家。泰国、新加坡、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作为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无直接利益诉求的五个国家，在东盟南海争论中最为超脱。泰国虽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但其大国平衡的“风中之竹”战略文化使其仍对泰美关系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再加上泰中关系友好，泰国一直避免卷入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竞争。新加坡则奉行务实的对冲策略，在双边关系上回避南海问题，在多边层次上尽量促成和平谈判。柬埔寨、缅甸与老挝则因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及安全方面关系密切，对南海问题持一种有偏向的特殊中立态度。
换言之，从叙事烈度来看，可以将上述东南亚国家的立场差异分为两类叙事风格：第一类是积极的叙事“推动者（drivers）”，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惯于利用中国和平修辞，给中国南海行为施加道义压力;第二类是温和的叙事“刹车者（brakemen）”，例如泰国、印尼、柬埔寨等国往往刻意淡化中国“威胁”，主张不应在南海争端中过多指责和发起“外交口水战”。当然这两大类内部还存在程度区分，在叙事“推动者”国家中，越南和菲律宾的修辞回击比较激烈，马来西亚、印尼与新加坡的修辞回击相对温和包容;在叙事“刹车者”中，柬埔寨为中国的辩护比较积极主动，泰国与文莱则是温和地协调或安抚，主张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当然，上述类型划分是为了理清分析对象，但并不意味着东南亚国家的修辞程度不再变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修辞角色和修辞塑造程度也会发生变化，例如菲律宾在杜特尔特政府期间对华话语的激烈程度有所缓解，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根本性的。菲律宾尽管会因政府换届改变对华修辞的激烈程度，但是其整体风格上依然会表达对华抗议与不满，这是由其国家利益决定的。东南亚国家的修辞角色和程度差异，折射出东盟内部的分歧，也因此东盟作为整体在应对南海问题时常常被弱化，甚至存在分裂的风险。
（二）历史记忆与叙事黏性
叙事构建了精心制作的世界故事，一旦被强化就产生话语惯性约束。挑战主流话语不仅需要发生在制度层面，还需要在思维层面打破惯性。安全化理论指出，只有威胁话语传递出紧迫与明显的威胁时才会被观众注意。南海“固有领土”的话语叙事呈现出较强的话语惯性特点，各方激烈言辞竞争仿佛让敌意战略话语呈现螺旋上升态势。这里需要解释这种战略叙事的延续性问题：为何这些战略叙事具有极强的连贯性，或者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战略叙事存在变动的可能？这关涉“叙事黏性（narrative stickiness）”差异，所谓黏性即一种战略话语被观众接受和认可的时间特点。例如重大危机记忆具有较强的叙事黏性，那些所谓的“慕尼黑记忆”和“越南教训”，至今也在深刻塑造决策者对政策形势的看法。从机制上看，叙事黏性来自下面三个层面。
首先，历史惯性或路径依赖促成叙事黏性。作为叙事的一部分，记忆从未被遗忘。历史记忆具有一定的沉淀性和稳固性，特定叙事模板提供了在时间变迁中的叙述话语路线图。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耳熟能详的格言“不能记住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米尔顿·洛奇等人（Milton Lodge）提出“印象驱动”的观点形成模型，该模型依赖于启发式过程，个体保持与过去事件相关联的情感记忆。这些记忆累积起来，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形成一个相关联的总体印象。当然，观众不可能同时把所有可能的信息储存在记忆里，他们不均衡地关注叙事者的某些表现。珍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探讨了历史记忆与叙事惯性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叙事具有“黏性”，从而使对手之间的合作更加困难？她发现，当观众对叙事的情感投入更多，则黏性越高。尽管叙事可能会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叙事结构具有一定惯性，被叙事说服的观众会长期形成一种特定叙事惯性思维。南海“固有领土”的政治叙事一方面可以在国内获得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也是胁迫与压制对手的话语策略。“固有领土”“不可分割”等话语叙事为南海领土争端赋予了情感色彩，建构出虚幻的不相容感，客观上增加了让步成本。这里的不可分割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而是情感与理念上的不可分割。
其次，消极情绪框定南海争端的话语惯性。南海“固有领土”的叙事框架就像摄影中的相框一样，构成一种聚焦和信息筛选机制。认知框定是“相互预设的图式”。通过其设定的框定，行动者可以简化与固化自己的世界观，促进对自己和他人的了解。心理学分析表明负面叙事在脑海中“粘住”的可能性要高于正面叙事。换言之，消极框架在塑造人们的判断方面比积极框架更有力量，也可能比积极框架更“黏稠”。因为它们有更强的动力停留在脑海中，并抵制随后遇到的新的叙事。当心中有一个特别黏稠的框架时，就会在心理上给某一问题贴上标签，这使得改变叙事变得困难。南海问题的反复性紧张，实际上塑造了各声索国的政治态度、信息知觉与政治动机。庄嘉颖与郝拓德曾指出，重复且尚未解决的一系列紧张事件将会对后续事件发展产生影响；在未解决的争端中，处于反复紧张关系中的声索国会以更加敌对的心理惯性面对彼此；反复紧张的心理惯性会助推领导人在危机中孤注一掷。反复紧张事件会给彼此留下负面印象，产生不信任感。这种敌意积累让思维固化，通过直觉性反应面对争端。南海声索国处理新信息的方式会受到早先观念影响，产生惯性。
再次，“自我—他者”话语建构不可分割性。作为话语工具，叙事构建了精心制作的世界故事，提供有关“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以及“我们的”集体目标的故事，这些叙事在自我强化的同时也会限制他者话语的合法性。一般领土的价值可分为有形和无形或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在南海地区贫瘠的近海岛屿和岩石附近蕴藏着大量石油、天然气与渔业资源，声索各国对领土的高度重视有时也不仅仅是因为其富含大量物质资源，而更在于该领土所具有的象征性价值。当南海声索国致力于框定争议领土所蕴含的情感价值与象征意义，那么争端领土的主观价值就会被放大。在大量南海政治叙事中，民族想象、历史记忆和传统历史观念相互交织，以至于偏远荒芜的小岛礁被神圣化与感情化。南海争端涉及的岛屿微小而分散，然而这种地理偏远和空旷却特别容易引起象征性想象。遥远的不可分割的主权想象，可能比有形的物质冲突更加持久，一般后者允许资源分割和适度妥协，但前者通常是零和的斗争。
南海争端中的历史记忆通过上述三个路径强化叙事黏性。而要翻转既有叙事结构则需要投入巨大的安全话语资源。面对中国维护主权的行动，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要求国际社会约束“欺凌者”，表达对中国南海强势的担忧。这种部分南海争端方将自己宣扬成受害者，强化自身声索的历史正义性，从而将对方污名化的做法，构成了南海“固有领土”不可侵犯的叙事。这种叙事具有显著的延续性，尤其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声索国而言，宣示南海主权与表达既定叙事似乎成为检验对方战略决心的试金石。
三、“固有领土”叙事下的南海记忆与情绪创伤
南海权益的建构性不可分割（Constructing Indivisibility）客观上增加了让步成本，导致声索方诉求彼此不相容。不可分割意味着所有权或归属权是排他的，其内涵特点在于，首先，不可分割性并不限于议题的物理属性，不可分割的物体可以是物理的，也可以是理念上。其次，不可分割性是一种社会事实，是一种主观信念，是由领土的神圣历史决定的。由此，部分南海声索国的南海“固有领土”的政治叙事与历史记忆是由社会互动所建构的，但是这些历史记忆并不是过去事件的客观或中立的表达，而是有选择的、有偏见的。那些卷入棘手冲突的社会往往会发展出为自己辩护的叙事方式，将冲突爆发和持续归咎于敌对群体，并将其非法化，将自己描绘成冲突的唯一受害者。
（一）不对称的历史记忆
东亚复杂的历史深远地影响了南海争端。在近代以前，东亚国际秩序的主导制度是朝贡体系。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平等规范，东亚朝贡体系的基本规范原则是权威等级。中国作为东亚大国长期处于权威等级体系的顶端，维持着名义上的朝贡与形式上的不平等。在殖民时代之前，东南亚国家大多承认中国为区域文明中心。但是在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叙事中，朝贡体系之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处于典型的非对称关系之中。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指出，朝贡体系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长期处于不对称状态。在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中，双方达成了一种交换均衡：周边国家通过承认和尊重中国特殊地位，换来利益回报和不被侵略的保护。只要小国承认中国大国地位，那么就可以从中国获得较大的实惠与奖励；中国则在意的是象征性认可，通过重复的、看似空洞的宣示，来确认等级地位。
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以理性规则为基础的领土主权和国际法体系，挑战了传统的不对称关系。基于规则的标准与基于关系的习惯产生了冲突，南海声索国之间的理念更加混杂矛盾。二战结束后，南海地区进入后殖民时代，新中国成立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南海争端进入新阶段。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中国敦促日本从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领土撤离。1947年，中国开始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上设置主权标志，并签署法令给群岛进行中文命名。内战失败后，蒋介石当局败退台湾，同时撤离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直到1956年重返太平岛。二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对南海问题的处置其实也存在模糊之处。例如1951年越南曾参加了旧金山对日和会，根据《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规定，日本放弃在亚洲占领的全部领土以及权利，但是没有详细说明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最终归属哪国。由于新中国没有被邀参会，除了在大会召开前发出外交抗议外，对会议并没有实质影响。1956年5月，菲律宾航海学校校长托马斯克洛马声称通过探险发现和占领南沙群岛的大部分领土，并把它们命名为“自由地”，这引发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共同强烈谴责。1988年中越南海冲突后，双方直到1990年9月才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时勘定了北部湾海域边界，为解决南海问题发挥积极示范作用。但是鉴于地缘政治复杂性与殖民时期内部分裂，越南独立初期的南海主张比较混乱，整体上南越政权一般遵循西方主权规则，而北越政权则更多主张历史权利。
1979年在越南政府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一份关于南海争端的“白皮书”中，开篇就声称“黄沙（西沙）和长沙（南沙）自古以来就是越南领土的一部分”。而在2009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属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并且中国对越南2009年5月7日提交的大陆架划界案表示严重抗议。中国的南海叙事指出，“南海自古属于中国”，强调大量史料与国际材料都可以佐证“南海是中国固有领土”，即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经营南海诸岛，中国政府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管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任何人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和相关权益，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德国学者迪特海因兹格（Dieter Heinzig）认为，南海的归属对中国而言是高度象征性的，甚至是一种恢复大国地位的心理需要。从主流中国舆论来看，南海问题不仅与自然资源有关，更涉及创伤性情绪与大国尊严。
（二）创伤性情绪的释放
创伤性的经历会引起两种看似矛盾的情绪反应：一是因无力反抗他人夺走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包括主权和自尊）而感到羞耻；二是对他人采取的不公正行为感到愤怒。前者让受害者因害怕再次受到羞辱而变得敏感；后者促使受害者采取过激行动，特别是向侵犯者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在复杂的历史记忆驱使下，外交行为可能会变得情绪化。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侵略的民族创伤强化了南海“固有领土”叙事，这些根深蒂固的“民族屈辱世纪”叙事框定了中国的南海行动偏好。
一方面，中国的海洋主张具有象征性的政治价值追求。即使争议对象的内在价值本身并不大，但是中国认为他国在中国最虚弱的时候拿走了本应属于中国的领土，这是对中国的不尊重。为了维护国家尊严，中国必须给予回击。在情感上，中国的主流叙事对南海有着特殊的想象，部分西方学界观点认为，中国朝贡体系下的疆域观念相对模糊，大多以文明为界。这种浪漫主义想象在19世纪和20世纪受到了很大冲击，近代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与“屈辱世纪”交织在一起，让中国从文明王国跌落为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历史被存储在国家记忆之中，塑造出大国与小国不同的战略关注点，形成对共同历史的不同叙事，不对称认知可能增加南海声索国之间的误解与矛盾。
另一方面，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不对称的历史记忆让其感到不安。从东南亚国家角度来看，东亚国际关系模式不是只有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模式，同时还存在受印度教启发的曼陀罗思想。自二次战结束以来，这两种模式都与威斯特伐利亚的自由民主模式相互作用，生成了东南亚国家独特的“固有领土”概念。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中小国家渴望在一个相对确定的地区秩序下行事，它们在判断大国意图时，大多倾向于夸大其恶意。暴露在不确定风险中的东南亚国家，在地缘政治上更加脆弱，也对中国的南海行动更加敏感。例如，处于“大国海洋”中的新加坡，在对华问题上非常在意自己的独立立场。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东南亚国家用放大镜加以检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表示：“中国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在别国眼中有多强大。”这种认知差异未必是中国意识不到自身的强大，而更多的是东南亚国家的敏感。部分观察家认为，中国崛起加剧了南海冲突，东南亚国家的恐惧与中国的主权完整叙事，可能会让南海冲突成为常态。
四、结语
记忆是对过去的表达，当过去的事件被当下重新描述时，它就成为叙事的一部分。那些历史上的棘手冲突通常会给有关各方造成严重的集体创伤，历史叙事则塑造着各方的合法性。在南海反复紧张的局势中，中国和东南亚声索国各执一词，历史记忆与叙事冲突相互驱动，东南亚声索国利用叙事武器向中国施压。在某种程度上，南海争端被认为是检验中国崛起意图的“试金石”。本文分析了“固有领土”叙事竞争下的历史记忆与叙事黏性关联，发现南海声索国以“固有领土”叙事，通过“负面形象锚定”施加合法性压力。为了在维权与维稳之间平衡，中国在维权的同时也会进行“再框定”叙事，提醒声索国尊重中国的历史权利与大国地位，共同营造长期合作的友好氛围。
国际关系不是一个无声的世界，而是充满各种语言交流和修辞博弈的舞台。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成为一个好邻居、一个建设性的合作伙伴、一个认真的倾听者、一个没有威胁的崛起大国，并将这种修辞转化为对中国遵守和平承诺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海争端不仅仅只有权力政治的斗争，叙事修辞也是一种重要的斗争武器。叙事可以塑造情感认同、声誉评价与合法性认知，也在修辞建构之中“束缚承诺者双手”。简言之，大国崛起需要外交叙事支撑，关注安全话语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国际关系。
文章来源：《南海学刊》2022年第8卷第3期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