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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兼具巨大发展价值与跨境安全风险，已从单纯科技议题升级为影响中美关系的综合性议题。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提出继续开展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两国经贸团队也就相关问题展开沟通。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特约专家王勇教授在接受中评社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对话有望成为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支点。他认为，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从敏感度较低、双方较容易形成共识的领域起步，把敏感领域与非敏感领域分开处理。同时人工智能对话也不能脱离中美经贸关系的整体环境，王勇建议构建由牵头人战略对话、部门工作组和专家技术组组成的三级架构，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治理框架相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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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近日接受中评社采访表示，中美若能在竞争中建立最低限度的人工智能安全护栏，相关对话可能成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支点；但美方若边谈安全、边全面围堵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双方互信将难以形成。
王勇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美关系、中美经济关系、贸易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全球治理等议题。
本次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提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此前，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磋商，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王勇认为，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与其风险和发展价值同时上升有关。深度伪造、网络攻击、生物安全和军事误判等风险日益凸显，而且具有跨境性，任何一方都难以独自应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将深刻影响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国家安全，已经从单一科技问题演变为中美关系中的综合性议题。
王勇注意到，目前中美人工智能对话被纳入经贸磋商机制，说明双方开始统筹考虑技术安全与经贸稳定。在他看来，这种安排具有现实意义。若完全从安全角度处理人工智能问题，容易扩大彼此疑虑，把越来越多正常的技术和经贸活动贴上国家安全标签；在经贸框架下讨论，则更有利于区分竞争、合作与安全之间的边界。
王勇表示，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从敏感度较低、双方较容易形成共识的领域起步，包括研究建立重大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通报机制和应急联系渠道，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误判风险。双方还可逐步讨论深度伪造、网络犯罪、生物安全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被滥用恶用等问题。
王勇认为，中美可以把敏感领域与非敏感领域分开处理。在涉及重大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各方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但在非敏感领域，应为产业、科研和人员交流保留空间。只有形成相对明确的边界，人工智能对话才不会被泛安全化干扰。
谈到美国一面寻求人工智能安全对话、一面继续实施芯片和技术限制，王勇认为，美国当前仍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并把算力、芯片等优势资源视为维护竞争地位的重要工具，因此不会轻易放弃出口管制。但这种“双轨政策”存在内在冲突：安全概念如果不断扩大，最终必然损害中美建立人工智能互信的基础。
王勇表示，美方需要提高政策透明度，更清楚地区分安全防范与正常合作，尤其应避免一边同中方讨论人工智能安全，一边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实施全面围堵和遏制。否则，中方有理由质疑，美方推动安全对话究竟是为了共同管控风险，还是为了限制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
人工智能对话也不能脱离中美经贸关系的整体环境。王勇认为，多轮磋商推动中美经贸互动逐步由危机式应对转向分阶段、机制化管理，但双方仍面对存量关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市场准入、关键矿产和供应链安全等难题，对产业政策和公平竞争的理解也存在明显差异。这些问题难以在一次谈判中解决，也会影响人工智能对话的政治氛围。
对于对话机制建设，王勇建议构建由牵头人战略对话、部门工作组和专家技术组组成的三级架构，吸收产业界、政策制定者和风险治理专家参与。在起步阶段，双方应先厘清安全事件定义、通报门槛、保密规则和处置程序，再逐步探索联合演练、风险评估和专家交流。
王勇还提出，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应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治理框架相互衔接。中美作为人工智能大国，其双边对话不仅服务两国，也可为国际社会管控人工智能风险提供经验。不过，相关对话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走向常态化、机制化仍需克服不少障碍。
王勇最后表示，中美元首此次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使两国关系定位更加具体。尊重意味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发展道路，避免将正常经贸活动政治化；公平要求规则和市场准入不能被选择性使用；对等则应体现权利、义务和开放程度的大体平衡。这一框架与中方长期主张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并行不悖，有望为中美在经贸和人工智能领域拓展合作空间。
原文：中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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