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政治叙事的可信度离不开修辞表达技艺的施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治修辞的“叙事转向”关注了政治话语的说服力问题。基于亚里士多德修辞三原则，话语分析的叙事转向凸显了说服诱导、认知框定、记忆沉淀三大机制。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政治互动情境下，为增强政治修辞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叙事者需要使用多元的修辞策略来框定听众注意力。政治修辞技艺作为社会建构过程，凸显了政治话语的武器化。本文围绕政治话语的多维度功能，讨论政治修辞的增强与削弱逻辑，分别讨论了说服、框定与记忆的叙事强化机制，以及修辞强制与再框定的叙事削弱逻辑。在政治互动进程中有效构建叙事剧本，需要把握修辞规律，将说服诱导、认知框定与记忆沉淀结合起来。
修辞是关于如何有效运用语言手段影响听众认知的一门技艺。政治修辞作为重要的竞争武器，使得话语与政治具有难以分割的关联。找回被忽视的政治修辞变量，有助于深入理解政治话语武器的塑造力与影响力。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修辞分析发生了一场“叙事转向”革命，围绕话语如何框定主观认知、结构客观权力、塑造身份认同以及操控对抗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作为社会建构产物，政治话语的说服框定与叙事强制构成正反两种话语形式。叙事是战略竞争的“语言武器”，通过提供连贯而引人注目的剧情来塑造特定听众信念。在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条件下，为展示言语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叙事者需要进行语言聚焦与框定，锚定听众的注意力。然而，政治修辞的言辞说服机制是什么?如何构建取信于人的叙事修辞逻辑?本文认为，话语叙事的可信度由三种机制构成，即说服诱导、认知框定与记忆沉淀。三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彼此制约，使得政治修辞呈现出复杂的动态。
一 话语的修辞功能与意义建构
修辞是“话语的水泥”，它使话语具有凝聚力与感染力。“修辞”一词的古希腊语是“rhetorike”，意指修辞者(演讲者)所进行的说服性话语的“艺术”或技能。“叙事”(narrative)一词则来自拉丁文“narro”，代表“知道”(gnarus)和“讲述”(telling)的含义。作为话语的高级呈现形式，叙事在塑造国家战略利益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为了说服国内外观众，战略竞争的大国会创设相对连贯的叙事模版，投射话语合法性，推进战略目标的达成。
政治话语的修辞效力直接影响对听众的说服效果。在大多数政治争论中，听众需要对叙事者的言语真实性做出推断。在多元化社会互动情境下，言语的修辞功能具有构成性、工具性与本体性三重特征，共同编织修辞说服的意义之网。传递一个有效的叙事模版，就需要先理解话语修辞的功能差异，之后方能讲出符合听众心理需求的、入脑入心的故事。
(一)政治话语的修辞功能
政治话语是说服力的工具，政治实践中的隐喻话语展示着主观认知与情感承载。政治家除领导素质、谈判技巧等工作能力之外，还必须展示足够的修辞策略。通过诱导和说服支持者，或抹黑与打击竞争对手，以实现政治目标。根据听众与情境的不同，修辞策略也需要及时调整。政治修辞者的语言可能是明确的直接诉求，揭示真实想法和意图，也可能模棱两可，或者直接进行话语操纵、欺骗与隐瞒。在自由开放的政治环境中，政治家能否选择正确的修辞策略，甚至能否使用“正确”的词汇，可能会决定其政治生涯的成败。关于美国曾任总统奥巴马政治演讲的风格研究，曾是一段时期内政治修辞研究的热点。研究者认为，奥巴马继承了古希腊的修辞传统，将逻辑争论、情感共鸣与权威塑造完美结合起来，掀起了一阵修辞热。按照约翰·奥斯汀(John L. Austin)“以言取效”的标准，政治话语中的说服、拒绝、道歉、警告、鼓励、威胁等话语都有不同的修辞目的。说服是一种社会影响，是言说者有意通过交流来影响他人思想状态的话语传递过程。成功地说服需要有针对性的修辞策略，以打动听众。从修辞角度看，政治话语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话语是构成性的。话语通过提供一个理想化的剧情脚本帮助人们来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叙事使人们感知到生活的意义，并为未来行动提供指南。正如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所言:“每个人都试图通过将生活中的事件安排成故事，从而使分散的、混乱的经验形成一种连贯性经验。”心理学研究往往认为，行动者的感性与理性认知过程最终很大一部分都需要通过话语修辞表达出来。由于话语是构成性的，因此可以展示、塑造和构建人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例如，民族主义话语将我们定位在一个公民的角色上。作为连贯的意义系统话语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在社会中扩散。叙事是将语言置于互动情境中的意义创造过程。通过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形式，叙事让人们得以对自身与世界进行意义理解，并能增强身份认同的社会化效果。菲利普·阿伯特（Philip Abbott)把叙事比喻成一张网，并把社会科学理论比喻成飞禽，认为理论体系在被经验之网捕捉的瞬间，就得以更确证自身观点的有效性。马丁·哈耶(Maarten A. Hajer)认为叙事是“话语的水泥”，它使话语具有凝聚力与感染力。叙事模式不仅被视为一种交流的基本形式，也是一种“思维模式”，为交流提供特定的细节与社会含义。通过讲故事，人们可以在共同体中获得社会地位，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目标和价值，或者内化社会惯例。
其次，话语是工具性的。人们讲故事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为自己辩护，或者说服他人，或者是为娱乐甚至是误导。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那些被“转移”到“叙事世界”中的个人会沉浸在故事中。谈话是一种社会实践，人们说什么(和写什么)取决于说话的特定语境和它所服务的功能。在日常生活中，话语发生的语境及功能不断变化。话语分析强调人们所说的内容具有内在的可变性，内容服务于不同目的。话语分析强调说话者通过建构不断变化的多重身份(部分身份甚至可能是矛盾的)，以实现一系列的互动目标。话语由共同的意义、论证和修辞工具组织起来。人们对某一问题的描述或观点很可能会因谈话方式和目的不同而有差异，重点是话语本身。为增加说服力，话语往往通过修辞来组织，利用特定的话语策略和手段，语言就会呈现不同风格。叙事者可能会根据听众或辩论场所不同而改变论点，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修改其主张、理由和依据。修辞行为者也会权宜使用多种或混合论证策略。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修辞者往往对听众了解不够，这样单向性的修辞论证策略难以与听众产生情感与认知共鸣；由此，为了加强叙事论证的说服力,多元化的论据组合以及换位思考有助于提升听众对叙事修辞的认可度。
最后，话语是本体性的。话语不仅建构了世界对象，还建构了说话者与听众的身份。身份的“本体性安全”是通过话语产生的，传统观点仅将身份看作个人拥有的内在心理本质，实际上没有话语表达就没有不同的主体角色定位，如“祖国”“敌人”“英雄”“朋友”等特定话语模式，定位着不同的权利、责任和道德义务。例如，大量文学作品描写了遥远边疆的浪漫主义叙事，这种叙事歌颂了最初定居者不畏艰险的勇气。他们跋涉迁徙、克服逆境追寻更美好的生活，最终实现自力更生与独立自主。这种浪漫叙事就像一个仪式化的故事，通过许多想象的形式——历史、文学、艺术、广告、电影和电视不断强化。这种叙事的力量在于，当个人遇到各种形式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时，它能提供情感上的安全感与激励。
(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原则
修辞学(Rhetoric)是一种“言说的艺术”。早在古希腊时期，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先贤们就围绕着“说服艺术”对修辞做出了细致的实践观察、系统的技术归纳和深刻的理论总结；古罗马时期，以西塞罗和昆提利安为代表的修辞学家在大量修辞实践积累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了理论重构和升华，他们围绕着“善言科学”(science of speaking well)对修辞的伦理规范、社会功用、教育结构和培养方式等新的基本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其中，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为提升说服效力，叙事者需要精心设计说服策略。他认为，有说服力的修辞必须具备逻辑(Logos)、可信度(Ethos)和情感(Pathos)三要素，说服力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综合。
(1)逻辑 (Logos)。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逻辑是政治论证的重要支撑，它需要使用特殊的智力过程，如抽象和推理。换言之，理性的逻辑论证通过在结论和理由之间建立逻辑联系，来支撑一个特定的修辞，例如，“应该禁止销售枪支的说法，可以在“枪支的滥用每年造成大量死亡”的前提下进行辩护，或者可以“用于杀人的武器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为由进行辩护。第一种是归纳推理的形式，是对外部经验世界的案例总结。如果经验证据发生了变化(如果死亡人数急剧减少)，修辞结论就失去合理性。第二种是演绎推理的一种形式，即通过一般原则得出具体的结论(无论我们在哪里，所有旨在杀人的武器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概言之，逻辑基于叙事者对理性、统计数据和事实的合理使用，也包括使用演绎和归纳逻辑，充分论证的叙事更容易获得听众认可。
(2)可信度(Ethos)是说话者使话语可信的品格或权威。特定修者的权威性与听众如何评估论点密切相关。当听众认为叙事者的品格值得信任时，其修辞论据就容易被认为是权威的。一般情况下，专家更容易让听众感受到说话者的权威。另外，能够证明自己有良好声誉的人，也更能吸引听众。道德品质为叙事者提供可信度担保，若听众认为说话者是一个有价值的、真实的人物，则不论其论证内容如何，其论点都会显得可信。简而言之，听众所投射的这种信任，意味着不必检查每一句话的有效性，而是对其真实性报以信心，认为无论说什么都值得认真去听。为有效地进行修辞推理，需要树立良好声誉与道德形象，因为这可能会促使听众更好地认同其修辞逻辑。
(3)情感(Pathos)意味着修辞者要塑造听众的感情而不仅仅是思想。尽管有时会与逻辑论证存在一定矛盾，但感染力可通过声情并茂的演示、神态、声调变化传递情绪，营造一种烘托论点的语境氛围。尽管情绪化的演说技巧曾被部分学者批评为一种操纵性的表演，会分散听众注意力。但实际上感染力是建立共同情感联系的方式，有助于促进听众判断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情感不是理性的刹车阀，而是一种必要的、永远存在的兴奋剂。在《修辞的艺术》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强调慎重决断绝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理性的问题，欲望与智慧、情感与理性不可分割。修辞者的词汇也会附加“语气”元素，增加共鸣。例如，急促的语气可能意味着焦虑，并让听众感到担忧；而节奏柔和的讲话则表示信心，给听众安全的感觉。
基于修辞说服的三原则，吉姆·基林斯沃思 (Jimmie Killingsworth) 则进一步提出修辞情境的通用模型，主张叙事者、听众和价值构成一个三角关系。叙事者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其有选择地强调互动情景所需的修辞策略；通过将听众外生性的“你”的认同与叙事者的内生性的“我”的认同融合，形成“我们”的共享认同基础；最终，价值则可以成为强化听众进入与叙事者修辞剧情的黏合剂，塑造听众的情感与认知的关注方向。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者黛布拉·哈维(Debra Hawhee)则在《注视亚里士多德的眼睛：走向修辞视野的理论》一文中指出，修辞话语通过生动的隐喻与视觉转化激发听众的想象,影响听众形成信念并做出决策。
原文：《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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