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领导的德国红绿联盟政府上台执政，这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正式开启了所谓“柏林共和国”时代。重新审视德国的政治地缘后，施罗德不满足于欧洲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要为德国在国际上扩展政治空间。基于此，施罗德在政策实践和精神理念上都大力推行德国外交的“正常化”，声称德国再次融入国际社会，拥有全部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一种既不居高临下，也不仰人鼻息的崛起民族的自信心”。著名政治评论家、德国《时代》周刊总编和发行人桑默（Theo Sommer）称德国半个多世纪的外交政策历程是一场“通往正常化的长征”，历经历届政府，直到进入新世纪才“完完全全实现正常化”。作为“正常国家”的德国并不是要重走历史上的“德意志特殊道路”，而是要成为西方国家的“正常盟友”，做欧洲的“正常领导”，其实质是提出了德国式的“崛起战略”。究其实质，这一阶段德国的政治地缘的利益和目标是希冀由德国领导的欧盟成为世界多极化中的一极，在推动多极化过程中实现欧盟与美国非对抗性的平起平坐。而在地缘政治上依然遥远的中国也正是多极化世界的积极倡导者。中德两国都致力于通过推动多极化来定位自己在全球地缘格局中的位置且都是希望改变美国所主导的单极世界现状，因而两国在政治地缘上出现了在利益上无实际纠葛、在愿景上不谋而合的情况。施罗德政府因此对中国寄予厚望，希望通过支持和促进中国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来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中德两国在政治地缘上的关系变化，让施罗德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对美国的顾虑更少，力主实施更加自主的德国对华政策。
在1999年5月美国领导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施罗德就以德国总理和欧盟轮值主席国政府首脑的双重身份在第一时间对华进行工作访问，代表北约及德国政府向中国表示道歉。这次不到24小时的闪电式访问成功地将德国与美国拉开距离，为整个施罗德任期内中德关系的良好发展奠定了信任基础。当年11月，施罗德对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在访问前一天，他在未事先与美国和其盟国沟通的情况下，就公开提议中国参加西方八国集团，并支持中国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施罗德看来，将中国纳入八国集团，可望成立一个G9集团，是给中国提供一个实力相称的发展平台，能够让中国承担更多的世界政治责任。施罗德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在近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国家，中国在运用其影响力时是十分负责任的。比如在朝核问题上，以及在克服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未来，无论何种重大的全球性挑战——例如保护气候、能源政策和维护和平方面——离开中国都无法应对。因此，我历来一直支持这个国家的(世界)多极化政策的努力。”
而且，在施罗德执政期间，他不仅多次公开称赞中国扮演的日益重要的国际角色，也以实际行动对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承认。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对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的努力。所谓武器禁运，是欧盟在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后对华制裁的一项内容，直到1994年欧盟才解除了除军售禁令以外的所有对华制裁。在中方看来，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是欧盟对中国的歧视行为，应予以解除。施罗德在2003年12月访华时呼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此后又做了很多实质性工作。虽然在美国的干预下，欧盟最终未能取消对华武器禁运，但施罗德为推动解除武器禁运投入了相当大的政治资本，他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非要满足中国购买武器的需求，因为武器禁运只是一种“政治象征性工具”。施罗德举动的实质是希望引导欧盟对中国日益重要的国际角色进行积极承认。正如他在德国议会辩论中所言：“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欧盟和德国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及中长期表达其对中国的关切”，欧盟与中国之间以及德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只有在参与双方在相互尊重发展路径完全不同的文化，并相互发展信任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成功”。
对于中德战略伙伴关系，施罗德曾寄有厚望。2004年5月，施罗德邀请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德国，双方决定未来将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经常保持磋商，并同意在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德国开始采取一系列积极的外交行动争取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希望中国能够支持其“入常”。然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却不能完全满足德国的期待。
对华军售解禁、“入常”等问题都反映出，中德之间在政治地缘上并无实质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外交上的热络和接近更多的是在自己政治地缘利益范围内给予对方的支持和配合，但一旦进入到需要进行政治安全战略上进一步协调合作的层面后，双方在政治地缘维度上的疏离就显现出来。德国似乎只想和中国就某些特定的单一问题达成合作，而有意回避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理念。导致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德国的政治地缘意图是实现担任欧洲正常领导的意愿，相较于从前更加注重与欧洲的协调，排除美国对其对华政策的干扰更多并非在于强调中德在政治安全上的共同利益，而是彰显欧洲相对于美国的自主，意在排除美国因素而追求欧洲协调。相比科尔时期，施罗德执政时期的德国对华政策显现出更多的多边主义特点，无论是争取对华军事解禁还是“入常”,德国均将协调欧盟国家之间的立场作为其政策优先。
中德在政治地缘维度上呈现出表面上快速接近但实质上缺乏内容的特点，政治地缘对德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依然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而经济地缘仍然是德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和连贯的驱动力。与此同时，中德经贸关系也几乎不受政治关系中热络或冷淡的影响。施罗德政府时期的中德经贸关系继续稳定发展。2002年5月，德国外交部出台题为《21世纪初德国外交政策的任务：东亚（日本、南北朝鲜、蒙古国、中国）》的文件。虽然这份文件的起草者强调，德国的亚洲政策是由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利益和全球利益三重因素驱动的，但是对经济利益的考量仍然在实践中成为德国亚洲政策的基础。该文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在德国对亚洲外交政策中受到特别的关注，两国的贸易关系处于德国对华政策的中心位置，经济的重要性是德中关系的“支柱之一”。中德经贸合作延续了科尔时期的发展势头，施罗德将推进经贸合作作为其对华政策的重点，历次访华均率领重量级经济代表团随行。在中德双方的努力下，双边贸易额迅速从1998年的143.5亿美元跃升到2003年的418.8亿美元，2005年年底再次跃升到632.5亿美元。32中国自2002年起成为德国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两国在科技、投资各方面的合作全面深入发展。
原文：《欧洲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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