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滨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基地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系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国际组织是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如何提升国际组织研究水平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课题，需要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者贡献新的智慧。为此，记者专访了该领域的三位学者。
追溯国际组织研究百年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网：国际组织是重要的国际行为体。请简要介绍，国际组织研究从何时开始受到重视？一直以来，国际组织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其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张海滨：一般认为，1815年成立的莱茵河中央航运委员会是最早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研究最早源自欧洲，与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关系密切。一战和二战之间，国际组织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倍受重视。二战结束后至冷战结束期间，随着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地位，国际组织研究的地位呈现下降趋势，但其间新功能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兴起是国际组织研究的亮点。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研究获得了新的动力，国际组织研究呈现出定性与定量研究日益结合、国际组织研究日益与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研究日益融合而不断泛化、国际非政府组织倍受重视，国际关系、国际法、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不断发展等新特点。
朱杰进：在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之初，国际组织研究就进入了其学科视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而在之前的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建立来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国际联盟带来了致命打击，但处于萌芽状态的国际组织研究并没有因此消失。二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一批国际组织的诞生大大推动了国际组织的研究。
（1）1940年代，二战后初期的国际组织研究聚焦于联合国等正式国际组织，主要是对这些国际组织进行描述和比较，具有法律条文主义、整体结构主义和规范分析的特点，没有借鉴一般性社会科学的理论，因而被称为旧制度主义。典型代表是1946年创刊的《国际组织》杂志早期的成果，利兰·古德里奇、伊尼斯·克劳德、斯坦利·霍夫曼等学者在上面发表了系列论文，系统介绍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
（2）1950年代到196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出现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论革命，很多学者对国际组织研究局限于研究法律条文和组织架构表示不满，主张要对实际发生的行为体的国际组织行为进行研究。这一期间唯一的例外是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
（3）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石油危机和越南战争的爆发，使得传统国际组织研究面临更大的危机：大量的国际关系事件发生在传统的国际组织之外。为摆脱这一危机，国际组织研究开始超越那些对正式国际组织的描述性分析，用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概念来取代国际组织的概念，扩大国际组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开始大量引进经济学、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制度理论，进入国际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时代。
（4）2000年代，开始出现从国际制度研究向国际组织研究回归的趋势，认为引入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一般性社会科学的理论不能“为理论而理论”、“理论要能为解释国际组织现象服务”。肯尼斯·艾伯特和邓肯·斯奈德呼吁要将“国际关系理论带入到国际组织研究中来”。至此，国际组织研究完成一个循环：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核心概念也从国际组织到国际制度，再回到国际组织。需要注意的是，表面上的循环实际上完成了国际组织研究的进化：从没有理论到有理论，从引进理论再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主要借鉴经济学等学科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网：国际组织研究相关流派，是否有意区分弱政治与强政治领域？
张海滨：不是所有的流派都这样，主要是现实主义在研究国际组织时将议题作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区分；功能主义将议题分为政治安全议题和功能性问题。
朱杰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大量借鉴经济学理论，接受了经济人和市场行为的理论假定，对于国际组织中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关系有所忽视，属于弱政治领域；社会学制度主义借鉴社会学理论，强调国际社会的共享观念对国际组织的塑造作用，忽视了国际组织中不同行为体的观念差异，以及不同观念之间的权力争夺，也属于弱政治领域。历史制度主义借鉴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强调政治的本质是行为体通过权力对稀缺资源展开的争夺，国际组织对国际政治会产生调节作用，但国际组织从来就不是决定政治的唯一变量，需要与权力、观念等变量相结合来解释国际政治的结果，因而属于强政治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网：国际组织研究借鉴了哪些学科理论，创造了哪些交叉学科研究点？未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的研究点？
朱杰进：国际组织研究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制度理论，形成了国际组织研究的三大新制度主义理论。通过借鉴经济学理论，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通过借鉴社会学理论，形成了社会学制度主义，包括社会化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通过借鉴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形成了历史制度主义，包括关键节点理论、渐进制度变迁理论等。国际组织研究三种新制度主义理论各有特色，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兴奋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擅长解释国际组织的功能，以及为什么国际组织会有不同类型的形式选择；社会学制度主义擅长解释为什么国际组织会趋同，以及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社会化过程；历史制度主义擅长解释国际组织的形成与变迁。
学科化进程加快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从学科建制、理论发展等方面都处于显著上升阶段，这为国际组织研究的学科化带来了怎样的机遇？
李强：学科化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第二，有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第三，有独立建制的实体机构。新时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建制和理论发展都处于积极发展的上升态势。从学科建制看，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在学科归属上应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独立出来，成立国际关系一级学科。从理论发展看，以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和共生主义为代表的中国学派正在逐渐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国际公务员班和山东大学的国际组织人才实验班都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进行了有益尝试。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先后获批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本科专业，标志着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已经从之前的硕博培养层次拓展到本科培养层次，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程度的不断加深，很多大学结合自身优势和地域特色，先后成立了多个国际组织研究机构或者学院，前者如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等，后者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设立的国际组织学院等。以上情况表明，国际组织研究学科化所必需的支撑基础已经初步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网：部分高校开始设立独立的国际组织研究课程或者研究机构，请进一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张海滨：民国时期中国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是当时国际组织研究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80年代部分高校如北京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的少数国际法学者、国际政治学者和世界史学者开始研究国际组织。进入90年代，冷战结束了，伴随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快速发展，中国一部分高校，如北京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依托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及世界史专业开设了国际组织研究课程。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开设国际组织研究课程的高校数目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开设国际组织研究课程的高校达60多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中国高校拓展国际组织研究课程是近年来中国高校国际组织研究课程建设的一个崭新尝试。2018年北京大学与智慧树教育平台合作为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的近百所大学的大学生提供国际组织研究网络课程，促进东西部教育公平，提升大学生的国际化意识，反响热烈。最新的进展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外交学院正式设立了国际组织本科专业，北京大学建立了本、硕、博三位一体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在国际组织研究课程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高校中专门的国际组织研究和教学机构也不断涌现，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的国际组织学院，北京大学成立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等。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高校中设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的有40多所，设立国际组织研究机构的近40所。可以说，中国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国际组织学术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
国际组织研究新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网：随着中国逐渐走出去，积极有为参与全球治理，国际组织研究应在哪些方面承担使命？
张海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国际组织中承担的会费和义务不断增加；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处在十字路口，国际博弈和竞争空前激烈；因此，扩大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十分紧迫。目前我们的国际组织研究肩负重要使命，为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围绕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体而言，首先要加强对当代国际组织理论的研究，为我国参与国际组织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国际组织数量众多，数以万计，既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千差万别，充满多样性和复杂性，需要进行理论概括和提炼。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国际组织的性质、作用及作用机制、文化、共性与特性、决策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多边主义等内容，要为国际组织理论构建作出中国的学术贡献。缺乏国际组织理论的有力支撑，中国很难在参与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道路上行稳致远。第二，要加强对不同国际组织之间、不同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政策之间的比较研究，为我国有效参与国际组织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咨询建议。当前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参与二战后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体系，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另一种是中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如亚投行。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向国际组织领域延伸的背景下，如何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推进多边主义，如何经营好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的国际组织研究为国家提供战略和政策方面的智力支撑。第三，要加强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的研究，为我国参与国际组织提供人才支撑。归根到底，我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成效取决于我们能否向国际组织输送大量中国籍的优秀公务员。近年来，培养和输送国际组织人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类人才已成为国家急需的人才。但目前国内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还很不成熟，难以满足国家需求，因此急需加强相关研究。
李强：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进程。因此，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就被赋予了三方面的重大使命。第一，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组织理论，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支撑，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借鉴西方国际组织理论的合理成分，创造性地以“中国智慧”“中国话语”构建国际组织理论。第二，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必须要维护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应着重加强国际组织创设能力、国际制度制定能力和国际议题设置能力的研究，不但要擅长在别人设定的“赛场”上按照他人设置的规则进行比赛，更要学会主导赛场建设，成为新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和新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第三，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应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致力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当前，全球治理深陷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的困境，如何破解四大赤字并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中国国际组织研究必须探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必须要解决的重大挑战。
朱杰进：伴随着中国大国崛起的进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rule-taker）转变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rule-maker）。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一直强调“要与国际接轨”，表现在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上就是要融入和适应国际组织，其高潮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开始提出“要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表现在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上：主办G20杭州峰会、主办金砖厦门峰会、推动人民币进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创办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
当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建设正在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组织研究的角度看，如何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国际组织外交服务正在成为新的使命，需要对一系列课题展开研究：
（1）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历史研究。中国与现有国际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中国如何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与IMF、世界银行的关系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中国国内的改革进程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进程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2）结合国际组织理论，破解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根本性难题。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是现有国际组织的现状国还是修正国？任何大国的崛起必然带来国际规则的变动，中国如何通过国际组织外交来实现和平崛起？既要实现对国际规则的修改，又要使得这种修改不至于引起大的国际冲突。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与美国之间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矛盾。
（3）如何运营和管理中国倡议筹建的新型国际组织？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的落地，如何管理国际组织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课题。既要维持这些新国际组织的声誉，又要实现中国在这些新国际组织中的国家利益，需要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者贡献新的智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MwNDM1NQ==&mid=2649510813&idx=2&sn=6ef7e064eb8d213640375e89d6116f18&chksm=83681011b41f99076434be6ba1b258c5bfda2657dd547aeaa17d2f3a63d1efd3ba6065b83eb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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