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i导读
7月3日，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在清华大学拉开帷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特邀专家于洪君在大会上以《多边协调机制的由来与当代中国的多边外交》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于洪君系统梳理了国际多边协调机制的历史脉络：从欧洲早期的区域性机制到全球性组织的诞生，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体系的更迭到冷战后多边平台的蓬勃发展，清晰呈现了不同阶段大国协调的特点与局限。同时，于洪君重点阐述了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历程，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逐步深度参与联合国系统及各类国际组织活动，从维和行动到全球治理，从创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等机制到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国始终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为推动多边协调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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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协调机制的由来与当代中国的多边外交
人类社会是个既对立又统一的集合体。从离群索居、各自为生、相互加害，到协商对话、寻求合作、共谋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大国协商、协调与协作为前提条件，由多边协定和条约、组织与机制共同构成的国际体系，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第一，从威斯特伐利亚到凡尔赛：国际社会初创多边外交与利益协调的历史经验
我们以多民族聚居的欧洲为例。该地区因民族众多、利益多元、文化多样、诉求多维，历史上战乱频发，苦不堪言。1646年，欧洲主要国家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和三个相互联系的条约，开启了以会议方式解决争端的先河，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该体系在一定时间内，为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安全政策协调，提供了重要保障。后来，因各方力量对比持续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反复重组，欧洲的总体安全与协调发展逐渐被打破，以备战和参战为目标的小多边活动与集团政治重新活跃，该体系的作用日渐式微。
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欧洲国家通过维也纳会议，重启大国协调，构建了以大国均势为特点的“维也纳体系”，欧洲出现了所谓的百年和平。19世纪末，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凸显，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国际斗争愈演愈烈，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集团悄然生成，“维也纳体系”名存实亡。
这时，人类社会渴望共同发展、希望协调利益的朴素意愿也在增长。1816年，世界上第一个有关河运管理的多边组织，即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在欧洲诞生。1863年，世界上第一个中立的非政府的人道主义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宣告成立。后来又有了国际电报联盟、万国邮政联盟、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等等。1889年，“促进国际仲裁各国议会会议”，即后来的各国议会联盟应运而生。世界上最早的区域性多边机制美洲国家组织，也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为了防止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列强之间可能发生的军事对抗，俄英法美日等世界大国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起召开过两次世界和平会议，参会国初为26国，第二次增加到40多国。但是，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世界和平会议机制无法制止战争势力的增长。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维也纳体系”的终结。
一战后，以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成果为依据而形成的“凡尔赛体系”，确立了西方列强利益均沾、势力均衡的新秩序，世界上有了第一个全球性的政府间合作组织—国际联盟。对这个设有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委任统治委员会、裁军委员会等诸多协调机构的多边机制，国际社会一度满怀期望。
第二、从凡尔赛到雅尔塔：大国协调机制严重缺失和扭曲的惨痛教训
一战后，美国已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但被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严重裹挟。由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并反对美国加入国联，“国联”框架下的大国协调机制胎死腹中来。后来，日德意三大国开始对外扩张，退出“国联”。苏联因与芬兰发生战争，被开除出“国联”。尽管此时大国间的多边活动极为频繁，但未能阻止法西斯“轴心国”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与“国联”彻底瘫痪，美国一度坐山观虎斗。今天，我们回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绝不能忽视当年大国协调机制缺失和扭曲的深刻教训。
不过，应当指出，即便在当时大国协调缺失扭曲、战争威胁日益迫切的情况下，仍有不少非政府的、半政府的和行业性的多边组织与机构逆势而生。如今广为人知的国际法院、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电力大会、国际刑警组织等，都是那个时期成立的。这说明，无论国际形势多么严峻，人类社会渴望协调、协商与协作的良知始终未泯。更可贵的是，二战后期，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秉承历史正义，开始紧锣密鼓地谋划建立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945年春夏之交，以美英苏三国签署的《雅尔塔协定》为依据，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核心的联合国组织宣告成立，“雅尔塔体系”正式诞生。虽然这个新体系带有强权政治色彩，但人类社会获得了相对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系统所属或与联合国密切合作的多边机制，如世界银行集团、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宣告成立。进入60年代后，联合国又建立了粮食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工业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同时还搭建了贸易与发展会议、裁军审议委员会、亚太经社理事会等多边平台。
但是，二战后多边外交、大国协调与国际合作蓬勃发展之际，撇开联合国系统的集团政治行为和伪多边主义，也开始大行其道。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1958年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就是突出例证。随之而来的是，战时反法西斯同盟全面破裂，以阵营对抗为特征的东西方冷战拉开帷幕。联合国系统之外，出现大量新的多边平台和机制，如阿拉伯国家联盟、太平洋共同体、欧洲委员会、非洲联盟、七十七国集团、欧洲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等。另外还有许多经济与金融的多边机构，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等。
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反战运动亦风起云涌，各种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多边活动声势浩大。受此影响，1948年为对抗苏联而组建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1950年为组建“欧洲军”而成立的欧洲防务集团，短命夭亡。1955年美国为遏止新中国而拼凑的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也以失败收场。1972年，为消除东西方冷战带来的全球性战争风险，美苏两大国牵头召开赫尔辛基会议，在缓解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大国协调和多边外交有效结合所形成的“赫尔辛基精神”，没有得到充分重视。1976年发达国家组建七国集团，对后来的大国协调，包括联合国内“五常”协调，造成了严重冲击。
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华约解体。世界上陡然出现一批新国家，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退出历史，继之而来的是似有还无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昔日的欧共体迅速改组为欧盟，欧盟与北约疯狂东扩。如此剧烈的时代之变，不但意味着东西方冷战结束，同时也意味着“雅尔塔体系”寿终正寝。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不复存在，一超独大的单极霸权横行无忌。“世界苦美久矣”的感慨，持续加重。
第三，后冷战时代的多元外交与大国协调：走向多极世界的路径与前景
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进入由两极转向多极的历史过渡期。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政府间合作平台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愈发重要。联合国系统内外，又增加了人权理事会、妇女署等一系列新的多边机构和交流平台。
由于新的国际体系远未真正形成，原有的多边组织势必顺时应变，转换职能；新生的多边机制则开拓创新，锐意探索。多边外交和大国协调由此出现非同寻常的新态势和新局面。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西欧国家为消化东欧建立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南美国家建起世界上第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市场—南方共同市场，美国联手加拿大和墨西哥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北美自由贸易区，非洲西部和中部出现了两个经济货币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由5国扩大为10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进程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更加广泛深入，各种区域性和跨区域的多边机制和平台，名目繁多的国际会议和论坛，譬如七国集团峰会、欧盟峰会、北约峰会、东亚—拉美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等等，倍受重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和二十国集团峰会（G20）的作用和影响，尤为巨大。
第四、中国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并广泛参与国际协调：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外交上孤立中国。新中国没有参与多边事务和大国协调的机会。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参与多边外交和大国协调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展示。1972年，中国派团出席了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问题专门会议，派员参加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贸易与发展会议、环境规划署以及妇女地位委员会等机构的活动。1973年，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活动，1975年派团参加首次世界妇女大会，为大会文件的通过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裁军工作会议，在这个背景复杂的多边机制中纵横捭阖，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文件的通过做出了独特贡献。1984年，中国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成员国，同年开始出席各国议会联盟大会。联合国国际法院这时也有了中国籍法官。自1989年起，中国开始派军人、警察和民事人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中国已是承担联合国维和费用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出人最多的国家。
中国一贯积极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都曾访问过联合国总部。近10多年来，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开展全方位合作，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占有突出位置。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时，除参加一般性辩论外，还出席了发展峰会、维和峰会、全球妇女峰会、领导人气候变化问题午餐会，并且还与秘书长一道，主持了南南合作高级别圆桌会，作出了支持联合国事业的一系列承诺。譬如，中国将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以无偿军援方式支持非洲联盟执行联合国维和使命，等等。
中国积极参与传统的多边外交活动，努力维护已有的大国协调机制。任何重大多边活动，任何重要的多边机制，中国既不缺位，也不失声，努力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在创立新的跨区域的组织与合作平台，引领各种协调机制稳定发展方面，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中国—东盟峰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非洲论坛、中国—中亚峰会，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等等。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改变与世界战略格局深度重组，彼此牵动。多边外交与大国协调齐头并进，孤立主义、保守主义与单边主义沉疴难除。美国社会特朗普化和特朗普现象国际化，对支离破碎的世界经贸秩序和国际安全态势，造成了难以预料的威胁，地区性和全球性冲突的风险，在骤然增大。今年5月，中国联合18个“持相近理念”的国家，发起成立了国际调解院。此举既是带头落实《联合国宪章》精神以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机制，也是实践习近平主席发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的重大举措。国际社会在更大层面和更高水平上，感受到了中国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积极参与和开展国际协调的严正立场。
中国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参与并推动多边协调的经验和启示在于：发展与进步、稳定与安全、和平与繁荣，只有整个国际社会相向而行才能真正实现。对人类前途命运负有特殊的世界大国，实行真正多边主义并积极参与大国协调机制建设，义不容辞。
2025年7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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