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进入到“百年未有大变局”的背景下，在主权国家仍然是而且还将长期是世界舞台上最重要角色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追求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极具必要性和正当性的，这也提醒我们去深入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本质性特征。
1.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本质性特征
近年来，我们国家高层多次强调要努力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可见，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小事，可能也不只是学术界自身的事情。客观来讲，哲学社会科学确实具有两面性：一是科学性，二是政治性。科学性指的是按照学术规范和学术规律来发展并评价它的优劣短长；政治性包括时代性、民族性、语言载体、文化继承、意识形态功能等元素。那么，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显然就需要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不可偏废。既不以科学性否定实践中客观存在的政治性，也不以政治性抹杀科学性。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要立足于现代中国曲折而生动的实践，又要和中国历史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并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发展指出了方向，那就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
中国的实践一般被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它强调两个“结合”：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二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的前提性规定，而这一提炼有一个从自在自为到自觉的过程。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哲学体系以及理论体系，大部分都是自近代以来从国外尤其是西方引进的，是中国曾处在贫穷落后、学术和思想不发达情况下一种迫不得已的境遇。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当前已经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那就是要为中国的“做法”构建一套既能自圆其说、又与普遍的知识系统相容的“说法”。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
2022年底，“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之下的一个新设立的一级学科。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策领域都在热烈讨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之际，我们首先需要从根本上认识到，区域国别学内在地同样需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首要的问题意识就是不再单纯以西方为方法考察自身与他者。
2.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使命与理论任务
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中国历史与优秀文化传统的。
区域国别学的定位是与研究境外或国外有关的学科与学问，这一学科天然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从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的角度研究和分析这一关系。研究外国，可以是纯粹的学术兴趣，但作为中国人，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中国自身，进而理解和表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当代中国学者来说，尤其需要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深度思考中国与全球化、中国与新的世界秩序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成长给世界体系带来的新变化。还需要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框架内，思考和探究如何构建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问题。
以世界的或全球的眼光来思考中国，涉及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那就是既认清世界形势，又“讲好中国故事”。区域国别学以研究外国为己任，但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从国外已有的经验来看，区域研究同时肩负着沟通内外和传播自己声音的使命。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就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理论的重要前提，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新政治——经济学”，它不同于西方的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旧政治——经济学，尤其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根本不同。
即便是从旧的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来看，对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的解释路径也是多样化的。英国学者约翰·格雷曾指出，自由资本主义不是普世的，而是一种特殊现象，最终他趋向了多元现代性的观点：“经济现代化并没有在全世界复制出美国自由市场体制而是与自由市场背道而驰。其孵化出本土型的资本主义中可以归功于西方模式的东西很少。东亚市场经济之间有深刻的差异，它们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的不同类型。但所有这些新型的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并不与任何西方模式趋同。”[2]
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内表现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以精准扶贫为方式，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对外表现为坚持开放，支持全球化，并团结一切自近代以来被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和剥削的国家与人民，追求建立以公平和正义为基本原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尤其关注全球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共同的苦难历史经历使中国更容易理解和平等地看待亚非拉地区的“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取向既反映了当代中国关于良善世界秩序的主张，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理论灵魂和关注重心，否则，新兴的区域国别学和西方已有的区域研究能有什么不同呢？
随着中国的成长和世界迎来“百年未有大变局”，国家间的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这是由中国的体量及其世界地位决定的。中国日益成为弥平内外的大国，也就是说，很多政策与问题越来越不再有明确的内和外之分。其实，内部的东西往往也是外部的，比如“精准扶贫”其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追求普遍正义的表现，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的所谓经济规律，更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或主张。一国政府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是一个“至大无外”的问题。遗憾的是，学界还没有将基于中国实践的诸多做法和命题作为一个严肃的社会科学问题进行学术化处理，更没有将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式或认识论，而更多是仅仅视之为政治或宣传。当然，这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中国也是一个“被启发”的国家，这在近些年的中美关系中表现尤为突出。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创造了独特的传统和路径。今日之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历史之中国的延续，知古、鉴古可以照亮当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关注和研究外国，但立足点毕竟在中国，因而需要结合中国的历史与优秀文化传统。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下，往复关照自我与他者，首先是将世界“中国化”，进而将中国“世界化”。当前，了解世界还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种理解对中国人来说，离开中国自身的传统，离开以中国为方法，就很难“接地气”，但同时也要注意克服“中国中心主义”带来的遮蔽。
有人曾将西方的传统概括为一个“分”字，不只是劳动分工或分科治学，也有政治上的分权制，或在国家领土的意义上，欧洲分裂为小国林立。而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大一统”。以前，人们更多地是将欧洲视为标准，通过欧洲“分”的视角来分析和看待中国与世界。那么，现在中国能否成为一种标准或方法呢？以中国为方法，至少可以平衡一下一家独大的西方标准，就像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提的“作为方法的中国”那样。[3]沿着上述思路，“大一统”或“天下”[4]能否被作为一种标准来讲述外国历史或世界史？
这不是说要以中国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而是倡导方法或视角的多元化，这或可带来方法论上的自由。笔者曾尝试以某种“大一统”史观讨论奥斯曼帝国史，以抗衡“东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谋。[5]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次级传统表述可以借用，比如“因俗而治”。笔者曾经在讨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所谓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6]时，尝试将其与中国历史上的“因俗而治”进行类比，[7]从而避免像英语学界那样只是进行音译，或不恰切地使用作为现代政治术语的“自治”。用“因俗而治”这样的传统中国历史术语来解释奥斯曼帝国历史，对中国学者来说，是不是更为“接地气”呢？
复旦大学哲学教授丁耘曾指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成，离不开标识性的学术概念。具有解释力、原创性、逻辑性和生命力的学术概念，无不是在本土历史文化过程及政治实践中抽象而出，又能进入学术流通，为外人所用。传统中国形成有别于西方的自成一体的知识体系，一些概念一直使用至今；当代中国丰厚的社会政治实践同样产生诸多影响广泛的概念，其古今中外兼收并蓄，逻辑关系相互支撑，构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8]这种洞见其实指的就是如何以中国为方法来认识和表述世界。
3. 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
在明确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使命与理论任务之后，就存在一个如何做与怎么办的问题。
首先理论教材的建设任务非常紧迫。近年来，一些与区域国别学有关的“教材”迅速面世，但遗憾的是，还没有一部专门论述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教材。其中的原因大概除了时间比较紧之外，更重要的是尚未能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追求纳入视野。为了完成前述的理论构建，需要深入研究传统所谓“轴心文明”的世界观与秩序观，包括儒家文明、古希腊文明、两河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研究这些古典文明体系所产生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它们对不同文明区域内重要国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持久影响。
其次，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需要研究已有的重要的区域国别学学术传统，包括欧洲的东方学（如汉学、突厥学、印度学等），美国的区域研究（经典现代化范式、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及后现代与建构主义范式指导下的区域研究），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国研究、满鲜研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关系），俄国——苏联传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野下的区域国别研究）近代中国的区域与国别认知（建立在译介基础上的世界认知）、中国共产党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从延安时代到改革开放前），以及世界革命、解放与亚非团结视野下的政治认知等。
最后，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呼唤自主的学术评价体系，避免为他人背书，避免被他人的标准所绑架，这就需要一种真诚且理智的自信，需要在突出自身主体性意识的前提下，客观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既然追求“中国特色”，自然需要建立在学术自信基础上的评价标准。在不久前，学术评价一度日益挟洋自重、盲目崇洋，其对学界之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就区域国别学来说，要回到正轨，就需要在坚持学术标准的前提下“破五唯”，鼓励以中国为方法研究世界，以能够有效地回应中国关切为旨归，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评价相关学术成果与创新。再以中东研究为例，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与时代命题，自然会引导我们去研究中东各国伊斯兰文化的独特性和本土化路径。在笔者的建议之下，《中国穆斯林》杂志已经做出了有益尝试。
总之，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国家与时代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应成为广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灵感源泉，这也是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时需要着重汲取的。为此，既要知己，也要知彼。所谓知己，就是要从中国的历史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提炼概念，使之学术化、理论化，因而必须要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深入研究中国的秩序观、天下观与世界观。所谓知彼，就是要研究世界历史上其他文明、其他传统和其他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史、思想史与学科史，以及相关知识生产与某国的国家利益及历史性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立足于脚下这片土地，立足于这片土地上的实践，进行博古通今的研究，中国的新一代学者应可以创造出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工作者的优势和潜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 [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刘继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3] [日本]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5-133页｡
[4]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昝涛：《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历史与叙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92-95页｡
[6]传统上，米勒特制度一般指根据宗教或教派的不同，对奥斯曼帝国境的不同宗教的信众实行某种具有一定自治性质的多元化统治与治理的方式｡
[7]昝涛:《“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载钟焓主编：《新史学》第 1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 189-224页｡
[8]丁耘:《论中国哲学的标识性概念》，网易新闻，2023年1月31日，https://m.163.com/dy/article/HSE3FQ0E0541MRHS.html ，上网时间：202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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