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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炜:从“超脱”到“碰撞”:德国对华政策50年(四)

2023-04-18 01:40 熊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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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默克尔(Angela Merkel)开启了作为德国总理的16年执政生涯。在默克尔时期,德国不仅成功领导欧盟应对一系列国际危机,而且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始由欧洲的“领导者”向成为全球性领导大国转变。尤其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其处处强调“美国优先”,使西方国际秩序面临“失序”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希望以维护和强调西方价值观和规范来填补西方世界由于“特朗普冲击”带来的领导真空。在政治安全上立足欧洲、放眼全球的德国开启了德式“价值观外交”甚至一度在国际上扮演西方价值观和规范的“代言人”角色。德式“价值观外交”是以价值观外显的规范和规则为尺度,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如果有国家违反规则,德国就对其做出反应。默克尔是德式“价值观外交”最重要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她担任总理期间,德国积极主动地推行所谓“基于规则”的外交,希望以此重建西方的领导权威。

不同于之前的德国对华政策,默克尔政府在处理中德关系时更多考量了受价值观塑造的政治安全利益,而经济地缘上的接近性和共同利益不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在科尔和施罗德执政时期,中国之于德国在经济地缘上的重要性是其对华政策的主要考量,而两国都可以在政治地缘上相对超脱,这不仅让它们能够保持稳定和良好的经济关系,而且达到在外交上一定程度的相互帮扶。德国通过实施区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接触”和“引导”中国,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加强了自身在西方与中国之间充当“掮客”的身份。但是,默克尔时期的德国要追求成为西方国际秩序的“捍卫者”,而中国作为西方政治体制竞争的“对手”和“他者”,便成为德国强调自身作为西方领导者角色的对立面。与此同时,随着德国立志成为全球性大国,其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关切也开始增多,追求经济利益优先的对华政策亦开始有安全和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这意味着,德国对华政策中经济地缘和政治地缘具有冲突和张力,两者交织在一起使中德关系复杂化了,再紧密的经济联系也难以弥合政治安全方面日渐显现的碰撞和张力。

早在默克尔的第一任期,其领导的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就提出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宣称中国崛起是德国乃至西方国际秩序面临的核心挑战。在联盟党2007年10月通过的名为《作为德国和欧洲的挑战与机会》的亚洲战略文件中,联盟党定义了德国、欧洲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和政策领域,包括经济利益、政治与地缘战略利益和全球性利益三个方面。文件认为,德国的亚洲政策应该以这些利益为长期导向,寻求和亚洲伙伴国家的合作,德国和欧洲伙伴国家应该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只有在人权、法治国家、社会公正扩展和稳固建立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期望,在一个可能是亚洲和西方都发挥影响的未来世界秩序中,我们能够分享对人类未来的认识,德国和欧洲人的利益才会被适当的对待”。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默克尔在第一任期内曾经力图改变科尔政府以来的德国对华政策基本框架。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令德国和欧洲对华需求增强,德国经济对华依赖性不降反升,默克尔最初希望改变德国对华政策框架的意图并未实现,中德经贸合作在其第二任期后反而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高潮,甚至有评论家认为出现了新的“中德轴心”。但必须注意的是,经贸合作不断推进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两国在政治地缘上的关系结构,也无法实质性改变默克尔政府之前已经确定的对华战略

相反,自2017年起德国政治家就不断提出“中国对西方是一个挑战”的论调,特别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德国国内很多人妄称中国在欧洲也有所谓地缘政治抱负。在2017年8月30日召开的第25届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时任德国外长的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就提醒欧洲要警惕“中国的一带一路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经济以及可能的军事战略”。在2018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加布里埃尔声称在德国人眼中,“一带一路”是在建立一个体系,让中国在世界上留下印记,“中国正在发展一个全面替代的体系,它不同于我们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体系。中国似乎有一个真正的全球战略构想,他们正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一理念”。默克尔对“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看法也和加布里埃尔相似,她在很多场合都公开表示对中国在欧洲拓展政治地缘的担心,指责中国是在用经济谋求地缘政治目标。此后,为了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欧盟于2021年发起“全球门户”计划,旨在整合欧盟各类发展援助资源,系统提出全球互联互通合作方案,计划在2027年前筹集3000亿欧元资金,投向东欧、非洲、中东以及东盟等所谓欧盟“志同道合”伙伴国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最终塑造欧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在德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下,欧盟委员会与对外行动署联合于2019年3月12日推出对华政策文件,对中国进行三重战略定位,即“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伙伴”“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者”和“政治体制的对手”。在这个三重定位中,虽然欧盟文件强调了中国作为合作伙伴的重要性,但是德国和欧洲政要在口头上经常谈论的却是竞争者和对手这两个定位。2020年9月2日,德国政府颁布题为《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的印太政策指针。这份文件强调要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暗指“中国经常不遵守国际规则”,提出要减少经济上的对华依赖,为此德国有必要与该地区价值观相同的伙伴进行合作,提升价值观在德国外交中的分量。而且,德国政府在这份文件中首次使用了具有地缘政治含义的概念——“印太”,没有使用以往德国亚洲政策文件中使用的地理概念“亚洲”或“亚太”。这表明,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全球性大国的德国,对中国对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影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担忧,并从地缘治和安全战略的维度上规划其印太政策和对华政策


原文:《欧洲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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