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缘—政治地缘”：德国对华政策的分析框架
现有的针对德国对华政策的分析大多聚焦于探讨国内政治因素如何塑造和影响德国对华政策，将其解释为德国政府在“利益外交一价值观外交”两个维度上的选择和平衡。从这种分析视角看，在发展对华关系问题上，德国国内长期存在着两派力量一是代表实际利益的经济界；二是代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利益的群体，包括一些政客、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人士等。正是这两派竞争的国内政治格局主导了德国对华政策走向究意更倾向于“利益外交”还是“价值观外交”，上述视角为我们解释和预判德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提供了参考。“利益外交-价值观外交”框架的主要问题在于，在外交实践中，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的外交均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倾向和成分，即便是实力政治时代的外交也不例外；同样，纯粹的“价值观外交”在外交实践中也并不多见，因为物质（经济）理性的假定在传统国际关系中基本成立，且在面对生存安全的压力下，绝大部分国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难以实施纯粹的“价值观外交”。因此，在解释短期外交行为时可以较为合理地将这两个因素视为不同维度的选择和平衡问题，但在审视国家对外政策的长期趋势和变化动因时，却必须考虑到利益的内生性问题即价值对利益的塑造和定义。如果以50年为周期对德国对华政策进行长线观察，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国家利益并非给定的和固定不变的“客观事实”而是具有观念和社会建构的“主观性”特点，国家利益不仅由权力所界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由基于价值观的身份所界定，正如温特所说：“我想要什么，我的利益和偏好是什么与我是谁、我的身份有关”。更重要的是，就德国对华政策的实际内容来看，利益和价值观要素在大多数时间里其实难以截然区分，所谓二者之间的冲突也仅表现为屈指可数的几次极端事件，因此，如果对德国对华政策的长期发展变化进行分析，也不应局限于仅讨论利益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之间的摇摆。
更为重要的是“利益外交-价值观外交”的短期或长期平衡都绝非由国内政治单独决定，利益和价值观是否进入以及如何进入对外政策，取决于对外政策的议题领域、对象国和国际环境。尤其是从大趋势而言，德国国内政治的分野总是摇摆不定，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相反，德国的外部诉求和国际环境却在过去50年中经历了渐进却连续的变化。观察这种变化与德国对外政策演变之间的关系，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其趋势和预见未来。
众所周知，一国对另一国的外交政策并非由本国单方面的利益诉求或价值观诉求所决定，两国在外交事务重要维度上所处的相对位置及其距离的性质是决定对外政策及其变化的更为基础性和结构性的因素。两国之间的地缘形态决定了在两国关系中如何摆放利益和价值观的位置、如何处理价值观对利益的塑造、如何看待利益和价值观的交集和分歧，从而体现出国家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的接近或疏远、和谐或紧张、合作或冲突。
本文将两个国家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的性质称为“地缘”，它在维度上可以是物理性质的地理、安全性质的政治和发展性质的经济等等。同一对国家的地理地缘一般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只在比较针对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中才能成为分析变量，而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属于“社会空间”，对于同一对国家而言可以随时间的改变并驱动对外政策进行相应调整。两国间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思考中的古老议题，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政治地缘可以使经济地缘变得复杂化。这种复杂化可能是正向的，如军事盟国之间为了强化同盟关系而拉近经济地缘距离，但也可能是负向的，也即“经济的政治化”，比如将经济地缘关系作为政治砝码、实施制裁和其他形式的强制外交手段。但即使是正向维度上的相互加强，经济地缘的市场规律和效率目标也会因政治地缘而受到损害，比较容易受到政治地缘起伏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讨论全球化塑造全球经济地缘时，国际制度设计十分强调经济事务与政治事务之间的分离。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经济地缘能否影响政治地缘的问题则充满了争议，从源远流长的“商业和平论”到“压舱石”与“打火石”之争、再到“政冷经热”的现实观察，学界对此莫衷一是。这表明经济地缘如何影响政治地缘取决于两国关系的具体情境。
在中德建交以来的50年中，两国之间的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都经历了渐进但却清晰的变化，政治地缘的变化相对滞后于经济地缘，长期以来两国经济纽带的建立和发展独立于政治的干扰，对外政策和外交关系主要服务于经济利益的实现。在建交后的很长时间内，由于冷战格局的限制和两国在安全利益上的地理定位，中德两国政治地缘遥远，既没有政治安全的冲突，也缺乏国际安全利益上的合作纽带。对于以贸易立国的德国来说，推动其对华政策发展的动力首先来自经济利益中德两国也发展出日趋接近的经济地缘。经济合作的达成和经济利益的实现与价值观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而价值观对利益的塑造主要集中在政治安全利益方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德国的对华政策呈现出“务实”的明显特征。
但随着中国从地区性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德国从“非正常”国家成为欧洲的领导并进而寻求担当全球领导，中德两国原本遥远的政治地缘开始逐渐相交。中国在政治上选择自己的道路并要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而德国则在政治安全上选择了加入西方体系并采取“嵌入式崛起”的路径从西方内部崛起成为全球大国，这就让两国之间的政治地缘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价值观的因素并对政治利益的感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德国对华政策不再由经济地缘作为绝对主导的维度，政治地缘的影响日渐明显，使政策在局部波动中呈现出总体上的一个变化趋势，即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全利益之间的张力逐渐加强，政策上摇摆的频率和幅度加大，直到近年来在体系冲击下发生陡峭的改变。随着政治地缘的重要性加大，经济维度上的地缘共同利益虽然具有较深的根基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对弥合政治地缘维度上的利益分歧已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随着冷战结束和两德统一，德国开始重新定义国家利益，通过强调跨国安全威胁。德国的政治地缘不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其安全利益不再局限于欧洲。但中德的政治地缘在此时仍然相距遥远，经济纽带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德国对华政策依然以服务经济利益为要义。进入21世纪以后中德的国际角色都开始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但此时两国的政治地缘相交体现在共同倡导世界多极化，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在德国对华政策中共同发挥积极的作用。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令中德之间的政治地缘趋向复杂化，两国各自定位自身的全球性政治安全角色，尤其是德国在应对一系列的欧洲危机中确立了在欧洲的领导权威，并以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和捍卫者身份成为国际秩序的“塑造性力量”。中德的经济纽带依然重要，但仅是德国外交政策整体框架中的维度之一，而且经济地缘和政治地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经济“压舱石”即使重量有所增加，但在政治地缘因素重要性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能够起到的“压舱”作用也越来越有限，甚至在重要政治安全议题上失去作用。
本文将在“经济地缘-政治地缘”的分析框架下，追踪和解释德国对华政策在过去50年中的发展变化脉络，尤其是通过两种地缘的历史变化趋势和特征来审视在原有“利益外交-价值观外交”框架下难以解释的德国最近的“时代转折”，基于德国对华政策的历史进程和整体逻辑来理解和研判当前和未来的中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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