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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美国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思想溯源和理论依据(二)

2023-05-11 03:19 杨洁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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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并延缓自身衰落,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安全威胁”,推行所谓“全政府”和“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准确认识美国的对华错误认知,需要把握其哲学思想、历史观、世界观以及战略理论等思想根源。美国根深蒂固的“天命论”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及对丛林法则的信奉,导致其形成了唯美国独尊的历史观,建立了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和自恋式的未来史观。美国从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思维出发,形成了偏执地树立假想敌的政治安全观和“重利薄义”的对外关系理念。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并在当前的背景下加速了其自身的衰落,将中美关系推向竞争甚至对抗。中美关系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和平共处应是中美两国基本的相处之道。中国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全方位、综合性地应对和塑造中美关系,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理论、战略和政策等多层面与美国进行建设性互动。

关键词:中美关系;历史观;世界观;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威胁

二、“唯美独尊”的国际关系理论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自有其正确或相对正确的部分,正是这些理论指导了美国的积极奋斗和不断进步。但是,同样的理论在不同的背景下却在加速美国的衰退,并使美国将中美关系的主流由合作推向竞争甚至对抗。

(一)聚焦美国主导权的“三大主义”

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就本质而言,它们都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和领导权,也为美国将中国视为对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现实主义为美国追求和捍卫霸权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和指导原则。现实主义理论奠基者汉斯·摩根索提出,国际政治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超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在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而现实主义恰好迎合了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需要,成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决策者都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影响,认为世界需要霸权,而且当代和未来的世界只能有美国霸权,凡是有实力或意图削弱美国霸权的国家,都是美国的敌人或对手。在实践中,为了维持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始终强调要确保其在所有领域占据首要地位,因此不能容忍苏联率先发射卫星、日本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中心。进攻性现实主义更是直接提出,大国保障自己安全的最佳办法是争取成为霸主。随着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将与美国在世界上角逐,美国必须与亚洲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尽早出手遏制中国崛起。当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因而不遗余力地动员国内资源、联合其他国家、采取全方位措施打压中国,其对华政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色彩愈发浓厚。

自由主义试图为美国在形势变化下巩固和拓展全球领导权提供相应的道德理念支持。首先,由威尔逊总统提出的集中反映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十四点计划”为美国夺取世界领导权抢占了国际道德高地。“十四点计划”本质上是美国在道德原则指导下主导对世界秩序的改造,目的是推动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其次,对自由主义的信奉使美国在干涉他国内政和更迭他国政权方面有着巨大的冲动和积极性。自由主义强调,为了保障外国人的权利不被践踏,可以干涉他国内政,最好的办法是在他国建立自由民主政权;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是实现世界和平、消除战争、减少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重要方式,也是保护美国国内自由主义的理想方式。再次,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的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等概念都是以美国为核心,聚焦国际机制、全球化和国际治理的讨论也是美国有意为之,其目的是利用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确保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和领导权。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一直以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保护人权”“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口号,批评和干涉中国内政,但这些行为本质上只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而非推行自由主义制度和道德。

建构主义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段。这一理论认为,观念定义了国家的身份和性质,因此观念和文化在塑造国际政治现实和国际政治话语中有着重要作用。美国从建构主义理论中找到了维护霸权的新思路和新手段,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建构主义认为民族、主权和边界等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而非绝对和永久不变的。这为美国干涉他国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内部事务以及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不仅如此,美国还不断借助舆论和国际机制制造并传播错误观念,激化他国的民族问题、内政问题和与邻国的边界问题。其次,建构主义认为“威胁者”的身份是社会建构的。因此,美国在国内外渲染一些国家对其和世界的威胁,给这些国家贴上诸如“邪恶轴心”“流氓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标签,试图从观念上将这些国家建构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威胁。再次,建构主义强调合法性的重要性。美国深知有必要为其行动寻找合法性,因而会努力利用国际机制和国际话语权为其霸权主义行为争取“合法性”,同时指责对手行为的“非法性”。近年来,美国频频在涉疆、涉台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上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利用国际话语权抹黑中国。这些都表明,建构主义同样在美国遏华的行动中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体现美国价值观的“民主自由论”

美国人对其价值观有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坚信在自由、民主、开放、法治等原则基础上建立的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并誓要将其价值观推广到世界。这种美式“民主自由论”及其演绎出的一系列推论极易将中国置于美国的对立面。

第一,强调美国的价值观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根据“民主自由”理论,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发展。20世纪上半叶,欧洲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人认为欧洲正走向衰落,因而对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更加自豪和自信,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价值观。对美国价值观的自信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该报告宣称,“美国将继续在国内外捍卫民主,以更好地实现建国纲领文件中所载的美国理念。”该报告还强调,“为了推进美国国内繁荣,维护所有美国人的权利,必须积极主动地塑造符合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由美国领导建立的)这些机制推进了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并以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通过塑造政府和经济体的互动方式使世界各地的人民受益。”正是在此背景下,当中国提出的价值理念在全球影响力日益扩大时,美国必然会在价值观领域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第二,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争。这是“历史终结论”之后的又一新论调,旨在维护美国的理论霸权。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之所以能在美国引起巨大轰动,是因为这一理论与美国的观念高度契合。美国人的思想中有一种长期形成的共识,即认为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高、最道德、最终的政治组织形式。美国对其自由民主制度高度自信,并为其披上了道德外衣,这导致美国总是夸大不同类型的政权对其利益构成的威胁,并认为只有推翻那些“专制”政权才能获得自由和民主的福祉。在美国看来,要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就不得不与敌对势力竞争,而且美国与盟友和伙伴曾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打消了世界对民主自由思想及其持久性的任何怀疑。近期,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又用“民主与专制”之争定义美中关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i)就持这一观点,他在《长期博弈》一书中提出,与美国在全球和亚洲地区的秩序建设相比,中国的秩序建设将“明显缺乏自由”;同时,他提出美国应对中国的最佳策略是采取非对称战略与中国竞争,而“民主及其产生的秩序”便是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独特竞争优势”。

第三,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后,巩固和扩大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基于自身的发展经历,美国深信自己坚持的道德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深信“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因此,美国总是竭力输出其民主价值观和制度,劝说他国人民改变制度和意识形态,将对外扩张和全球支配行动作为其传播民主价值观的工程。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认为其迎来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大好机会。在理论层面,美国学者用“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为美国输出民主的“正当性”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在战略层面,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分别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参与和扩展战略”“新帝国战略”,指导美国在全球输出民主;通过推动“颜色革命”和发动对外战争,美国制造了一系列政权更迭事件。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又奉行“巧实力战略”,在中东地区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非政府组织推动“阿拉伯之春”,随后又以同样的策略向乌克兰、缅甸、中亚国家输出所谓民主。面对中国这一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从未放弃对中国实施民主输出,时常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此外,中国始终坚持任何国家都有权自由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美国以“民主”为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由此,在美国看来,中国既是拒绝接受美式民主的“顽固对象”,又是阻碍美国输出民主的“绊脚石”。

(三)服务于美国绝对安全的同盟理论

如果说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同盟理论主要关注军事安全问题,那么当前美国同盟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极大变化,在广义上服务于美国的绝对安全、全面安全和泛化安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发布的专题报告认为,2014年以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受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严峻挑战,大国竞争已经取代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大国竞争时代呼唤“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回归,美国需要动用一切政策工具,制定一套包括外交、经济、信息、军事等在内的总体战略以应对新阶段的挑战。尽管美国和中国并未发生军事冲突,但美国已经将其同盟和伙伴整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国,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五眼联盟(Five Eye Alliance)等。针对这些多边同盟与伙伴机制出现的原因,时殷弘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双边同盟和双边军事伙伴关系存在涵盖地区不广、被涵盖地区间协调程度低、非美国盟国间的军事合作较少且缺乏体制性的特征。近年来,为应对中国战略军力的上升和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扩展,美国及其关键盟国对同盟和联盟结构做出重大调整,建立了美国主导的多维、灵活的“印太”联盟。从这一动向的近期结果看,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森聪指出,美国的“印太战略”正呈现一种多层次的“盟伴”网络,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由美日、美韩、美英澳构成的地区安全网络;二是依托QUAD、东盟发展地区经济网络;三是与欧洲的“盟伴”联手打通“印太”和大西洋跨地区网络,引导欧洲介入“印太”事务。

此外,学术界的联盟理论也有新的发展。一方面,美国战略界积极策应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就同盟理论提出各种新概念、新观点。既有高政治领域的“硬对抗”,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专题研究报告强调,当大国竞争的游戏规则向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时,就要“创造新的棋盘”,即通过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强化军事网络以确保新一轮游戏规则由美国主导;又有低政治领域的“软对抗”,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专题报告提出“强制性经济治国方略”(Coercive Economic Statecraft)的概念,主要强调美国与盟友、伙伴在运用经济工具应对地缘政治问题上要协同合作,最大限度地对中国施压,加强美国的施压能力,且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国的报复能力。另一方面,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从盟国视角思考同盟理论发展也出现了新的动向。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菊池努指出,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日益担忧美国不会完全履行对日防卫的承诺,因而近年来积极就强化日美同盟提出各类倡议,出现了“把美国卷入日本战争”的同盟战略意图。同样,澳大利亚也在“被美国抛弃”的战略焦虑中进一步强化了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为维持同盟付出了很大代价。可以认为,部分美国盟友由于其自身安全利益已经深度融入同盟体系,由此出现了这些盟友倒逼美国确保同盟安全的现象。

原文:《国际展望》,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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