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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回归白宫，台海局势随之迎来高度不确定的新阶段。特朗普政府的“猛打台湾牌”与赖清德当局的“激进台独布局”会产生怎样的叠加震荡效应？这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台海风暴”？
国际关系学院对台战略预置和重点问题创新研究团队负责人、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钟厚涛撰文指出，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将进一步掏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加剧台海地区的“闪爆”风险，加速全球地缘政治重组。但同时，“特朗普2.0时期”对华政策面临也面临内部分歧与现实制约的双重压力，未来民进党当局只有认清历史大势，放弃“倚外谋独”幻想，彻底调整两岸政策，才有可能为台湾地区寻求到广阔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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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特朗普2.0时期在对台政策上将与拜登时期出现较大差异，即由“以台制华”到“锁台遏华”，由打“台湾牌”到构筑“台湾陷阱”，由“意识形态挺台”到“经济榨台”，由两面平衡到双重讹诈，由战略关切到利益交换。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将进一步掏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加剧台海地区的“闪爆”风险，加速全球地缘政治重组。但特朗普2.0时期的对台政策也面临着结构性困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目标与全球“东升西降”的基本态势存在错位；特朗普轻视台湾与特朗普团队鹰派“挺台”之间也有较深分歧。特朗普对台政策的交易性和多变性，将加深民进党当局的战略焦虑，进一步催生岛内的“疑美”氛围；特朗普的贸易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也将恶化台湾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边缘化处境。未来民进党当局只有认清历史大势，放弃“倚外谋独”幻想，彻底调整两岸政策，才有可能为台湾地区寻求到广阔发展空间。
关键词：特朗普；美国对台政策；台海局势；“疑美”氛围；中美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过程中，特朗普多次就台湾问题发表言论。由于特朗普决策模式变化多端且擅长“极限施压”，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2.0时期如何落实“以台制华”战略，是否会进一步助长赖清德当局“倚外谋独”的嚣张气焰。特朗普政府的“猛打台湾牌”与赖清德当局的“激进台独布局”会产生怎样的叠加震荡效应，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台海风暴”，进而导致台海局势由严峻复杂走向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
目前学术界对特朗普1.0时期的对台政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比如，汪曙申认为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加快与台湾构建所谓“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直接冲击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和“双轨策略”等。郭拥军认为，特朗普时期对台政策在躁进与谨慎的区间运行，出现极端恶性事件和淡化台湾议题的两极化可能性同时存在。吴迪提出，特朗普1.0时期美国对台政策主要受到对华战略调整、意识形态、国会“亲台”势力、特朗普个人及团队等多重因素影响。
整体来看，特朗普2.0时期在涉台政策上将体现出对1.0政策取向的选择性延续和对拜登任期政策的扬弃，呈现“变与不变”共存的状态。大国博弈在各个领域持续深化、异常激烈，美国“以台制华”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由于特朗普思维的不可预测性和政策的不连续性，美国打“台湾牌”的策略、手法、力度和频次等将发生一定变化，台海地区黑天鹅现象与灰犀牛现象可能交织呈现。本文在全面回顾特朗普1.0时期美台关系脉络和深度解析特朗普“台湾观”和“台湾圈”的基础上，探讨特朗普2.0时期美国打“台湾牌”的主要动向、影响与结构性制约。
二、特朗普2.0时期对台政策的主要走向
近年来，美国政府确立了“强化战略竞争”的对华政策基调，将中国定位为“唯一有潜力全方位挑战国际秩序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从贸易制裁、科技封锁、意识形态围堵等多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与全体系的打压。在妥善应对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的良好态势。遭遇战略挫折后，美国对华遏制可能将进入躁进期，以更加疯狂的方式、“强美争霸遏华挺台”策略，为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一）从打“台湾牌”到构筑“台湾陷阱”
对于美国而言，对华打“台湾牌”成本小但收益大。台湾问题成为美国妄图撩刺、激怒、消耗和压倒中国大陆的关键筹码。未来，美国将构筑“台湾陷阱”，对华实施战略阻断，利用台湾问题消耗中国大陆的各项资源，妄图迫使中国大陆因为台湾问题陷入战略透支困境，妄图迟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一是由“促和”到“拱火”。特朗普第一任期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宣称要“把美国国家实力的全部要素（政治、经济和军事）结合起来以在竞争中取胜”。为了达到“竞赢”中国的目的，美国竭力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中国。美国评估认为：就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而言，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并不完全符合其战略利益。部分反华势力妄图推动两岸“似战未战”“似冲突未冲突”“处于战争的边缘”，进而推动两岸“永久分离”，以此为美国霸权提供更大空间。在特朗普胜选后，特朗普倚重的重要幕僚马斯克要求为SpaceX提供零部件的台商搬出台湾以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其核心意图是要制造所谓“台海战争危机论”。未来美国政府将通过情景推演等多种方式来渲染战争的紧迫性，不断在台海地区煽风点火。
二是由“防统”到“阻统”。台湾处于美国精心构筑“第一岛链”的中枢位置，对于美国维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具有重要作用。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出的“印太战略”中，把台湾塑造为遏华“桥头堡”和关键支点。在中美综合国力相差较大时，美国为抢占道德制高点，明确表示不反对两岸迈向统一。例如，2014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明确表示“美方没有围堵或损害中国统一的意图”。但随着中美实力的此长彼消，美国对于两岸统一的防范意识显著提升，频频炒作两岸统一时间表，企图为进一步介入台海局势制造借口和幌子，竭力阻挠两岸统一进程。
三是由“疑独”到“纵独”。1998年6月，美国总统里根在访华时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2003年10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公开批评陈水扁为“麻烦制造者”。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内所谓“台独金孙”，是“升级版李登辉”“加强版陈水扁”和“暴力版蔡英文”，上台之后全面加速“台独”布局。美国为强化台湾的棋子作用，默许、纵容甚至支持赖清德的“柔性台独”行径，如“文化台独”“教育台独”和“社会台独”等，这也将进一步助长赖清德当局“倚外谋独”的嚣张气焰。
（二）由对台军售到对陆强化不对称威慑
1982年美国政府在中美《八一七公报》中明确承诺，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此后美国食言，不断增加对台军售，出售范围也逐渐由防御性武器向进攻性武器转变。特朗普2.0时期很可能继续加码，更加快速和按需增强对台军售。
一是制造台海紧张迫台军购。特朗普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理念，谋求以压倒性的实力优势来落实军事威慑。特朗普被外界称为“全力以赴‘武装’台湾”的美国总统，其第一任内对台军售总额高达183.3亿美元，远超此后拜登时期80.08亿美元的规模。其中，特朗普第一任期2019年8月批准的关于售卖66架F-16V战机、总额为80亿美元的订单，成为美国对台军售史上单笔金额最大的军售案。特朗普2.0时期很可能以武压台，进一步渲染台海紧张局势，迫使台湾当局扩大对美军购。
二是助台构建不对称战略。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台军售11次，拜登时期8次，两个时期都有随提随审、逐案审批、化整为零、小步快跑等军售特点。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一方面会协助台湾构建不对称作战理念，向台湾提供短小精悍、具备精确制导性能的中小型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向台湾出售虽不实用却能让美国获利更多的传统大型武器，妄图对中国大陆构成延伸“威慑”和不确定性“威慑”。台湾当局积极迎合这种意图。据《金融时报》披露，目前台湾当局正在谋划发起4800多亿新台币的对美军购案，其中包括60架F-35战斗机。
三是引台融入美“印太”战略。特朗普第一任期在传统的亚太战略基础上提出“印太”战略，鼓吹台湾在其中所谓关键支点价值。特朗普第一任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在《外交事务》上刊文，建议特朗普对台湾作出更明确的承诺，向台湾扩大军事援助并邀请其参加“红旗军演”和“环太平洋军演”等。
（三）由“意识形态挺台”到“经济榨台”
近年来美国深陷政治极化危机，“国会山骚乱”等事件让美国选民和国际社会对所谓“美式民主”进一步祛魅。拜登政府为挽回美国形象，连续3年举行“全球民主峰会”，企图借此恢复美国“民主灯塔”形象，淡化特朗普反建制路线对美国“民主”形象的破坏。随着拜登卸任，美国民主价值观纽带面临断裂风险，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湾是民主价值链重要一环”的图谋也将随之破产。
一是由经济伙伴到“芯片小偷论”。拜登政府颇为重视与台湾当局的经贸关系，2022年6月启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2023年6月签署首批协议，2024年12月正式生效，主要内容包括贸易便捷化，简化一般性通关与进出口贸易流程等。特朗普与拜登的对台认知存在较大分歧，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彭博商业周刊》专访时公开表示：“台湾确实抢走了美国大概百分之百的芯片生意，我认为台湾应该付给美国保护费。美国跟保险公司没两样，但台湾什么都没给美国”。
二是由“无偿军援”到收“保护费”。拜登政府在“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中提出：“自2023年起，在未来5年内美国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1978年12月以来美国首次提出对台“军援”举措。2024年4月，拜登政府签署多项支出法案，其中包括向台湾地区提供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依据特朗普“绝不吃亏”的决策性格，其第二任期对台无偿“军援”可能性较小，甚至会加大力度向台湾收“保护费”。
三是由“挺台撑台”到“锁台榨台”。特朗普在评估美国与盟伴关系时，主要基于两大标准，即是否从美国赚取贸易顺差，防务预算是否达标。台湾处于特朗普清单上的“红色危险区”而非“绿色安全区”。近年来，台湾地区对美贸易顺差急剧上升，2018年为120亿美元，2019年上升至193亿美元，2022年则猛增至510亿美元。这在特朗普眼中无疑是台湾在“占美国便宜”和“搭美国便车”。此外，虽然台湾地区2025年防务预算高达6470亿新台币，较2024年猛增7.7%，但没有达到特朗普预期。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极有可能以此为由加大对台勒索。
三、特朗普2.0时期对台政策的主要影响
2024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实现了全面胜利，既赢得了普选票和选举人票，其所在的共和党也同步掌控了国会参众两院，加之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占有明显优势（现任9名大法官中有6名保守派）。特朗普首度完全执政，有效控制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民主党很难对其掣肘。特朗普大权在握，极有可能以全政府方式调动联邦各政府机构对华实施对抗性遏制，利用台湾问题来围堵中国大陆。未来的美台关系有可能出现拐点性甚至是不可逆性变化，给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系统性风险。
（一）全球地缘政治重组与台海地区风险上升
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特朗普重返执政，给全球秩序投下新的变数。
一是特朗普重返执政与世界秩序重塑。与特朗普2017年首次入主白宫相比，2025年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韩国总统被弹劾，叙利亚政权“变天”，德国政府未通过信任投票，欧洲、中东和非洲陷入持久战争，全球和地区秩序正在经历新一轮变局。曾在冷战期间流行的东西南北概念，如今再度风靡，显示国际政治正在迈向“再阵营化”。这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秩序失控或爆发冲突的风险。
二是特朗普极限施压与临界点的逼近。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已经从战略竞争逐渐转向“敌对性对抗”。美国民意和社会基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降至1979年以来的新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差异，只是策略技巧和方式方法的不同，拜登被称为“有掩饰的特朗普主义”。在对华遏制方面，民主党是手术式精准打击，特朗普则是用棒子乱打一气。特朗普的副手万斯宣称，推动俄乌冲突的快速解决，主要是让美国聚焦到中国这一所谓“核心威胁”。对华极端鹰派的国务卿人选卢比奥和国安顾问人选沃尔兹均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遏制，预示着特朗普2.0时期打“台湾牌”的力度势必进一步加强。
三是联动处理涉台议题。特朗普2.0时期前半程将重点聚焦美国国内议题，在涉台议题上相对克制；但随着美国对中国无法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特朗普有可能将台湾议题与贸易议题等联动处理。美国政府持续挑动台湾问题，台海地区已被部分媒体炒作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
（二）美国对台政策反建制化与“一个中国”政策被掏空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台政策涉及面广、颠覆性强，未来特朗普若继续加码，将进一步侵蚀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和战略互信，产生广泛的外溢效应。
一是美国“深层政府”失灵。特朗普2.0时期在人事任命上标准更加清晰，以“政治忠诚度”作为最重要依据。这也导致此前对台湾问题重要性和敏感性相对了解的建制派人物有可能被排除在决策圈外。另外，马斯克专门成立政府效率部，企图削弱美国“深层政府”，也将为美国涉台政策走向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是称呼台湾为所谓“国家”。1982年美国里根政府在与中国达成《八一七公报》后，故意玩弄所谓平衡策略，向台湾当局口头抛出所谓“对台六项保证”。特朗普第一任期首次向外界公开披露“对台六项保证”具体内容，其中包括“美国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主张”。此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愈演愈烈，在官方文件和涉台法案中频频将台湾称为所谓“国家”，特朗普在与蔡英文通话时也公开称呼蔡英文为所谓“台湾总统”。2021年1月9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卸任前11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取消此前国务院关于对台交往的限制，妄称“政府各部门应将此前国务院发布的各种禁令视为失效”。特朗普2.0时期或将故技重施，以所谓“国家”来定位台湾地区，并加强与台湾所有层级人员的互动。
三是重新炒作联合国2758号决议。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明确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代表，不存在所谓“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特朗普重返执政后美国很可能在涉台问题上加大认知战操弄，重新炒作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谬称联合国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并未涉及台湾问题，因而台湾有权加入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
（三）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再模糊化
1954年美国曾与台湾当局签署所谓“共同防御条约”，1978年美台“废约”后，美国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策略，意在为美国预留最大的弹性决策空间。拜登时期，美国对台政策出现过战略清晰化态势，但特朗普2.0时期有可能出现回调。
一是由明确协防到回避表态。2021年1月，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卸任前提前解密了2018年版的“美国印太地区战略框架”文件，声称美国将会保护第一岛链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台湾在内”，“协助台湾发展非对称防御战略和能力，以确保其自身安全，避免遭受‘胁迫’”。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台政策呈现进一步的战略清晰化态势，拜登本人多次明确表态“若两岸发生冲突美国会‘协防台湾’”。但特朗普自诩“和平总统”，其最引以为豪的是在他第一任期并没有发动过战争，他直接派军介入台海冲突的意愿较低。《时代周刊》等媒体多次追问特朗普是否会“协防台湾”，特朗普每次都“顾左右而言他”，拒绝正面回答。特朗普声称：“这个问题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了”“现在不想透露自己的底牌”“站在总统的位置上不可能说出心中所想，因为一旦说出，谈判时将处于不利位置”。
二是由武力介入到提高关税。目前两岸实力发生了变化，中国大陆对台湾形成多方位优势。岛内分裂势力深知，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根本不可能达到“台独”图谋，转而“倚美谋独”，幻想着台海地区若发生冲突美国将会派兵介入，或至少为台湾提供军事武器装备和情报支撑。特朗普的表现让岛内分裂势力错愕。2024年10月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声称：“若是中国大陆武力‘侵犯’台湾，美国将向中国大陆征收150%到200%的关税”。
三是从利益捞取到风险规避。长期以来，美国将台湾视为与中国大陆竞争博弈时的谈判筹码。近年来，随着台海局势日趋严峻复杂，为避免被岛内分裂势力拖入战争泥潭，美国战略学界有人反思台湾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战略资产”，而是美国的战略包袱和战略负债。特朗普认为挑动两岸适度冲突有助于维护美国利益，但若是美国介入台海冲突，则会得不偿失，甚至陷入与核大国对撞的战争泥潭。
四、特朗普2.0时期对台政策的结构性困局
特朗普2.0时期在对台政策上将呈现较强的激进性和不确定性，面临着一定的战略两难和内在约束机制。
（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目标与全球“东升西降”的基本态势
特朗普高举“让美国再次伟大”大旗并得到数以亿计追随者的支持，显然是因为特朗普及其追随者认为“美国已经不再伟大”，“因而需要恢复昔日荣光”。目前世界的主流态势是“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特朗普的很多举措势必会引发地区性和全球性冲击，其对台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一是全球权力格局的重心转移。全球正在加速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此背景下，中美对全球影响力的竞争已经超越短期政策调整的范围，逐渐演变为深层次的战略博弈。特朗普直言，中美联手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这显示，未来美国将依然在中美关系大的架构下处理台湾问题，不可能将台湾问题从中美关系中剥离出来；美国对台政策既会受到全球地缘政治的牵制，更会服从和服务于对华政策。
二是中美战略博弈进一步加剧。美国对中国博弈的本质是“名为竞争实为打压”，竭力通过各种方式遏制中国发展。面对新一轮“特朗普冲击”，中国在应对美国对华竞争和打压方面的心理准备和政策储备远远超过2018年，具备了更强的战略韧性和更大的战略自主性。这会对美国“以台制华”构成平抑效应。
三是美对华认知出现战略迷雾。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和美国利益最大化，对于中国的战略认知出现偏差。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认知偏离客观实际。若无法形成正确的战略认知，反而展开战略豪赌，美国对台政策有可能往更加激进的方向转变。
（二）特朗普的轻视台湾与特朗普团队的鹰派“挺台”
相较于第一任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倾向于在美国政治圈主流之外挑选内阁成员。这意味着特朗普与其团队成员需要磨合，也意味着美国未来对台政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一是特朗普对台策略边缘化。在国内政治极化与国际秩序动荡的双重挑战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将担负起前所未有的艰巨使命。特朗普政策议程展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降低对次要区域的资源分配。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认为台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笔尖”。这种独特的“台湾观”，显示了特朗普对于台湾的轻视，也意味着台湾问题没有被摆上特朗普的议事日程。2024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利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强调，“台独”分裂行径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明确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直接点名赖清德，释放了强烈的警示信号，有助于引导特朗普进一步认清“赖式台独”的危险性和危害性。
二是特朗普本人具有不可预测性。特朗普十分自信，行事反复无常、难以捉摸，经常玩弄两面手法，不按常理出牌，其最大的可预测性就是不可预测。特朗普上任给美国对台政策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民进党当局有可能逆势而行，对美自我筹码化，展开一场政治豪赌，加速“倚外谋独”布局，试图引导甚至掌控与美关系的进程。蔡英文曾称，台湾不是“棋手”而是“棋子”。这显示民进党当局不甘于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从属和附庸位置，而要在整盘棋局中扮演控局者角色。
三是特朗普团队“鸽鹰并存”。特朗普团队并非“同质集团”，其中既包括相对务实的马斯克，也包括一大批强硬的对华鹰派，甚至被外界称为“群鹰荟萃”。例如，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卢比奥就是美国政坛臭名昭著的“反华急先锋”。这种“鹰鸽共存”的安排和“对手团队”（team of rivals）的组建，必然会增加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内部分歧的协调难度。
（三）特朗普政府弱盟轻伴策略与台湾的全球孤立困境
拜登执政时期偏爱多边主义，在原有的轴辐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基础上精心构筑了“多边栅格战略架构”（multilateral lattice-like strategic architecture）联盟体系，主要包括三边（AUKUS）、四边（QUAD）、五边（五眼联盟）等多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结构体系，并在其中强行塞入台海议题。特朗普奉行战略收缩，注重从多边主义盟友政策转回“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体现了强烈的美国本位特征，试图塑造一个对美国更加有利的联盟结构，引导盟友在共同防御体系中支出更多费用。
一是“拉盟挺台”后继乏力。拜登时期聚焦拉帮结派，注重利用盟友体系集体遏华“挺台”，甚至企图将台湾问题强行塞入各种军事安全同盟。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对盟友的态度较为冷漠，公开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为“加拿大州长”，暗示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这引发了加拿大各界高度不满。特朗普还倾向于玩弄“退群外交”，试图重新定义美国的国际责任，扬言如果美国盟友的防务支出“不达标”，美国绝对有可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势必会导致美国盟友出现与美国“离心离德”“面和心不和”的态势，一定程度上倾向于选择“两边下注”而非完全倒向美国。
二是“价值观挺台”将会弱化。相较于拜登政府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联盟，特朗普的外交思路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强调美国利益至上，更具“权衡”与“交易”色彩，在外交政策中注重实际利益的交换与获取，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和交易。这意味着特朗普不愿意拘泥于意识形态，在“价值观挺台”议题上力度会有所弱化。
三是所谓“助台固邦”动能不足。为协助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制造所谓“台湾是独立政治实体”的假象，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执政时期都高度重视帮助台湾所谓“固邦”，不但专门出台所谓“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简称“台北法”），而且直接威胁恐吓台湾相关“友邦”。2018年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时，美国国务院罕见表态称，对萨尔瓦多“断交”决定深感失望，美国参议员则声称将设法限制美国对萨援助，以警示台湾其他“友邦”，从而降低台湾遭遇“断交潮”的风险。即便美国高调“挺台”，2016年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台湾当局已经接连失去10个所谓“友邦”。这显示美国所谓“助台固邦”面临有心无力的困境，更以铁的事实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基本准则。
五、特朗普2.0时期民进党当局的战略焦虑
与“外造台独”困境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党纲中明确强调美台之间的关系“将继续以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为基础，同时我们重申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但在2024年共和党党纲中，却只字未提台湾，这让民进党当局如遭当头棒喝，预示着“倚美谋独”之梦终将破灭。
（一）特朗普的交易性格与岛内疑美氛围高涨
特朗普著有《交易的艺术》，奉行赤裸裸的交易主义，所有问题思考的出发点皆以利益为中心。对于作为筹码和棋子的台湾而言，“工具化”和“筹码化”色彩明显。美台正陷入新一轮的战略互疑，即美国担忧被台湾牵连，而台湾则担忧被美国抛弃。
一是特朗普存在非干预主义倾向。特朗普提名彼得·赫格塞斯（Peter Hegseth）和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分别担任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二人均来自国民警卫队而非传统的海军，均反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特朗普对传统干涉主义的反思，试图重新定义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军事角色。2024年12月叙利亚冲突发生后，特朗普在第一时间表示：叙利亚一片混乱，美国不应该参与其中，这不是美国的战斗，不要介入。在台海地区，特朗普也倾向于避免直接武装介入。
二是特朗普存在交易主义思维方式。美国舆论界和决策层一直有人认为应该以台湾问题作为筹码和中国大陆进行一场“大交易”。2011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刊发社论，题目为“为了拯救我们的经济，抛弃台湾”。11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收到其助手沙利文（在拜登政府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发来的邮件，认为美国可以台湾问题为筹码来“抵消”中国大陆持有的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希拉里对此表示：“我看了，这个想法很聪明。我们可以讨论看看。”岛内舆论高度担心连希拉里这样高度“挺台”的美国政治人物都认为台湾是可以被交易的，对于本来就奉行交易主义的特朗普而言，台湾被交易更是变得“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
三是台湾对美不信任感上升。特朗普当选后，台湾各界忧心忡忡，担忧台湾会被美国“交易”，由“棋子”变为“弃子”。2024年11月19日，“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显示，对于“是否乐见特朗普胜选”，44%的受访者表示不乐见，仅有31%的人表示乐见；对于“特朗普是否会派兵‘协防’台湾”，57%不相信，仅有30%相信；对于特朗普收取“保护费”，51%表示不同意，仅有39%同意。台湾当局也高度惶恐，为防范危机，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透露台湾发起成立“台美合作交流专案小组”。2024年12月，民进党当局又指派台湾“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林飞帆和徐斯俭赴美窜访，加大对特朗普团队的公关。
（二）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策略与台湾外向型经济体的困局
特朗普2.0时期以“降低风险”和“增强经济安全”等为名，启动供应链“近岸外包”“离岸外包”和“友岸外包”，进一步推行逆全球化，加剧全球经济的硬脱钩。这种过度的经济民族主义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台湾将深受其害。
一是特朗普政府重启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扬言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未来美国有可能通过边缘化WTO来破坏全球和地区经济秩序。同时，特朗普还承诺要废除拜登政府时期精心构筑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未来美国对台政策将呈现对台安全强化和经济弱化的两极化态势，在“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宣示等层面，会进一步发出“挺台”信号；但在涉及关税、科技等实质领域，则很可能毫不留情地加大对台湾的“勒索”和“敲诈”。
二是特朗普政府经济胁迫台湾当局。特朗普公开指责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未来特朗普很可能提升控台尺度，拉高对台索价，对台进行经济胁迫，要求台积电变为“美积电”，将高端芯片制造转移到美国本土。美台之间的经济产业合作也将逐渐转变为美国对台经贸施压，美台之间传统的经济与安全双轨驱动的模式将逐渐走向美国对台湾地区进行安全强化和经济压榨的分离趋势。面对美国的“压台就美”，台湾既无议价空间，更无战略自主，只能任由美国宰割勒索。
三是出现经济逆全球化与台湾边缘化趋势。特朗普再度执政，有可能导致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阶段性困境。而台湾是外向型经济体，需要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约26%的台湾出口贸易额来自《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约60%的台湾出口贸易额来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特朗普催生的逆全球化趋势下，台湾融入相关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难度大幅上升，台湾在区域经济整合进程中也面临逐步边缘化的趋势。
（三）美国“挺台”法案的政策宣示与难以落实
美国长期奉行假想敌策略，布热津斯基在《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一书中指出，即使战后普遍认为20世纪是“美国世纪”时，这种不安情绪也没有消除。在此情势下，特朗普2.0时期将进一步凸显中国作为美国“假想敌”的色彩，进而强化“以台制华”战略，不断炮制涉台立法。
一是美国涉台立法密集化。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数量和立法活动频率都达到了当时的历史之最，其中第115届国会（2017—2019年）炮制涉台法案12项，第116届国会（2019—2021年）炮制涉台法案30项。特朗普2.0时期，由共和党掌控的美国参众两院将可能制造“滚雪球”效应，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加速推进涉台法案，妄图给台海局势埋下隐患。
二是国会与行政部门共谋。除特定的涉台立法，美国国会还会通过“裹挟式”即“大法套小法”的模式，在每年的拨款法案中塞进涉台条款或涉台法案。例如在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就提及台湾67次，做足“挺台”姿态。根据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理论上来讲应该分庭抗礼、相互对抗。但在“挺台遏华”成为“政治正确”的舆论氛围下，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对于美国国会炒作的涉台立法行径未予约束，并顺势利用，加大己方筹码。
三是涉台立法落实大打折扣。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已经提案281部涉台立法，其中绝大部分在国会讨论阶段就不了了之，未能正式成法。即使有些法案如“台湾保证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经由总统签署成法，但多是保留巨大“模糊空间”，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避免被岛内分裂势力绑架和利用。美国国会以法助“独”向民进党当局发出错误信号，刺激岛内分裂势力铤而走险，助长民进党当局“倚外谋独”的狂妄幻想，但美国炮制涉台法案又不落实的做法，迟早会让民进党当局幻想破灭。
六、结语
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延续前两次竞选打“中国牌”的策略，发表大量涉华言论，主要谈及经贸政策、能源发展、制造业回流、国家安全、公共卫生、台湾问题等议题，有关政策表述延续性、自利性、煽动性较强。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在对台政策上将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且带有冒险色彩，极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冲击。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明确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总体基调依旧是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保守“鹰派”观点或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风向标。面对涉台消极因素的叠加震荡以及台海局势的新变化与新挑战，中国大陆要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强化危机管控和战略稳定，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决挫败外部势力的介入和岛内“台独”势力的挑衅，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动两岸关系逐步由和平发展迈向和平统一。（注释略）
原文：《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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