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渐浓的秋意中，敲开办公室的门，张小明老师以和蔼的面容迎接来访的我们。在融洽的交流中，我们感受到张老师的睿智和沉稳，以及作为师者对教学的独特见解。秋日暖阳中，我们开始了这场难得的交流。
探寻学术之路
东：您从本科就开始国际政治的学习研究，在众多的研究领域中，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冷战史、中国周边安全作为您主要的研究方向？
明：学习国际政治专业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高考之后我报的志愿其实是世界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后来招生办给我家打电话（通过别人转答），问我能不能调剂去国际政治，我和家人都认为不管学什么专业，只要能去北大上学就行，自然就同意调剂了。我记得1981年上学后才知道，当时北大文科最吸引人的专业是文史哲，然后是经济和法律，这些比较传统的学科比现在都要火得多。国际政治还不是热门专业，大家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学什么，可能在福建没有很多的人报考，我就被调剂到这个专业了。所以其实不是我自己选择了这个专业，而是这个专业选择了我。
我做冷战史研究是因为我的导师。我本科论文导师是刘金质老师，他研究美苏关系。我大概是在1984年底、1985年初开始选择本科论文题目，那个时候冷战还没有结束，只有美苏关系，没有冷战史。我想我的论文选题应该和导师的研究领域相关，所以就选择了美苏关系的题目。后来我的硕士论文也是刘老师指导的，也是和冷战相关的研究题目。1990-1993年在职读博的时候，我的导师是赵宝煦老师，我还是沿着过往研究的方向继续做博士论文。
就这么一步步走下来了，直到今天依然把冷战史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
我之后再做别的研究题目，比如做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研究，直接原因是当时我工作单位北大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位讲授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课程的老教师退休，我接了他的课，就做相关的研究。但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课，我其实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转到相关的研究方向，具体说是我写完《冷战及其遗产》这本书之后，大概是在1996-1997年，冷战已经结束了，我需要找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在做冷战史研究的时候发现冷战时期的很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地区，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它们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或者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都有很紧密的关联性，我希望做进一步的研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作为一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或多或少都有中国情结，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跟中国沾边。我1996年开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世纪之交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完成课题结项报告之后不久，我就从2000年秋季学期开始讲授硕士研究生选修课“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研究”了。这也算是一次很顺利的学术转型。
开始做这方面研究之后，我就要了解更多周边国家的事情，也有机会到这些国家去访问。但实际上冷战史研究我一直没停，并不是说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原来的研究课题就不做了。尤其在北大当老师，除了做研究之外，还要完成教学任务，如果你只研究一个题目的话，那么教学怎么办呢？对老师来说，最好涉猎的范围广一点，可能这样对教学会更有帮助一些。
东：您刚才提到，研究周边国家关系以后经常出国交流学习。现在学院也有很多交流项目，想知道您当年在交流的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对您的研究或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明：改革开放初期对外交流条件远没有现在好，我本硕博读书的时候都没有获得出国交流的机会。我第一次出国交流是在1994年初，那时我在研究冷战史，正好有机会作为青年教师去美国威尔逊中心做半年的冷战史研究。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外面所有东西我都觉得很新鲜。那半年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第一次开始做档案研究。后来我去英国做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研究，做英国学派学者的个人档案研究之所以得心应手，就是因为有在美国从事档案研究的经历。
出国交流有助于了解国外的学术研究状况。不管是作为学生，还是作为老师，尤其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的人，眼光不能只看到国内，出国对开阔眼界和思路帮助很大。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会帮助你建立一个学术网络，其中包括国外的同行、朋友等等。通过出访我结交了很多同行和朋友，有的直到今天还有联系，有的维持了三十多年的关系。这种学术网络对后来学业发展等都有很大帮助。
东：确实是如您说的这样，有些事情要去当地现场感受，才能真正知道那种感觉。
明：对，这个“感觉”很重要。做外国研究，不到外国去生活一段时间亲眼看看，只看国内的社交媒体或书籍介绍，永远不可能理解真实的状况，所以一定要自己去看。我在美国、瑞典、韩国、日本、英国等国有学术访问的经历，在当地的交流、观察，对我找“感觉”很重要。
蓝：您觉得这种感觉是怎样的？怎么用语言来描述？
明：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有助于你认识真实的世界。自己观察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比从书本上看到的更有说服力。作为教学培养计划的一部分，我在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时候都有实习的机会。我读本科的时候在云南昭通金沙江边一个特别穷的县做过一个月的农村调查。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又带几个本科生到丹东调查农村情况。这些经历都很锻炼人、很有意义，帮助我观察社会、观察人。到真实世界当中，去观察和体验，可能会打破脑子里固有的观念。学校和学校之外是两个很不同的世界，我喜欢校园的环境，但是走出校园才能发现外面世界的不同观念与生活方式。我们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观察和体会自己不熟悉的东西。
我在今年8月去美国调研二十多天，其中很重要的动因就是想找感觉。我很久没有去美国了，现在总是说中美关系发生大的变化，我就想去美国感受一下到底有什么变化。我这次出访大部分时间在纽约，住的酒店就在联合国大厦的对面，我从38楼的房间窗户往下看，能看到联合国总部的院子、联合国大会大楼的圆顶，还有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大楼。我在纽约期间抽空修改一本书稿，其中有一章涉及联合国与冷战的关系。我在酒店房间修改那一章的时候，偶尔抬头往窗外看看对面的联合国总部，再看看美国使团的大楼，就好像能找到那种感觉，修改起来就有新想法。
张小明老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手稿图书馆查档案
行为人师之途
蓝：我们了解到您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在北大学习和工作，那时候冷战还没有结束。曾经身处的环境成为了历史，您对此有怎样的感受？
明：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原来研究的对象美苏关系是现实问题，后来一下子变成一个历史问题，我也变成为一名国际关系学界的历史学者。我开始做冷战研究的时候，冷战还在继续，而现在我做的研究跟历史学家很接近。基本上我有两个学术圈子，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的朋友圈，一个历史学家的朋友圈，我的很多研究更偏历史，所以有人说我是国际关系学界里的历史学者。这样的经历，一个好处是我不是完全根据文献做研究，还有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比如冷战结束、德国统一。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在读博，在英语课课间，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广播里说美国军队进入科威特打伊拉克，大家欢呼，那时候北大学生是持支持态度的。经历一段段史实，见证一个个时刻，有助于我思考和解读冷战史。
蓝：您对自己读书的那个年代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像茨威格对黄金时代的欧洲，那样一种感情？
明：我也很怀念我生活过的20世纪80年代，我从做学生到当老师的那些年正好覆盖整个80年代。我把它当做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我认为也是中国最好的时代。别人不一定这么看，也可能是我开始怀旧。
那时候学生很苦，图书馆可看的书也很少，尤其是专业书。但那个时候生活很简单，注意力很集中，没有那么多诱惑。思想也挺自由，整个校园的气氛也是包容和宽松的。北大学生穿衣服都差不多，我上学时候穿家里留下来的旧军装、解放鞋。老师没有办公室，工作条件不太好。但是这样反而有些好处，我们没有太多的想法，精力比较集中。那时候也没有排名、没有绩点，有分数但是没有“排队”，1984年底、1985年初我赶上北大第一批免试推荐研究生，那时候才开始按成绩排名。
那时候也没有本科生导师。我读本科的时候和老师交流，基本上是以课堂为主。除了课堂之外，也通过参加论文竞赛、完成课外作业，跟个别老师有些联系和交流。但是，上大学四年，当时国际政治系很多老师我都没见过，更不用说交流。现在我们学院实行本科生导师制，无疑有助于老师和学生比较经常和稳定的交流，学生可以跟导师聊聊自己的情况和想法。现在大家都比较忙，我倾向于由学生主动来约，我喜欢和大家见面的时候能有具体的想法一起来交流。
东：平时我们总觉得老师是专家学者，心里有一种敬畏，与老师很有距离感。刚刚了解到您本科以及硕士的研究都是受到自己的导师的影响，想知道您觉得学生心中的距离感应该怎样去破除呢？
明：我一直觉得从上大学到现在，最幸运的事情是一直遇到很好的老师。我受到过好多老师的鼓励，没有这些老师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上学的时候常常是机缘巧合地和老师建立起了联系，并获得鼓励和支持。跟老师交往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上课，有时候是参加课堂讨论，还有写课堂作业。我还记得自己在北大发的第一篇论文是一个课堂作业，当时上“民族解放运动史”课程的是宁骚老师，他指定每位选课同学写一篇代表人物的传记，我当时被指定写的人物是尼加拉瓜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桑地诺，后来宁老师把我写的那篇小文推荐在系刊《政治研究》（现《国际政治研究》）上发表。可以说是通过课堂作业，还有与老师交往，我才学会了怎样写学术文章。
硕士阶段研究美苏关系，二外俄语是必须学的，我因此开始学习俄语。我上了一年俄语系老师的课后，特别喜欢俄语，结课以后，我继续跟着那位老师在俄语系旁听课程，也经常去找老师（包括去他家）请教。那时候戈尔巴乔夫刚上台，特别受欢迎。正是这位俄语系的乔老师帮我录了一盒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演讲的录音带，让我听录音带学俄语。我和乔老师就是这样建立起比较亲近的关系。
蓝：非常羡慕您和老师们这些交往的点滴，您在学生和教师阶段的师生交流方式随时代变化也有所不同，比如说以前可能是小范围内很密切的关系，现在联系很方便但是学生很多，关系上不一定很密切，您更青睐哪种师生交流方式？
明：如果问我倾向于哪种模式，那么我更喜欢过去的那种。以前整个宿舍楼只有传达室有一部电话，接打电话全楼都听得见，没有任何隐私，现在的微信就方便得多。那个时候却没有办法，交流只能采取面对面的方式，我觉得人之间的交流还是面对面对话更有优势，能够观察对方的表情、情感。你隔着手机、电脑屏幕就看不见对方，而我通过课堂上和学生面对面，就能知道到我讲的内容学生有没有听进去，观察大家的表情就能判断出。所以尽管现在通信很发达，面对面的交流依然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思想的交流。
做研究同样如此。很多人在正式发表的文章和书里会有意保留或隐藏某些东西，不会把所有的想法都表达出来。只有通过面对面交流，有时才会让他（她）把心里所想的表达出来。因此，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很重视访谈，我在做英国学派研究的时候，就访谈了不少人。
指引进步之道
东：您看现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如果说想以某一个国际事件或国际热点去切入，研究里面的某一个人物或某一件事件，应该用怎样的具体方法去研究？
明：你想做的研究，一定得是你内心喜欢的。我们这个专业所有人都会关心现实问题，我们不可能做脱离现实、纯学术的研究，而且只有对现实有足够的观察和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历史。但是，大家都关注热点问题，不一定意味着热点问题或现实问题要成为你现在或未来的研究对象。大家现在选题做研究，更多是一种学术训练，就是说通过做一个研究题目，锻炼自己怎样选择研究问题、怎样回答问题、怎样收集相关文献、怎样写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的能力。所以你在选题的时候最好选择一个比较小、比较具体的题目，还要有足够的文献可以阅读。如果选择一个热点问题，相关的文献并不多，可能不利于你去训练自己的学术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我们学国际关系的人不仅要关心今天的世界发生的事件，还要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但从学术训练的角度上看，最好选择一些比较成熟的问题，比如已经发生的事件，相关的研究比较多，这样对于提高学术能力会更有帮助。
我觉得写读书报告是学术训练的一个很好方式。写书评很能训练人的思维，从书里找到想讨论的问题需要你的观察和理解能力，梳理后能找到你认为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再评价这本书为什么写得好或不好，实际上这很锻炼一个人多方面能力。可能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就能确定你最后想做什么。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方面需要你自己的人生经历，也需要间接的经历，即别人比如作者告诉你的经历。
东：谈到读书这个话题，其实国关的每一门课都推荐了很多的书籍，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一一阅读，想请教您认为应该如何在大量的书里面挑选？或者说怎样读书，怎样学会读书？
明：你提了个好问题，我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我还是先谈课上老师推荐的书吧。老师不是随意地列个书单让你去读，他们推荐的书是精选的、比较好的书。读书分精读和泛读，我觉得老师列的书单是可以有挑选余地的，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精读。阅读速度也是，开始会比较慢，但当你对这个领域熟悉之后，阅读速度自然加快，有些书只需要看看作者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就行了。看了很多书之后，就会找到其中的阅读窍门。大家的文字阅读水平都差不多，但差别在于每个人的观察能力不同，抓要点的能力不同。应该在实践当中慢慢积累阅读经验，不要着急，但不管怎么样说，保证每天都有一定阅读量，这是很有必要的。
东：国关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一直在提“爱国关天下”，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似乎是国关的一种精神。您认为国关青年有怎样的精神？这种精神从过去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明：我记得中学的第一堂地理课，老师在讲台上抱着一台地球仪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句话对我影响特别深刻，尤其是后来学国际政治。我们一方面肯定要了解国情，作为中国人，你自然会有爱国之情，想去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我们又是研究对外关系的，当然要了解世界，眼睛不能只盯着生活的国家。所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或者“爱国关天下”，就是我们学国关的学生该有的精神情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精神从过去到现在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可能有点变化就是我上学的时代和现在的时代不同。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热情拥抱世界，世界也是接纳中国，尤其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我上大学以后感觉是越来越好。现在国际环境有所恶化，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更需要有开放的胸怀，不要走极端民族主义道路，克制或避免对外部世界的敌视。越困难的时候，这种胸怀就越重要。
蓝：那么您觉得除了要做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国关学生还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素养才能让自己更有优势？
明：我在北大学习、工作四十多年，发现我们的学生都特别优秀，很多方面比我当初要强得多。你们现在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也比我们需要更多的能力。我觉得国关学生的一个优势是外语能力，包括口头表达、文字写作等等，要练得越熟练越好。我们学生的第二个优势也是比较突出的一点是视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要更多一点，视野要保持开阔。
另外，我觉得表达能力也挺重要的。很多年前我当过一次院系辩论赛的评委，当时是文科的和理科的两队学生辩论，我一开始觉得可能文科的学生会更擅长辩论，因为语言表达会强一点。后来那场比赛理科院系的学生赢了，可能赢就赢在逻辑思维上。他们思维很严谨，陈述、反驳都在点子上，而且发言前后逻辑性很强。所以表达不完全是语言的问题，可能归根结底还是逻辑思维问题。要考虑表达的前后逻辑是不是很清晰，是否前后矛盾。如果没有把问题想清楚，那么你就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
张小明老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与张老师的交谈轻松愉快。他和我们分享了许多，从青葱岁月到恩师教诲，从实践调研到出国交流，不一而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张老师的温和与积淀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们感受到代代相传的师者风范，如一支火炬，传递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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