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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两天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和特朗普会谈，坚持要向特朗普说服“中国挑战”并在对华政策上对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特约专家张云撰文分析，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三个国家，中美日关系对于地区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中日关系终究要好起来，但这须要有前提条件，即日本真正从战略角度认识到，同时与中美两个大国保持建设性稳定关系的重要性，认真思考如何在中美日之间，有效发挥沟通桥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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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闭门会谈。9月26日，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后，又与高市通电话，同意在经济和安全等涉华议题上展开密切合作。（法新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历史性互访。
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两天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和特朗普会谈。日本担心中美过度接近，会出现类似于1972年“尼克逊冲击”的“越顶外交”，据报道因此坚持要在中美峰会前举行日美会谈，向特朗普说服“中国挑战”并且在对华政策上对表。
然而，在中美峰会期间，特朗普提及飞虎队并说二战时两国是同盟国。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说，在二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并在国宴致辞中明确提到中美共同抗击过日本军国主义。中美峰会后发布的八点成果共识的第四点称，两国元首忆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
日本的不少分析认为，美国掉入中国对日的历史认知的“陷阱”，而且美日纽约会谈似乎没有起到一致对华的效果。不知是否为了安抚日本，9月26日特朗普与高市再次进行20分钟的电话会谈。去年11月后，中日关系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局面，相比之下，中美元首今年可能会有四次直接会面的机会。
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三个国家，中美日关系对于地区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日本在中美关系中最好的定位应该是做沟通桥，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只有这个定位，中美日关系才会具有建设性，日本也才会有更大的国际作用。
中美乒乓外交始于日本
习近平在白宫欢迎晚宴上致辞中专门提到，50多年前中美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两国无疑是这次乒乓外交的主角，但与此同时，日本也起到相当建设性的作用，可以说扮演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桥梁角色。
1971年3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会长 后藤钾二认为，如果没有中国队参加，世乒赛就会失去世界锦标赛在亚洲举行的意义。尽管面临着当时中日没有邦交，日本政府对华敌视、极右势力恐吓等极端困难情景的挑战，后藤钾二在日本乒协领导层支持下，决心专程去北京邀请中国参赛。2月，中日双方本着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的中日政治关系三原则（即不敌视中国，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不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两国乒协和友协代表签署会议纪要，中国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正因为中日的这次互动，才有后来中美选手在名古屋的友好相遇，一年后尼克逊总统访华，同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值得指出的是，今年正好也是乒乓外交55周年，半个世纪前乒乓外交的生动实践足以证明，日本在中美日关系中最好的角色，是做建设性和稳定性的桥梁。
东京审判确定历史问题基本边界
每次中美元首峰会对于历史问题的表态，都会牵动日本的神经。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到访夏威夷参观珍珠港事件的纪念馆；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是在晚宴上提及中美是二战时候的同盟国家。尽管近年来，日本通过让美国领导人访问广岛和长崎，日本领导人到访珍珠港的方式，展示日美历史问题上的“和解”，中美互动中的历史议题，始终让日本感到不安。
究其根源，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基于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然而这个在冷战时代召开的和平会议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战后的和平会议本应是战争各方就战争原因和性质认定，结束战争的战后处理和实现稳定的关系框架，作出公正、全面的决定。《旧金山和约》完全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责任认定，这导致日本自身对于战争责任问题没有深刻反思。而且，主要对日作战或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最深的国家都没有参加，中国没有被邀请，朝鲜南北方也没有参与，苏联拒绝签字。
中美和其他盟国在历史问题上真正的共识，就是1946年开庭的“东京审判”，今年正好是80周年。1946年1月，由美、英、中、苏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成立，5月开庭，1948年宣判。东京审判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和惩罚，明确战争责任，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正义清算，具有国际法效力，也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一。
由于冷战以及《旧金山和约》在历史问题上的暧昧性，日本右翼对于东京审判一直不满。一方面由于这是美国主导的国际审判，不能公开反对，另一方面认为这是在道义上束缚日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辩论时候曾说，“这是根据胜利者的判断来定罪的”；另一方面，2007年第一届安倍内阁在答辩书中，则明确“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没有异议”。
这种自相矛盾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78年，靖国神社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合祀，靖国神社的宫司松平永芳在就任之前就公开宣称，完全怪罪日本的东京审判史观不被否定，日本的精神复兴就不可能。否定东京审判的历史观尽管在1970年代末引发关注，但1970年代初期，靖国神社已经完成对于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的合祀，源头都是《旧金山和约》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模糊化。
实际上，区分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罪犯和日本民众，是包括中美在内的盟国的共识。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写道：“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公告就是要清除军国主义，惩罚战争罪犯。历史问题不仅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或中日关系问题，也是中美日关系中的战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2013年底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美国驻日使馆发声明表示“失望”的原因。外国使馆对驻在国政府首脑发出失望声明，可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
中日关系可以走在中美关系前面
当前中日关系空前严峻，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中日关系曾经一度走在中美关系的前面。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果断处理台湾问题并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中美建交是1979年，比中日恢复邦交晚了近七年。1978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进一步从法律上确定中日世代友好的基调。
1979年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访美归国途中邓小平访问日本，向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通报访美情况，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与现在日本在中美峰会后，日本领导人急切和美国总统通话了解情况相比，相去甚远。
2008年，福田康夫首相执政时期提出“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共鸣”的概念。同年5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第四个政治文件，决心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6月，中日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一是要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二是在不损害各自法律立场的情况下，在东海选择一个区块进行共同开发。胡锦涛在7月再次赴日，参加在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2019年大阪举行的二十国峰会期间，中日原则上达成中方领导人对日本国事访问的高层共识，而当时安倍晋三首相同时与中美两国都保持较好关系。2024年11月，习近平与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利马会晤，双方同意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从战略互惠到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定位，和现在中美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都有很高重合度，而且提出时间更早。
中日关系终究要好起来，但这 须要有前提条件，即日本真正从战略角度认识到，同时与中美两个大国保持建设性稳定关系的重要性。与其持续担忧中美之间再次出现“ 尼克逊冲击”，不如认真思考如何在中美日之间，有效发挥沟通桥梁的作用。
原文：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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