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北大政治学讲堂”第十一期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134教室顺利举行，校内外40余名师生参加。本次讲座由“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邱泽奇主讲，题为“数字治理：技术赋能与组织创新”。讲座由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顾超主持。
二十年前，邱泽奇教授曾提出技术与组织的相互建构理论，并在之后得到推广，在全球范围内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对话。那么，在目前的数字社会时代，技术与社会、技术与组织是否还保持着原本互构的模式？出于对该想法的探究，邱泽奇教授针对数字治理、技术赋能和组织创新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辨明数字治理的概念
邱泽奇教授通过引用已有的文献回顾指出，到2018年为止，学术界对数字治理尚未达成共识，全球范围内也没有形成学理性的、可深入探讨的一般性公式。由此，邱泽奇教授提出，关于数字治理可以存在两种理解：第一种简单的理解即为运用数字技术的治理以及对数字技术本身的治理；第二种完整的理解则需要分作两个维度，从理论化的维度出发是数字化与治理主体、治理逻辑、治理工具、治理过程和治理改进等治理相关的要素之间乘积的后果，产出为治理能力的升级，而从治理实践的维度出发，则主要为技术赋能以及组织如何创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治理体系的增强。治理能力的升级和治理体系的增强从政府组织的视角出发达到的目标就是提升效能。因此，我们可以把数字治理理解为一个助力于治理效能提升的工具改进和体制机制改进。
邱泽奇教授针对在数字治理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中，认为已知运用数字化工具的目标是为了提升治理效能和效率，技术应用带来了组织变革的机会，但技术的理想效能在组织中的实现仍然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实践议题。但这些实践议题不可能在讲座中被全部讨论，本次讲座只关注技术赋能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逻辑在二十年间是否发生了变化。
二、技术赋能的机制与特征
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关于技术赋能的经典结论，即技术是一个效率工具，关于技术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存在多种理论观点和研究路径。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存在诸多证据证明技术确实作为效率工具在为组织赋能。既有的研究从技术赋能效果的视角出发，存在技术对组织造成直接积极效应、间接积极效应和负向效应等三种不同观点。
邱泽奇教授指出，回归技术赋能的理论思考，我们可以对技术赋能做机制归纳：从赋能治理主体来看，在组织范围内是对岗位和部门赋能，提升治理效能，对外则改善组织环境；从治理逻辑来看，是赋能体制机制的，通过数字化路径形成信息融通和衔接；从治理工具而言，是管理工具箱的复杂组合；从治理过程来看，执行与评估变成一个互动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阶段性过程；从治理改进来看，是机制迭代的过程。因此，技术赋能实际上是在体制机制上通过赋能治理主体、治理逻辑、治理工具、治理过程和治理改进五个维度改变了传统的组织模式。
由此，数字赋能在总体上就形成了稳定且有序的特征。非数字赋能时代，或早期技术赋能时代，治理能力是通过组织结构体系传递的，新技术都先应用于组织，再分配到岗位上，也即通过组织内部结构改变来改变岗位对技术的应用。但新的数字赋能相对于传统技术赋能模式存在一定革命意义的改变，将信息技术的应用直接赋予主体，涉及多主体之间的协同问题。数字技术超越组织范围应用之后是一个全社会的、多主体的赋能模式，即分布式赋能，在这一模式中原本需要通过教育习得技能的部分主体也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技能。
分布式赋能模式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性：第一为并行性或容错性，分布式赋能模式是以社会化个体赋能为基底，组织培养人的能力还在，但赋能作用大为减弱，社会被给予培养能力的空间和机会，社会在并行赋能中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不会因为一项错误而导致整个系统失能；第二为扩展性或灵活性，分布式赋能以平台化聚能集成为形态，组织不再是唯一聚能场景也不再是能力唯一服务去处，而是形成一个多内核的、彼此相互扩展的赋能模式，任务增减应需而动。
由此，分布式赋能形成了如下效应：治理主体从组织主体转向多元差异化主体；治理逻辑由组织主导转为需求主导，辅助于技术赋能；治理工具由单一工具变为复杂工具，从依靠组织部门和贤能干部转向数据为基底的技术和综合化治理过程；治理改进变为双向迭代，从技术组织的交替迭代，转向同时迭代。
三、组织创新
既有讨论中针对组织创新存在不同的观点：一说认为组织创新的实质是观念创新，组织在过去被视为体系化的专业论坛，而现在被视为综合化的平台；或认为组织创新是关系创新，如政企合作、管运分离等案例中与外界环境关系的改变；或认为组织创新是结构创新，数字技术进步的影响改变了与权力的关系；或认为组织创新是协同创新，顺应了权力、利益和信息的三项协同。已有研究也关注到数字治理中面临的现实堵点，如决策碎片化、数据孤岛等问题。
针对这些讨论和问题，邱泽奇教授提出了能够真正实现双向改进的组织创新理想型，通过技术改进可以赋能组织效率和效能的改善，根据组织的主要需求来调试组织的运行流程与规范，确认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以政府组织为例，从组织内部来看，存在内部运作、决策流程和组织协同；从外部视角来看，存在外部利益与互动，针对主要的治理领域存在不同的分类分析，根据组织运行的状态选择改变技术本身的主动创新以及改变组织的被动创新。通过调整组织结构和形态，以及创新组织的治理模式，改变组织的体制机制，最终促进组织效率的改善和效能的提升。
邱泽奇教授将数字环境下的组织创新和非数字环境下的组织创新做了比较。非数字创新表现为结构化协同创新，在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中呈现出外部关系创新，这些都是预制性创新，即在改进之前已经设计好改进的路径和效果，最后形成的仍然是组织化治理，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协调与耦合的关系。而在数字创新中，组织随着技术的迭代而发生迭代式创新。其中，原本围绕产品组织资源的、较为稳定的纵向一体化模式转变为围绕场景汇聚组织资源的、动态的场景一体化模式；原本部门任务导向转向场景需求导向，围绕场景目标达成和场景需求来匹配部门职能。
组织的迭代性创新已经没有系统的组织创新，而是源自围绕具体需求的组织创新。其中，组织治理主体由结构化主体转向场景主体，在逻辑上从组织任务转向场景需求，治理工具从传统组织工具转向以数字为基底的复合工具过程，治理过程从组织导向转向以数据为依据的节点过程导向和目标导向，治理改进变为双向迭代。
回到讲座最初提出的问题，相对于二十年前，技术与组织的关系已经从预制性相互建构转向迭代式互相建构。
由此，邱泽奇教授总结了本场讲座的基本内容。他提出，数字治理的本质是以技术和组织为工具的场景化治理，其中部分人和机器甚至具有同等的工具性，人机共治已经变成客观事实。第二，若给定提高治理效能的目标，则数字赋能与组织创新之间形成新的关系逻辑是依据场景需求来创新技术，在技术赋能的同时提升创新组织。围绕着治理目标就形成了以场景、技术和组织为构件的一架三叶风车，治理目标则是让风车转动的驱动力量。最后，从政务大厅的一门式服务到数字技术提供的一个数字入口只是迭代式创新的一个阶段而已。
原文：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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