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拜登政府执政后，从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的考量出发，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其核心目标是采取更加精巧的方式深化大国竞争，将推进美国国内政策议程、提升美国自身长期竞争力与美国的对外战略深入结合，在应对跨国性挑战的进程中增强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同时打造针对中国等对手的新的战略优势。美国还借助所谓“民主与威权较量”的叙事，实施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外交，将意识形态因素与经济、技术、安全等领域的大国竞争紧密挂钩。为扩展针对中国的多边阵营，拜登政府注重拉拢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非民主国家”。然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面临一系列深刻挑战，如政策连贯性受限、资金投入不足、美国和盟友存在利益冲突等。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僵局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张力。
二、利用乌克兰危机强化大国竞争
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拜登政府面临的重大外交挑战。拜登政府并未直接军事介入乌克兰危机，而是通过提供情报、武器等方式实现“从背后作战”。美国利用这一危机，打造多边制裁机制，极大地削弱了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和技术实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振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盟”，并通过吸纳瑞典、芬兰进一步扩大了北约的地域范围和威慑力量。在俄罗斯实力严重受损的情况下，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聚焦“中国挑战”，更加注重推动欧洲和印太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持续强化针对中国等国的“一体化威慑”，大力构建多层次、相互嵌套的盟伴体系。同时，美国也试图在管控战略竞争、防范大国冲突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拜登政府紧抓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机遇，对俄罗斯展开强力打击，力图在欧亚大陆构建长期制衡俄罗斯的新战略架构。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体现了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之间异常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 “在过去十年，俄罗斯政府选择采取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其目标是推翻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俄罗斯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紧迫且持续的威胁”。拜登政府认为，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存在“战略性误判”，美国需要与盟友充分合作，以确保“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成为一种战略性失败”。拜登政府为乌克兰提供巨大支持，截至2022年10月，美国在这场危机发生后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高达540亿美元。尤其是，美方在乌克兰战场上对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进行毁损。截至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超过17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与法国、德国、波兰等50多个国家一道，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如可对俄军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的海马斯火箭炮。美国和北约国家还组建“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 （Ukraine Defense Contact Group）机制，协调各方对乌军事援助政策，共同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至关重要的情报支持，并帮助乌克兰方面制订有效的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实施强有力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2022年3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下，140余国支持在联合国通过谴责俄罗斯“侵略”的决议（35个国家选择弃权）。美国还在其他联合国机构以及二十国集团等机制中，对俄罗斯进行施压。拜登政府通过“俄罗斯精英、代理人和寡头（REPO）多边工作组”等机制，推进针对俄罗斯的多边制裁，冻结俄罗斯在海外的巨额资产，限制俄罗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活动能力，推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偿。此外，拜登政府还试图借助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强化北约的内聚力，以及欧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库里（Alexander Cooley）、法国蒙田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乔金娜·莱特（Georgina Wright）认为，乌克兰危机重振了“跨大西洋团结”，迅捷、有效的美欧合作带来一个“北约时刻”，很多欧洲国家都决意为维护集体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西方重新回来了”。2022年6月29日，白宫发表北约峰会事实清单称，美国将与北约盟友继续支持乌克兰，推进“北约—乌克兰综合援助计划”，启动更强的威慑和防御计划，加强北约在东侧的防御态势、军备力量和互操作性。该文件还着重提出，北约将大力保持技术优势，构建新的北大西洋国防创新加速器，以确保北约盟国能够获得满足军事需要的尖端技术解决方案。
第二，在俄罗斯实力严重受损的情况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进一步聚焦所谓“中国挑战”，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加大印太和欧洲地区的联动，打造针对中国的盟伴体系。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应对“中国挑战”的相关内容单列，并称其为美国的“全球优先事务”。该报告称，中国是美国面对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most consequential geopolitical challenge），中国也是唯一一个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既是覆盖全球范围的，也是包含经济、技术、安全、国际机制等方面的“全领域竞争”。拜登政府强调，未来10年是美国与中国进行较量的“决定性十年”，美国对华战略的总目标就是“竞而胜之”（out-compete）。这份报告提及“中国”近60次之多，在报告的很多章节都能发现“中国挑战”的影踪。可以说，这是一份以应对“中国挑战”为底色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延续了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的一贯基调，但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报告特别重视科技因素，称中国利用其先进的科技能力维护“威权主义模式”，并铸造全球科技规范。此外，报告还称中国想要的是一种单向开放，即在享受国际经济开放性的同时限制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国内市场，从而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使中国能够施展所谓“经济胁迫”。报告提出，中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快速增强给美国带来挑战，并称中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侵蚀”美国的同盟体系。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拜登政府着力增进欧洲和印太两个区域的联动，力图以更具创新性的方式构建更具行动力的盟伴体系，对中国加大制衡。拜登政府提出，乌克兰危机表明，国际秩序在一个地区的崩溃最终将会让其他地区的秩序陷入危险境地。美国希望欧洲的盟友能够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将推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印太盟友与欧盟、英国展开更深入合作，共同应对与中国的竞争。近年来，欧盟及其不少成员国纷纷制定各自版本的“印太战略”，英国、法国还显著增强了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如英国派遣“伊丽莎白”号航母战斗群赴印太地区参加多个美国主导的军事演训活动、法国军队在孟加拉湾区域与美日印澳四国军队举行多边性演习。北约发布的“2022战略概念”增加了有关中国问题的阐述，诬称中国 “雄心勃勃和胁迫性的政策”对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2022年6月， 日韩等亚太国家的领导人赴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北约峰会。韩国还正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在印太地区，拜登政府不仅持续加强双边同盟关系，还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升格为政府首脑级别，并新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国推动“印太北约化”和 “北约印太化”的趋势越发明显。值得重视的是，美国着眼大国竞争而构建的多边阵营不仅包括政府力量，也注重吸纳企业、媒体、公民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力图形成一种“公共部门—私营部门联盟”（public-private alliances）。
第三，拜登政府大力推进美国军事力量现代化，围绕“一体化威慑”概念加强针对竞争对手的遏压，同时也注重管理战略竞争，防范大国冲突。拜登政府彻底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阿富汗战争，体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进一步从“反恐” 转向大国竞争。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何天睦（Timothy R. Heath）等人认为，美军应加紧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大国军事冲突。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我们将以作战的思维（a campaigning mindset）来运作我们的军事”，建立有韧性的美军部队和防务生态系统，确保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military-technological edge）。2022年10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称，“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广泛和最严峻的挑战，就是中国重塑印太地区及国际体系，以满足其利益及威权偏好的胁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作为”，中国“已将解放军的几乎每一个层面都予以扩展和现代化，专注于抵消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等高官反复强调，中国是美军面临的“步步紧逼的挑战”（pacing challenge）。此外，中国的核力量成为美国方面炒作的热门话题。拜登政府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称，到2030年，美国将在历史上首次面对中国、俄罗斯两个主要核大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状况。这份报告显示美方试图针对中国采取量身定制的核威慑战略。
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大国军事竞争，拜登政府提出和实施“一体化威慑”战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一体化威慑需要我们将尖端科技、作战行动概念和最先进的军事能力相互编织在一起，从而对任何形式、领域和战区的侵略实施无缝隙的阻止”。“一体化威慑”的主要内涵和目标包括：一是跨越多个作战领域构筑针对中国等国的军事优势，如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网络空间和电磁频谱，美军还日益重视经济、技术和信息等“非军事”领域的作战行动；二是针对不同的冲突类型进行应对，如所谓“灰色地带”行动；三是加大美国与其盟友的军事协作，强化“互操作性和联合行动能力”，推进共同的态势评估和军事规划，在经济和外交手段方面增强美国和盟友的协同性；四是进一步开发前沿军事科技，部署更加先进的武器系统；五是实施新的作战概念，尽力消除美军各军种隔阂，推进其在多领域协同作战。应看到，“一体化威慑”不仅体现在作战行动，也会影响和改变美军指挥体制、装备研发、采购、训练、人员培训、后勤保障等环节，以打造“切实能战的军事力量”（a combat-credible military）。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在加强针对中国等国的军事威慑的同时，也提出大国之间要建立“护栏”、防止坠底（put a floor），提升危机沟通，建立“相互的透明度” （mutual transparency），实现“更大的战略稳定”（greater strategic stability），防范大国军事冲突并降低发生核战争的风险。
原文：《美国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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