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从雅尔塔到全球南方，中国如何重塑世界和平共识？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欧建交50周年，北京对话携手教育部欧洲联合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于2025年9月共同举办“战争、和平与和解”国际专家论坛。该论坛系北京对话“五十·晤实”（L·Amicitia Sinensium Europaea）系列活动之一，旨在推动中欧双方在新的历史节点深化交流、拓展合作、共促理解，以对话助力全球文明互鉴、政策互通与利益共享。北京对话获授权发布论坛部分专家的重要发言。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洪君在论坛发言指出，雅尔塔体系虽为战后和平奠定基础，但冷战阴影下的联合国正面临权威与改革的双重考验。中国正以新型多边外交回应“全球南方”的共同诉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后冷战国际秩序。

As we mark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as well a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Institute of Joint European Studies affiliated to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o-hosted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Forum on “War,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September 2025.

As part of the Beijing Club’s “L·Amicitia Sinensium Europaea” series, the forum aims to deepen China–EU exchanges, expand pragmatic cooperation, and fos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juncture — advancing global cultural dialogue, policy connectivity, and shared interests through open dialogue. Beijing Dialogue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selected key remarks from the forum’s distinguished experts.

At the forum, Yu Hongjun,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Uzbekistan, noted that while the Yalta systemlaid the groundwork for post-war peace, the United Nations, born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Cold War, now faces twin challenges of authority and reform. He emphasized that China, as a responsible major power, is advancing a new form of multilateral diplomacythat responds to the common aspirations of the Global South, contributing to the creation of a more just and stable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der.

于洪君在“战争、和平与和解”国际专家论坛上发言。（图源：北京对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国家联盟决定“建立一个更普遍和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194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确定了建立联合国组织的基本方案。1945年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就最终结束二战做了相关安排。虽然此会排除了为反对日本法西斯而浴血奋战争的中国，并以严重损害中国利益为提前达成共识，但明确了战后世界秩序建构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1945年秋，以雅尔塔协定为依据、以美苏中英法五国为核心成员的联合国宣告成立。该组织问世加速了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同时激发了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极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世界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联合国作为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合作平台，得到普遍支持。

联合国成立后，直属于联合国或与联合国密切合作的多边组织和机构相继问世。譬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粮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贸易与发展会议、裁军审议委员会、世界贸易组织，等等。战前存在的多边组织和机构，纷纷转属联合国，或与其建立密切联系，譬如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等。某些不属于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则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联合国活动。

2025年9月22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前）在纪念联合国成立80周年高级别会议上讲话。（图源：新华社）

这些无所不及的组织和机构，加上数目繁多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协定，涵盖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所有领域。然而，联合国自成立时起，就存在大国操弄、形式主义、协调乏力、效率不高等问题。雅尔塔协定固有的大国政治、集团政治、强权政治色彩，为战后国际关系体系蒙上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长期被蒋介石集团窃占，就是鲜明例证。

在这一背景下，美苏两国撇开联合国另搞多边机制、另建国际关系亚体系，无所不用其极。美国把控的北约与苏联主导的华约，追求截然相反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国际战略目标，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诉求背道而驰。在以阵营对抗为根本特征的雅尔塔体系压力下，联合国系统外不断出现新的多边机制和架构。除早已存在的美洲国家组织外，又出现许多区域性多边架构和平台，如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共同体、东非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冷战中期，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展中国家形成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发达国家组成富国俱乐部即七国集团，雅尔塔体系发生动摇。

除了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组织外，还有许多经济与金融类多边组织与平台，活跃在联合国体系之外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拉美经济体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美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等。军控类多边机制和平台主要有：拉美和加勒比禁止核武组织、核供应国集团、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等等。这些多边机制和平台，与其说是对雅尔塔体系的补充和发展，不如说是对该体系的抵制和对冲。

战后国际体系的变革与演进，充满曲折和反复。由于力量对比关系持续变动，全球安全形势和地缘战略格局反复重组，冷战时期的多边组织和机制沉浮不定。例如，40年代末50年代初为对抗苏联而组建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后来融入欧盟。为组建“欧洲军”而成立的欧洲防务集团，短命夭亡。美国为遏制新中国而拼凑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以散伙告终。

80年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标志着冷战结束、雅尔塔体系瓦解。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重组，世界行政版图大面积改写。苏联主导的经助会和华约正式解散，独立国联合体和集安组织艰难问世。俄罗斯替代苏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上的主权国家增加到190多个。欧共体因势利导，扩展为欧洲联盟。北约借机东扩，触发当前仍在持续的俄乌冲突。

后冷战时期，秩序重构与格局转换引发的问题与日俱增，地区性和全球性的组织、机构、峰会与论坛如雨后春笋，北约峰会、欧盟峰会、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非盟峰会、东亚峰会、东亚—拉美峰会、世界经济论坛、东盟地区论坛等，风声水起。但影响较大的是七国集团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新世纪以来，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非论坛、中—阿论坛、中—拉论坛以及中国—中亚峰会、亚洲文明对话等多边机制和平台异军突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全球南方”联动发展开辟出新路径。

世界秩序重构与战略格局转换，自然而然地引发许多矛盾和冲突。全球性经济与社会变革，特别是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带来更多的共同性问题和挑战。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的必要性，改革联合国组织体系的重要性，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紧迫性同时并存。有鉴于此，中国带头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974年，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时，曾代表中国政府庄严承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不断加大，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不断增强。进入新世纪后，中方多次宣布：中国“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以及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

1974年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图源：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最近10多年来，多边外交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相继访问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总部，彰显了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特殊关注。为进一步加强并深化中国与联合国的全方位合作，中国与联合国及相关机构经常共同举办活动。诸如：与联合国共同举办信息和网络安全国际研讨会，与世界银行共同发布中国城镇化报告书，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联手举办后发展议程国际研讨会，与教科文组织等机构联合举办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与外空司等机构举办联合国空间法研讨会。等等。此外，中国多次捐款给联合国秘书处及相关机构，帮助其推进南南合作、开展妇女工作、应对非洲疫情，等等。

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他庄严承诺：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到期债务；设立国际发展知识基金，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为发展中国家600个项目提供支持；为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百个妇幼工程和百个校园快乐工程；等等。他还宣布：中方将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成建制常备维和警队和维和待命部队，另向非洲联盟提供1亿美元无偿军援，支持非盟执行联合国维和使命。目前，中国是联合国会费第二大缴纳国，是联合国维和费用最大出资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2017年，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他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他重申：“联合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将继续坚决支持联合国事业，继续做联合国坚定的合作伙伴”。

2025年9月17日第十二届北京香山论坛上，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Jean-Pierre Lacroix)在论坛高端对话期间，称赞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的积极贡献。（图源：中新网）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而多变的，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后冷战时期，一方面，以联合国系统为主体的多边机制不断发展创新，“全球南方”参与的新型多边外交愈加活跃，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世界既不和谐也不太平，集团政治、阵营对抗、霸凌行径随处可见，孤立主义、排外主义、单边主义大行其道。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为构建公平合理健康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实现世界新旧格局平衡转换，中国主张建立均衡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联手“全球南方”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广泛建立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网。在多边领域，中国一是坚守初衷，继续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系统所开展的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符合历史正义的传统多边外交；二是开放包容，坚持参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与对话，引导G20、APEC以及世界核安全峰会、气候变化大会务实发展；三是抢抓机遇，积极开展既符合时代进步潮流，也符合“全球南方”共同诉求的新型多边外交，主导或参与创办新的区域性和跨区域性多边平台，如上合组织、金砖合作，等等。

作为勇于担当也善于担当的大国，中国对人类和平、发展与进步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出“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和“全球治理”，集中体现了对自身国际责任和历史使命的认知！中国对构建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和世界战略格局的贡献，将越来越大，也将无以替代。

原文：北京对话Beijing Club，2025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