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者75年之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终于超过前宗主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在这个值得所有印度人庆祝的时刻，印度各级政府也推动了一系列颇具象征意义的举措。例如，2022年9月，首都新德里市政委员会通过决议，将印度国会大楼门前英属印度时期修建的“国王大道”更名为“责任大道”。10月，印度人民党（印人党）执政的中央邦政府也重提以印地语在高校教授医学课程。
消除殖民文化影响、推广印地语一直是印度教右翼的政治主张。但是，对于当前莫迪政府和印人党的种种举措，还需要穿透表面的政治口号，审视政治修辞和语言迷雾之下的实际意涵和行为逻辑。
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国会大楼门前通向地标建筑印度门的“国王大道”。2022年9月更名为“责任大道”。
一种“奴役心态”，两种政治解读
莫迪在2022年8月的独立日演讲原文为印地语，印度总理办公室照例发布了英语版，但其内容严格来说已不是翻译，而是编译。例如，英语版中使用了“殖民心态”一词，而印地语原文多处使用的是“奴役心态”。这处改动看似不大，毕竟依附于英国统治的“殖民心态”也就是“奴役心态”。但是，莫迪在独立日演讲中通篇不提殖民，而是反复使用奴役一词，其实已经巧妙地运用印地语和英语政治话术的细微差别传递了右翼政治理念。
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印度学院派史学家在彼时执政的国民大会党（国大党）政府支持下，反思印巴分治历史教训，以马克思主义改造殖民史学，形成了世俗民族主义史学。他们认为，印度殖民史特指欧洲尤其是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史，印度教育部推广的历史教科书也主要采纳这一史观。但是，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史学则更加凸显历史上的宗教民族冲突，认为印度殖民史始于穆斯林军队对南亚次大陆的入侵。尽管长期缺少官方背书并受到学院派史学家批评，右翼史学依然通过大量社会文化组织的推广和文艺作品的传播影响了广大印度民众。深受印度教右翼思想影响的莫迪也不例外，在2014年的一次讲话中，他便重复了被右翼史学家和政客广泛接受的观点，即印度人需要从持续了“1200年的奴役心态”中解放出来。
所以，看似是为“去英国殖民统治遗毒”而将“国王大道”更名的举措，其实是印人党自2014年上台执政以来推动的一系列“去奴役心态”更名活动的延续。此前的一些重要更名行动还包括2015年将以莫卧儿皇帝名字命名的新德里奥朗则布路改为以印人党提名而出任总统的卡拉姆的名字来命名；2018年将有伊斯兰色彩的北方邦城市安拉哈巴德更名为其古名普拉亚格拉杰等。这一系列举措的核心理念并非世俗民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而是印度教右翼政治语境中的“既反英又排穆”，强调印度教正统的“去奴役”。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所私立中学，学生们正在用英语上课。
印地语政治，一杯多方合酿的苦酒
在印人党的“去奴役心态”工程中，推广印地语无疑是重要议程之一。有关印地语与英语、乌尔都语的历史纠葛，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各有表述。简言之，现代标准印地语与乌尔都语系出同源，但在19世纪逐渐分化为“波斯—伊斯兰”色彩较重的乌尔都语和“梵语—印度教”色彩较重的现代标准印地语。这一分裂巩固了北方印度教徒对印地语的认同，但也因将散居各地且认同乌尔都语的穆斯林排除在外，削弱了印地语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这反而给南方非印地语区政治精英与独立后的中央政府进行政治博弈、西化精英对草根出身的印地语民族主义者进行弹压提供了抓手。
一腔热忱的印地语民族主义者曾将放弃英语、使用印地语视为崇高的“为国服务”。但当他们在独立后希望政客兑现以印地语完全取代英语的承诺时，却发现自己陷入了重重困境。印度早在19世纪便开始系统推行英语教育。独立运动虽然赶走了英国殖民者，但英语教育及其培养起来的各级官员和社会精英依然牢牢掌控着国家机器和上层文化。此外，热衷于展现古文技艺的印地语学者对印地语的过度梵语化改造，反而让印地语变得复杂艰涩，越来越脱离民众。与此同时，随着英语学校和英语培训机构的不断发展，英语教育的开销越来越可为普通城市中产之家接受，而后者恰恰是历史上力推以印地语取代英语的国语运动的主力军。
诚然，印度在联邦制框架下重组的语言邦和多语并存的教育制度为印度的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印度政治精英在国家独立后用“维护国家多元统一”的民族大义保留英语官方语言地位的举措，在实际上进一步巩固了本已存在的一大社会隔阂——语言隔阂。2017年上映的印度电影《起跑线》便生动刻画了家长们有多么希望孩子能进入以英语授课的精英化私立学校，而非留在使用印地语等各民族语言授课的公立学校学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除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外，印度高校绝大多专业都使用英语教科书并用英语授课。因此在印度各大高校的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中，虽然不乏热爱钻研民族文学的学生，但另有许多学生其实心向其他以英语授课的专业，而由于未能在基础教育阶段进入英语学校学习，这些学生只能“望洋兴叹”。
事实上，就连莫迪本人也曾在即将步入全国舞台前找辅导老师恶补英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印地语区青年们对该问题的不满更可想而知。这种情绪对右翼政客来说无疑是一个百试不爽的宣传武器。在“夺回印地语的宪法国语地位”的口号之下藏着更让年轻人引起共鸣的暗示——“夺回属于你们的一切”，比如医学院入学资格——尽管各党派领导人的子女往往都在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接受英语教育。
强势印人党的“政治软饮”
自在2019年大选中以大胜连任至今，莫迪一直是印度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印人党支配印度政坛的大势依然难以逆转，但过去几年对印人党来说绝非是高枕无忧。2019年，迫于国内反对派压力，莫迪政府退出了印度各界曾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此同时，2019年公布的被外界认为排除穆斯林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发的全国抗议持续数月，直到政府以防控疫情为由“全面清场”后方才平息。2020年8月，莫迪主持了重建阿约提亚罗摩出生地神庙的奠基仪式，实现了许多支持者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为印人党的支持率注入一剂“强心针”。但没过几天，莫迪政府颁布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又引发了罕见的大规模全国性农民抗议。纵使印人党政府软硬兼施，倔强的抗议者们仍足足坚持了一年四个月，这迫使莫迪政府在2021年11月撤回了此前已完成议会立法程序的农业改革法案。
虽然及时向农民让步止损为印人党在2022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保住了印度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的执政地位，但是，在从2019年底至今的各邦选举中，印人党在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后，依然未能乘2019年大选胜势继续开疆拓土，反而是印度选民通过把邦选选票投给一息尚存的国大党以及盘踞地方的平民党、草根国大党和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的现实不断敲打着印人党。在所有地方性反对党中，尤以平民党最为“刺眼”。印人党强势执掌中央，而中央政府又掌管了包括警察在内的诸多首都政府部门。饶是如此，平民党依然凭借扎实的组织网络建设、务实的竞选纲领和城市选民的支持连续在德里执政七年，更在2022年把握住了农业改革法案撤回后印人党“民心尽失”的机会赢得了旁遮普邦选举。
印人党长期执政的中央邦政府发行印地语医学教科书亦非新话题。为安抚印地语民族主义者，开国总理尼赫鲁及其政府早在1960年便设立了旨在推广印地语的中央印地语管理处，但收效甚微。若能切实推动以印地语等民族语言教授医学和理工科，无疑将有助于大量未能接受全面英语教育的青年学子发展，更有助于印度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源优势。但如果真要在独立75年后再全面推动严重滞后且触及全国各行各业现实利益的“语言去殖民”，其难度绝不会亚于农业改革。仅以医学教育为例，在过去几十年中，印度医学教育已比该国独立之初更深入地嵌入了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和产业分工中。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以英语接受教育的印度医护人员、科研人员和企业家在药物研制、疫苗开发、医疗产业创汇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也被印度各界称赞。在这种情况下，莫迪政府恐怕未必有足够意愿和能力改变高度专业化的医学体系。
此外，与北方邦同为印地语大邦的中央邦在过去20多年来都是印人党重镇之一。该邦现任首席部长乔汉自2005年以来已数度出任该职，累计执政近16年。2023年，中央邦将再次迎来邦选。乔汉领导的中央邦印人党势力强大，但曾在2018～2020年间在该邦执政的国大党同样不容小觑。赢得中央邦邦选，对中央邦印人党和印人党中央来说都是重中之重。因此，在此时发布印地语版医学教科书，也难免有以语言议题为邦选提前造势的色彩。
包括印地语政治在内的各民族语言政治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反复被用于印度各级选举。然而，印度的中产家长们之所以最终为孩子选择英语教育也是因为政客们在利用语言政治收割选票之后往往鲜有实质作为。这也就意味着当下的种种语言政治修辞，难免只是一口“软饮”——足以解渴，也可以补充能量、振奋精神，但并不能取代需要真刀真枪烹制的“硬菜”。
（作者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世界知识》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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