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物资、人员和资本流动，严重冲击当前的全球化进程。这一冲击的底层逻辑在于，人类社会运行以人员聚集状态下的生产为基本模式，形成的全球网络在疫情危机中易于遭受损失，并不安全。人类社会需要在更安全的状态下恢复全球化要素流动，并推动全球化继续发展。技术进步是应对这一需求的直接方式。其原因在于：技术进步使人类个体面对生物安全挑战时更加安全；技术进步使人类组织具备在隔离环境下维持运行的能力，提供对生物安全风险更强的监测和预测能力，提升供应链安全，并且技术进步理论上驱动组织形态发生部分变革，这都有助于人类组织更好应对生物安全风险。疫情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影响促进全球化新趋势的产生。这种全球化新趋势包括更明显的地方化、区域化特点，以及中国在引领“再全球化”进程中作用的上升。新的全球化趋势将在地理空间层面和全球体系结构层面体现多中心化的特点。中国的比较优势有助于推动新的全球化趋势，实现更加均衡与安全的全球化。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重大全球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危机，并且仍然在全球层面持续。2020年11月，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了境内疫情，生产生活趋于正常，经济开始复苏，疫情对社会与个体的冲击基本平复。然而，全球疫情并未显出减缓趋势，截至 2020 年11 月 24 日，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 5871 万，死亡人数大约 138.9 万。其中，美国确诊人数累计超过 1242 万，死亡人数约 25.8 万。欧洲各国秋冬季确诊人数重新快速增长，第二波疫情已经到来，确诊病例总数亦较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确诊总数高，并且缺乏检测能力、统计能力以及医疗与防控能力，这可能使全球疫情持续时间延长。疫情导致人员和物资的全球流动受限，对全球化造成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领域的技术进步及其广泛应用成为人类应对疫情挑战的直接手段之一。技术本身是影响全球化的关键要素，技术持续的进步与变革一直以来影响着全球化进程。在疫情期间，技术进步增强人类社会应对生物安全挑战的能力，促进物资与人员全球流动的恢复，从而影响全球化趋势。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技术进步，均对当前的全球化趋势产生影响。对此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技术进步的驱动造成的双重影响下，全球化的趋势将如何演化？本文将分析疫情与技术进步对全球化双重影响的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提出全球化趋势演进的方向与特点。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
全球化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就显现出问题，疫情更是直接对其造成了负面影响。一些研究者指出，考虑到疫情前保护主义的重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可能出现的变化之一是主要大国各自为政、关门抗疫，拒绝国际合作，世界抗疫打成持久战，全球化进程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并且，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化趋势发展到新阶段的一次警钟，在人类共生系统和世界互联互通的社会生态圈已经形成的时代，全球性的公共安全危机随时可能出现在“地球村”中。短时期之内经济全球化可能出现某种倒退、分化或断裂，但长期而言仍将继续深入发展。有中国学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进程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造成强烈冲击；二是受疫情影响，全球资本和人员流动出现了大幅萎缩。疫情暴露出基于全球化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挑战，表明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存在脆弱性。亦有学者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显著影响，全球化出现了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趋势，可能变为“有限的全球化”。当前有研究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熔断”本已陷入困境的全球化的强制性力量，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的不同方面，从而对全球化趋势产生间接影响。从国际关系研究视角出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权力结构、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所谓“百年之变”，是系统性的变化，其中不同要素都会进一步影响全球化趋势。
以世界秩序为例，不少战略分析家提出疫情改变了世界秩序。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引发持久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并且挑战了自由主义世界的基本原则，因而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有分析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世界秩序是一个历史性的分野，此前的世界可以被称为“新冠前”（Before Corona, 简称 B.C.，和“公元前”的英文缩写相同），此后的世界则是“新冠后”（After Corona, 简称 A.C.）。亦有美国学者撰文指出，疫情通过削弱世界对全球化的支持，并且削弱美国与西方，从而影响当前的世界秩序。过去的全球化明显基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The Liberal World Order），这一秩序是西方主导的，秩序本身与主导者正处于衰微之时，又遭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未来世界秩序“漂流”过程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因此，疫情通过影响世界秩序间接影响了全球化趋势，导致其存在不明朗、不确定性增加的一面。
此外，大国关系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中美之间由于经贸摩擦、科技“脱钩”所积累的矛盾，增加了双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层面的对立。这可能使过去的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模式，难以持续。国内政治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并加剧了西方主要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加深了其中不同人群之间的信息鸿沟，增强了政治极化现象。2020 年 5 月底开始，美国国内多地针对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也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而在烈度和广度上远超以往。疫情还可能增强国家的权力并强化民族主义。上述各国国内政治现象和问题，在中短期内都可能助推业已存在的逆全球化现象，并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
既有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间接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呈现非线性的特点，未来可能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更多变化。这是系统性的复杂过程，其底层逻辑在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从而从根本上阻碍全球化要素的流动，影响全球化的趋势。
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是在人员聚集的状态下从事生产并分工合作，因此产生了城市、王朝、民族国家和帝国，进而产生了战争、贸易、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全球化。人员、物资、资本和信息的全球流动，将全世界大多数人联结成巨大的网络。这种由人员聚集而形成网络的模式在瘟疫冲击下易于遭受损失，并不安全。
回顾历史，数千年来，人类和微寄生物（病毒、细菌、寄生虫等）总体上保持了在动态平衡中的共生，但瘟疫永远在不同时期内对特定的文明造成巨大冲击。相对于历史上的瘟疫，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之处在于，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本身传染力强，变异较快，但重症和致死率低于 SARS 病毒（SARS-CoV），还存在无症状感染者，因而影响范围极大，容易导致医疗体系超负荷运转，无法有效医治患者，进而造成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疫情造成严重后果的社会根源在于 2020 年是全球化、信息化社会，更加精密而系统化。相对于黑死病流行的十四世纪中叶、霍乱流行的十九世纪初，以及 H1N1 流感初次爆发的 1918 年，现代社会的运行，更依赖基于专业分工的合作以及聚集的人员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并且，现代社会运行的重要机构，例如学校、医院、银行等，都和现代国家的技术人口一起聚集在城市之中。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前所未有地增强了人的聚集和基于专业分工的相互依赖。因此，现代社会的复杂体系一旦被瘟疫或其他危机击溃，整个体系就难于继续运转。并且，防控疫情需要的严格隔离与社会运转和生产生活需要的“聚集”相矛盾，这直接增强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当代社会基本运行模式的冲击。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其底层逻辑在于影响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在这种负面影响下，推动全球化的复苏，基本需求不仅在于在“隔离”的情况下维持当代人类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而且在于在全球化要素流动的过程中使人类社会面对瘟疫等生物安全挑战时损失更小，进而在疫情持续的条件下推动全球社会和经济发展。危机创造新需求，而新需求将成为全球化变革进程中重要的驱动力。应对这种新需求的最直接选项是技术进步及其应用。
二、技术进步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运行的冲击
技术是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技术进步及其应用是减弱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运行的冲击的重要且直接手段。其针对全球危机创造的新需求，使人类社会能够控制疫情危机的范围和影响并持续运行，从而影响全球化趋势。具体而言，技术进步的影响表现在人类个体和人类组织两个层次。
（一）技术进步使人类个体面对生物安全风险时更加安全
人类个体在社会中生产生活，必然面对感染病毒的风险或其他生物安全风险。风险的高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既包括免疫力等生物性因素，也包括经济和社会性因素。不同领域的技术进步有利于降低个体层面的风险，使其更加安全。最直接的案例来源于生物医学领域。疫苗的研发和应用有助于人类个体获得免疫力，以应对微寄生物对人类健康的损害。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介绍，在本次疫情中，中国采用了五条技术路线同步推进的方式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灭活疫苗（灭活新冠病毒）、重组基因工程疫苗（直接生产抗原 S 蛋白）、腺病毒载体疫苗（用腺病毒表达抗原）、核酸疫苗（用mRNA 或 DNA 表达抗原）和减毒流感疫苗作为载体的疫苗（在其上增加新冠病毒的蛋白）。只有在生物医药技术长期进步的前提下，人类才可能采用这种“饱和式”疫苗研发方式。也只有在技术总体进步的前提下，人类才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研发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疫苗的效果显而易见：截至 2020 年 11 月 18 日，已有近一百万人接种中国国药集团的灭活病毒疫苗，无一例严重不良反应，5.6 万接种后出境者无一例感染。显然，疫苗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科学指导下的广泛应用有助于进一步控制新冠肺炎疫情。
当然，技术的总体进步不限于生物医学领域的进步，信息技术的进步同样有助于增强人类个体的安全。当前的技术革命使技术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系统化，这是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每一项应用技术的创新，都依赖大量的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其他领域的先进应用技术。看似不直接相关的技术进步同样有助于降低个体的生物安全风险。例如，冷冻电镜对蛋白质三维结构的解析有助于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进而为此提供了新的路径——2018 年 DeepMind 公司开发的Alpha Fold 系统成功根据基因序列预测出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中，已经有研究者成功利用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预测了新冠肺炎病毒 S 蛋白的结构。这是进一步开发疫苗和药物的重要基础。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同样可以使人类更快地实验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药物。另一个例证是，2020 年 5 月，中国科研团队发表预印本论文指出，甘草甙（Liquiritin）能抑制新冠肺炎病毒在特定细胞中的复制，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其直接运用于临床治疗，但为进一步药物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发现这一科学现象的过程中，研究者使用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药效预测平台 Infinity Phenotype，预测 3682 种药物和天然产物中潜在药物的疗效，最终得出结论。此外，量子信息科学同样有助于增强人类个体的安全，量子计算的硬件及其算法，更适用于生物化学研究领域需要的巨量数据计算，量子计算机的开发因而有助于生物医药技术的进步。总之，尽管技术和知识不会改变人的生态位，不会改变人和微寄生物共生的模式， 但在当前的技术革命进程中，技术进步使人类个体面对生物安全风险时更加安全。
（二）技术进步使人类组织面对生物安全挑战时更加安全
人类社会中的组织，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及未来可能的生物安全挑战时，易于受到冲击，遭受经济社会损失，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员聚集以从事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及社会各部分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结构。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组织的形态和性质，降低其面对疫情风险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其一，信息时代的技术进步使人类组织初步具备了在防控疫情所必须的隔离环境下持续“低能耗”运行的可能性。一个直观的案例是中国，特别是武汉市和湖北省在2020 年 1 月至 4 月期间的防控疫情行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购物和移动支付的便利，使得面对病毒感染风险的人群可以利用信息时代的技术进步，在保证有效隔离的情况下消费、学习、办公。这充分降低了个体外出和聚集的风险，也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途径，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能够快速得到初步控制的基本原因之一。如果对比 2002 年至 2003 年的 SARS 疫情，信息技术进步在“隔离”状态下保证个人生活和社会秩序，从而对防控疫情的意义更加显著。
其二，技术进步可以增强对生物安全风险的监测和预测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使用的健康码正是一项直观例证。除此之外，技术进步及其普遍应用的作用在此次疫情防控的诸多环节中都有所体现。例如，体温检测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但对于人员密集且流动性高的公共场所，如地铁站、火车站等，使用额温枪等手段测温速度较慢，会造成人员聚集，增加交叉传染风险。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红外线热成像技术的体温检测方案，可以同时快速测量人流中多人的额头温度，并具备快速筛选和预警功能，提升了体温检测效率，对检测者和被检测者也更加安全。这一解决方案已在北京市部分公共场所投入使用。当前的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的进步同样有助于提升感染者排查、人员流动趋势检测等工作的效率。总之，从长远来看，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的进步可以提升对生物安全领域数据的监测、获取、处理能力，并借助相应算法预测风险。对当前的疫情和未来的风险掌握的信息更多，国家就可以更高效地防控疫情及其他生物安全风险。
其三，技术进步同样有助于提升供应链的安全。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布局可能面临巨大调整。对于中国这既是挑战，也是促进产业链现代化的巨大机遇。疫情对人类社会基本运行模式的冲击，使人类社会前所未有地需要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程度更高的供应链，以保障全球经济的平稳运行。而供应链的发展，需要第五代无线通信技术（5G）、云平台、物联网、服务器、移动终端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和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能力的支撑，其高效运行还需要大量新型应用工具、设施和装备的支撑，例如各类供应链管理软件、资源交易与匹配平台、智能仓库和货柜、自动化和网络化的配送服务体系等。这些技术的进步将催生更先进的供应链，有利于协同上下游伙伴企业，聚集各类生产要素，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和供需精准匹配，从而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生物安全风险乃至更广泛的全球性风险时增强供应链弹性和安全性，提升其效率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其四，技术进步可以降低中介和中层组织在社会运行中的必要性，这可以驱动组织形态发生部分变革，增强其抵抗生物安全挑战的能力。例如，第五代无线通信（5G）技术速度更快，带宽更宽，延迟更低，精确性更高，能耗更低。该技术投入实用后，能够为工业和服务业机器人、民用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远程手术设备、远程操作设备和虚拟现实设备等设备在物联网中的应用提供通信基础，进而驱动“万物互联”，新的人机交互技术也将在其中发挥作用。相对于当前的远程办公和教学，基于“万物互联”的生产有望进一步改变社会的组织形态。技术的进步使得身处社会生产进程中的人并不必须在物理空间内聚集，社会形态也不再完全是聚集的人群构成的网络，而是空间上适度分散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更高效的互联从而构成的高度信息化网络，这理论上大幅减少了微寄生物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可能性。这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人类社会面临生物安全挑战易受损失特性的中长期手段。此外，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增强其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改善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从而降低人类组织面对疫情等生物安全挑战时遭受的损失。
总之，技术进步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应用可以改变社会运行和个体互动的方式，使未来的人类社会成为由技术驱动的更加分散化的网络。这种新的网络在面临生物安全挑战时运行更加安全，防控疫情能力更强，因而整体上能够在疫情的挑战下避免系统运行停滞。在可预见的未来，其不会完全取代人类社会以“聚集”为特征的传统运行和互动方式，而是与之并行，总体上提升人类社会的安全程度。在更安全的人类社会中，物资和人员等全球化要素的全球流动将逐渐恢复。技术进步应对疫情危机中人类社会持续运行的需求，这是疫情期间技术进步影响全球化趋势的物质基础。
三、疫情与技术进步双重影响下全球化趋势的演变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对全球化产生负面影响。而技术进步针对疫情危机创造的需求，使人类社会面对生物安全挑战时更加安全，为全球化的复苏提供基础。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影响下，全球化将以新的形式进入复苏的轨道，全球化趋势将呈现多中心化的特点。
（一）逆全球化现象与政策对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将会减弱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对于全球化的主要挑战之一是逆全球化现象与部分国家的逆全球化政策。英国脱欧、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并退出各种多边国际机制、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的右转、不同国家的保护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经济发展不均衡和地区冲突，这些逆全球化的现象和政策给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萎缩，全球制造业产出大幅下降，服务业受到拖累，人员流动、货物贸易、全球供应链等遭到冲击。这使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意识到逆全球化的风险及其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然而，历史经验表明，重大的全球危机之后，全球化都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一方面全球资金、物资、信息和人员的流动需求仍在，整体上仍然是全球化的基本驱动力；另一方面，从技术视角而言，疫情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增进人类对技术进步的共识，特别是在危机之后，人类往往更加重视技术对于人的社会互动的方式、社会的结构组织关系、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整体国际关系的塑造，人类社会也更加容易接受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因此，在整体需求和技术进步驱动下，后疫情时代世界并不会跌入逆全球化的陷阱。全球化整体进程不会受到逆全球化现象与部分国家短期内逆全球化政策的更多影响，并在经历疫情冲击之后仍将持续发展前行。
（二）全球化趋势将呈现更明显的地方化、区域化特点
地方化和区域化特点的含义是在疫情控制更好的国家及其周边地区，物资、资金和人员的跨区域流动会更快地恢复到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在经济领域，出于分散供应链风险的目的，企业的经济活动会呈现更多地方化和区域化特点，即在本国或靠近本国、与本国政治关系较好的国家开展生产经营。这种“就近生产”的模式存在商业、技术和社会的内在动力。从技术视角来看，这是应对疫情的技术普遍应用于全球之前的必然现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科学技术水平、工业生产能力、经济发展水平、组织动员能力和国内政治状况均不相同，研发和应用技术的能力因此具有一定差异。应对疫情危机的技术，其发展进步速度和应用广度在全球必然是不均衡的。而像中国这样推动技术进步并率先应用相关技术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甚至控制疫情，从而更早进入经济复苏的轨道，因而成为全球化复苏的领跑者。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峻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无疑将首先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化复苏。
例如，考虑到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中国生产通信设备和家用汽车的企业在2020 年和 2021 年必然要考虑更多以日本、韩国生产的零部件替换美国和欧洲的同类产品。2020 年 11 月，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也是全球化趋势呈现地方化、区域化特点的重要案例。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对于推动疫情之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新的全球化趋势具有明显作用。
总之，全球化趋势中的地方化和区域化特点，意味着在地理空间意义上，未来的全球化趋势将呈现多中心化的特点。不同的地理中心并非全球化时代之前相互依赖有限的孤岛，而是全球化在后疫情时期复苏的源泉。
（三）中国引领的“再全球化”进程的作用将上升 “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
本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与扩容效应，也是中国以“补位者”身份提供公共产品，主动供给全球治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向全世界提供了大量公共卫生领域的公共产品，例如重要的抗击疫情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援外医疗队，中国还向世界各国出口了大量防疫物资。中国在疫情期间供给的公共产品证明了中国引领的“再全球化”模式具有包容共享的特质。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自身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不仅率先实现了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步控制，而且在实践中证明了技术进步及其普遍应用可以提供控制疫情必需的手段，驱动人类社会在面临生物安全挑战时向更加安全、更不易遭受损失的形态演进。这意味着中国将在技术领域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提供经济社会驱动力，通过“再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复苏。
一方面，中国作为在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领先的国家，将进一步向世界输出一系列技术：降低个体面临生物安全风险的疫苗和制药技术以及用于疫苗药物研发的先进技术、支持远程工作和信息互联互通的通信技术（特别是无线通信基础设施）、监测生物安全风险的“一揽子”技术、推动“万物互联”的一系列信息、通信和先进制造技术等。中国证明了疫情冲击下技术进步的重要意义，而技术的进一步扩散将成为中国在疫情期间引领“再全球化”的重要路径和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在新技术提供的物质保障之下，中国将进一步通过自身的经济增长拉动全球的供给与需求复苏，进而通过自身的治理经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引领“再全球化”路径下的全球化复苏。总之，经济规律和技术进步决定了全球化并不会终止，以原有的全球化扩容升级为标志的“再全球化”将在疫情中加速到来。
中国引领的“再全球化”进程的作用上升意味着另一个层面上的多中心化全球化趋势。新冠疫情之前的全球化，尽管物资、资金、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在地理上是全球性的，生产和消费的组织和个体也分布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不断演进而形成的全球经济“中心—边缘”结构仍然是西方单一中心的，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全球不平等的重要结构性因素。而中国引领的“再全球化”进程并非简单创造了新的中心，而是突出了新兴国家的作用，使全球经济结构更加均衡、开放、包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技术进步与普遍应用为中国引领“再全球化”进程提供技术手段和物质保障。总之，“再全球化”进程作用的上升，意味着在全球体系结构意义上，未来的全球化趋势将呈现多中心化的特点。
（四）多中心化的全球化趋势依然面临风险与挑战
在疫情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影响下，全球化新趋势并非水到渠成，特别是在当前疫情在全球层面远未平息的情况下，其依然面临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的风险与挑战。从技术层面而言，全球化能否按照多中心化的趋势持续复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其一是技术的进步和普遍应用速度。当前，全球性挑战特别是难于预测的“黑天鹅”式挑战，发生频率依然逐年增加。如果技术本身进步速度不够快，导致各国无法及时且有效地应对全球性生物安全挑战，下次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甚至本次疫情在全球层面的持续，仍然会对全球化造成持久的冲击。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各领域技术，其普遍应用依然受到世界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不同国家能否以科学理性主导下一步的抗疫行动，也依然是全球化复苏面临的问题。在技术进步和普遍应用速度不够快的情况下，全球物资和人员的流动将更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其二是技术进步整体上能否通过市场上的盈利而实现自我持续。一项或一类技术发展之初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和市场不计回报的投资，但其广泛应用并发挥社会效应，更需要在市场上的盈利，这样才能进一步吸引投资和人才，才能使技术进步持续。信息时代的主要民用技术都具备这一特征，互联网技术正是其中的典型领域。因此，更多停留在概念阶段、实验室阶段和小规模应用阶段的技术必须尽快寻找盈利模式。当然，多中心化的全球化新趋势需要的主要大类技术，包括生物医学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当前的应用已经部分证明了这些技术可以通过市场上的盈利获得进一步投资而持续发展进步。
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对本已存在问题的全球化进程造成负面影响，技术进步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其影响并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演进，使人类社会面临生物安全风险时更加安全，人员和物资可以在全球层面高效而安全的流动。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率先高效利用技术引领和推动全球化的复苏，使全球化在地理空间层面和全球体系结构层面呈现出多中心化的趋势。这种多中心化的全球化趋势，有助于人类在未来构建更加均衡与安全的全球化。
在推动新的全球化趋势的进程中，中国将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具有组织优势、国家主导的投资模式、人才储备，以及与之匹配的理念，这都是通过技术路径推动全球化趋势的关键优势。组织优势不仅在于中国可以利用国家组织促进大类技术的整体进步并推进重大技术项目，而且在于中国可以为技术相关产业的发展制定引导性政策，并利用政策推动其落地应用。2020 年广受关注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工具（DCEP）正是一个具体例证。国家主导的投资模式使得中国在技术革命中可以具备战略性投资的优势，在盈利模式尚未成熟之前通过国家主导、多方参与的投资推动先进技术在发展初期的整体进步。人才储备指中国不仅训练了大量理学、工学和医学领域的高素质人才，而且也正在训练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领域的管理人才。最后，中国的重要理念，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疫情时期展示了更为重要的世界性意义，有利于世界各国基于共同理念达成深度合作，从而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新趋势。
文章来源：王栋、贾子方：《新冠肺炎疫情与技术进步双重影响下的全球化趋势》，《国际论坛》，2021年第1期，第18～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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