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北阁对话”公开论坛于2025年10月24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群英宴会厅举行。本届公开论坛主题为“全球政治趋势与美国霸权的命运”，分上下两场展开讨论。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主办，汇集来自美国、法国、埃及、英国、新加坡、韩国、印度、德国、俄罗斯、印尼等国的十余位前政要、资深学者及国际机构代表，围绕全球格局演变、美国角色走向及中美关系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埃及开罗美利坚大学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荣誉院长、埃及前外交部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特约专家纳比尔·法赫米（Nabil Fahmy）认为，当前世界霸权不复存在，全球进入失序时代。不同国家需要尽可能找到彼此之间的共性，以解决分歧；遵守国际规则，以达成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他同时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都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有义务解决中东地区的冲突，推动建立更加稳定的和平与安全形势。
以下为论坛主要观点和讨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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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4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北阁对话”公开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群英宴会厅举行。本届公开论坛主题为“全球政治趋势与美国霸权的命运”，分上下两场展开讨论。
论坛上半场由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主持，参加讨论的七位嘉宾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杰出访问研究员、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执行主席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埃及开罗美利坚大学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荣誉院长、埃及前外交部长纳比尔•法赫米（Nabil Fahmy），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英国前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韩国泰斋未来战略研究院院长、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金星焕（Kim Sung-Hwan），以及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查尔斯•卡普钦（Charles A. Kupchan）。
论坛下半场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于铁军教授主持，参加讨论的六位嘉宾是：美国麦克拉迪联合顾问公司副主席、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印度前外交秘书、印度前驻华大使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英国作家、传媒评论员、《金融时报》前主编莱昂内尔•巴伯 （Lionel Barber），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特聘研究员、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沃尔克•佩尔特斯（Volker Perthes），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学术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以及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印尼前驻英国、爱尔兰及国际海事组织大使利扎尔•苏克玛（Rizal Sukma）。
与会嘉宾围绕全球政治趋势、美国霸权的命运、中美关系等议题各抒己见，现将论坛主要观点和内容综述如下。
全球政治现实与发展趋势
法赫米表示，当前违反国际法使用武力的行为日益频繁地出现，这是对未来最为严重的威胁。霸权不复存在，全球进入失序时代，中东地区则陷入完全的混乱无序。国家需要尽可能找到彼此之间的共性，致力于解决分歧。当前世界面临诸多跨国问题，如新冠肺炎等流行性疾病、气候变化等，中东地区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对这些问题的成功应对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要求国家遵守一定的国际规范。
米利班德认为，三方面因素导致了全球失序：首先是全球经济重心发生转移。美国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减弱，但中国、印度、越南占全球GDP的份额显著提升，而欧洲、日本和加拿大所占份额则明显下降。第二是全球风险上升。在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中，环境危机、难民潮、核军备竞赛等引发全球层面的风险，这些风险绝非仅局限在某些特定地区，而是普遍存在。第三，技术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社会。这三个因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作用、彼此加强，共同导致了全球失序，如全球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健康风险。失序的世界更需要国际规则和国际合作。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是很好的举动，但需要向外界更清晰地阐释其具体内涵。
米利班德提出，与“多极”概念相比，用“多重联合”（multi-aligned）来描绘当前世界更为恰当。“多极”和“多重联合”有着本质差异。多极世界意味着存在若干确定的权力中心，它们之间有着稳定的关系。而多重联合的世界则强调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流动性、可变性与交叠性。例如，当今世界存在若干基于地理区位的国家群体，基于一定财富水平的国家群体（如G20），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国家群体（如G7），以及围绕特定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贸易等形成的国家群体。在多重联合的世界中，国家围绕诸多议题形成多元交叉的复合型关系，这是一种可变且相互交叠的多边主义模式。
米利班德表示，我们正走向一个诸多领导者并存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问题领域都会出现相应的领导者。比如，欧盟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引领者，但在全球安全议题上，欧盟并不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未来并非只有国家才能扮演国际领导者的角色。大型跨国公司同样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行为体，有着自己的对外政策，如埃隆•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卡普钦认为，我们居于分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世界充满了风险。全球权力重心正在经历向全球南方和全球东方的转移，世界再次进入全球化的多极体系。国家之间深度融合，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掌控全局。在一个去中心的世界中，霸权国不复存在。同时，工业时代正在走向终结。未来国家需要思考两个重要问题：首先，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进一步加剧社会和经济混乱，国家应如何培训公民，确保公民具备维持生计所需的工作技能。其次，如何和平地从旧秩序——美国治下的和平——过渡到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参与治理的全球化多极世界，以及如何长久地维护和平。
内格罗蓬特表示，我们生活在极化的世界中，过去几年内的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和凸显了这一状况，当然这也并不是新情况。冷战期间，美俄在越南也进行了艰难的外交政策互动，最后双方达成某种共识——不在联合国框架内讨论越南问题，而是两国私下解决。这种方式也适用于当下的俄乌冲突。这并不是说联合国在处理国际冲突方面失效了，但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两极分化导致联合国安理会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梅农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飘摇不定的无序世界，美国霸权不复存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存在世界秩序，而现在我们正在回归国际体系的常态，国家不得不适应彼此并进行合作。
佩尔特斯认为，全球重要的政治趋势有以下三方面：第一是权力的扩散。经济、军事、文化权力，以及软权力，更为广泛地在世界范围内分布，从而导致了多极化。必须意识到，世界正在不同层面上经历多极化的进程，这意味着许多中等力量强国在当下享有更多的优势和机会——无论是灵活选择伙伴国家，还是追求自身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在中东地区、非洲之角，还有其他一些地区，中等力量强国以交易性的方式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丝毫不顾及已有的国际规范。第二是全球范围内冲突数量增多和国际机制（特别是联合国）逐渐走向衰弱，这反映了国际秩序遭遇漠视和挑战的现实。第三是不平等、不公平及腐败现象广泛地在全球诸多国家内部蔓延。
科尔图诺夫表示，未来人类将面临更大的危机。首先是环境危机。不只是气候变化，还有生物多样性问题，自然资源加速枯竭，等等。其次是技术挑战。在管控新技术在军事和民事领域应用方面，人类大大落后于技术的进步，这带来了额外的安全和发展风险。再次是社会层面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危机。国内社会呈现日益碎片化和极化的特征；由脆弱的联盟或者民粹主义政府领导的国家不能为其采取的政策承担长期后果，这将导致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不确定的时代。
巴伯认为，欧洲在当下面临巨大挑战，包括福利国家模式危机、民粹主义蔓延等。而美国目前的债务水平位于前所未有的高位，美元仍将是世界储备货币，但是美元的地位正在逐步走向瓦解。
特朗普、美国霸权与中东局势
内格罗蓬特表示，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些重要趋势，尚不确定特朗普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将持续多久。特朗普本人难以预测，他不是依赖于系统化的官僚体系和决策流程的传统领导人，有着自身独特的决策方式。特朗普在美国政治中是一个新现象，他在任期间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与美国改善关系、取得外交新成果的机会。
卡普钦提出，特朗普为美国外交政策注入了迟来的务实性和交易性，他甩开了美国建制派外交精英的意识形态包袱，更加关注地缘经济，而非纯粹的地缘政治。将特朗普再次送入白宫的是那些认为自己被全球化抛弃、对建制派充满愤怒的美国人。为兑现竞选承诺，特朗普在未来任期内将持续不断地打破现有秩序和规则。但特朗普并不是一个建构者，不会开启建设一个新秩序的进程。
布莱克威尔认为，霸权这一概念已不再适用于当下的国际局势。没有哪个国家足以强大到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另外一个国家，除非两国的实力差距极其悬殊。中美两国都不具备霸权国的力量来强迫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德蒙布里亚尔表示，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但并不是一个霸权，而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并不意味着是整个世界的领导者。
米利班德认为，将美国定义为霸权是一个错误。即便在冷战结束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仍无法强迫他国按照美国意志行事。中国现在同美国一样，也是世界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但中美之外，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国家。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国的世界”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苏克玛认为，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亚太地区扮演着“仁慈的霸权”的角色。二战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离不开美国。但在当下21世纪，随着地区内诸多国家的崛起，美国不再适宜继续在亚太地区扮演霸权的角色。
科尔图诺夫表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美国霸权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巴以冲突、俄乌冲突，还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冲突，大家都看向特朗普和白宫，而不是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或者上海合作组织，他们都认为特朗普是可能解决这些危机的人。而特朗普不仅是可能的和平缔造者，也是一个切实的麻烦制造者，他所带来的影响主要是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特朗普采取的政策路径主要是交易型而非系统性的，是基于特定情形而非战略性的，是单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的，因而不可能取得太多成果。尽管美国在中东地区仍旧保持着最强大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重塑地区安全态势，并在中东地区实现可持续安全。
法赫米认为，美国的作用和影响力虽被夸大，但它的确强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况将发生变化。美国的国际地位要求其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非减少在中东的参与。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都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有义务解决中东地区的冲突，推动建立更加稳定的和平与安全形势。尽管美国对于地区和平协议的最终达成不可或缺，但中东国家才是维护地区安全的主导力量。
布莱克威尔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比以往更加强大。伊朗的核计划受挫，投射能力已被摧毁，代理人势力遭到削弱或已被瓦解。但必须强调，美国无力将自身意志强加给中东，中东的未来不会掌控在任何域外行为体手中。如今以色列的确在中东地区拥有军事霸权，但它并不掌握政治和经济霸权。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如何与以色列相处，这才是中东面临的核心挑战。巴勒斯坦的未来并非该地区的核心问题。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美国等其他域外行为体将中国排除在中东事务之外是错误的决定。
中美关系的现状、前景及亚太局势
布莱克威尔分析道，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是双方能否找到适应接纳彼此国家利益的方式。在过去十年中，中美关系大幅恶化；而当前的中美关系——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评价——都比十年前更为糟糕，这是非常危险的态势。中美之间如若发生冲突，不仅将破坏两国经济，还将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其他国家都将为中美冲突付出惨重代价。因此，中美必须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竞争，避免世界陷入灾难。布莱克威尔认为，中美贸易争端虽难以在近期解决，但未来将会取得进展，且不会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长期问题。双方围绕高新技术转让的分歧仍将持续存在，地缘政治分歧难以弥合（尤其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中美因台湾问题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令人担忧。尽管双方短期内都无意因台湾问题开战，但台海局势以及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互动正在恶化，双方显然无意就台湾问题妥协互让。
卡普钦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即便双方无法迅速达成贸易协定，至少可以为未来奠定相应的基础。如果两国元首能妥善处理大豆交易、市场准入、高端半导体供应等棘手的经济议题，中美将可能在其他议题上开展更有建设性的合作，如乌克兰问题或中东问题。特朗普虽难以预测且行事无常，但比较务实且看重交易。中国应当把握特朗普带来的契机。
内格罗蓬特对中美之间即将开展的贸易对话表示乐观，认为中美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将达成最终协议或者完成其中的一个步骤。他认为，中美之间有三大问题，即贸易问题、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如果经贸谈判失败，应对剩下的两个地缘政治问题的难度则更为凸显。在经贸问题上达成共识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
杨荣文对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并相信中美吉隆坡磋商将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手握“锁喉”王牌——稀土资源，特朗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中美不会因台湾问题走向战争，原因在于台湾毗邻中国大陆，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使得美国难以获得战略优势。
金星焕表示，朝鲜战争后，美国对韩国进行了援助，韩国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当下韩国在中美之间陷入两难境地。作为中国的邻国，韩国方面最大的关切是如何促成中美合作，朝鲜半岛的稳定有赖于中美关系保持平稳。但是当下看，促成中美合作愈发困难，因而韩国感到非常沮丧。韩国希望中美之间复兴合作的精神。至于未来美国调动驻韩美军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当前韩国李在明政府回应表示难以同意此举。金星焕还阐释道，中韩建交三十余年来，中国工业飞速发展，并已全面赶超韩国。与中国相比，韩国在电动汽车研发、电池生产、船舶制造领域的竞争力正急剧下降，唯有半导体产业还保持一定优势。中韩贸易关系正由互补转为竞争。
梅农认为，亚太地区在过去四十年中保持和平，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力量的提升。中国的崛起是最为突出的现象，而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同样也保持着经济增长态势。亚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因为和平而实现了较好的发展。而在当下飘摇不定的失序世界中，对国家来说愈发重要的是相互合作，共同推进和平。印度最为首要和最重大的任务是发展本国，将印度打造为现代、繁荣和安全的国家。中国是印度最大的邻国，印度希望同中美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为印度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创造适宜的外部条件。中印和美印关系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起伏，但是这两组双边关系中基本的战略一致性仍旧存在。
梅农表示，“印太”一词并非美国的地缘政治发明，而是源于二战前德国地缘政治学者豪斯浩弗（Haushofer）提出的概念。无论称作“亚太”还是“印太”，其实都指向同一片广阔地域。术语的选择应服务于务实的目标，而非某种情绪或身份认同，重点在于厘清术语所涵盖的相应议题。在谈及中印关系时，梅农表示两国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中保持合作；边界等分歧并未阻碍两国经贸往来——中国已是印度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双方在气候变化、贸易体系改革等议题上常持有共同立场。中印在危机处理中表现出成熟克制，即便经历2020年边境冲突，两国政府仍保持谨慎态度，并未让公众情绪主导本国的外交政策。梅农强调，中印都拥有深厚的治国智慧和长期视野，均重视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有能力在国际竞争中维持双边关系稳定。他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印应共同致力于维持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苏克玛特别谈到了如何引领亚太地区的未来。首先，应转换思路，摒弃对掌控全局的领导者的执念，逐步接受“基于特定议题的领导者”这一概念。基于特定议题的领导者在一段时间内、在特定的议题领域致力于促进地区合作。比如在绿色能源方面，可以期待中国扮演这样的角色，支持其他国家进行技术创新，并扩展可再生能源。其次，在地区合作中充分利用已有的地区合作平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自达成以来一直未得到充分利用，制度化程度明显不足。未来需要给予RCEP更多关注，进一步提高其制度化水平，期待RCEP能够成为强力推进地区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合作的又一平台。再次，亚太地区国家需要同域外大国进行全方位的接触与合作，包括军事、经济及发展合作等。东南亚国家需要在地缘政治方面更有作为，形成一个全面综合的地区安全路径，审慎思考如何塑造亚太地区的未来。
国际机制的现状及未来
巴伯表示，当前的国际制度大多由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设计，但其中一些正面临巨大压力。造成国际制度衰落的原因之一，即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多边机制和美国传统的领导方式持怀疑态度。内格罗蓬特批评特朗普政府对联合国的态度和看法。他认为，如果联合国被废除了，未来仍需重建一个联合国。联合国有能力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维和还是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
佩尔特斯认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我们需要维持联合国的正常运行，让联合国更有活力。1945年以来，联合国宪章为国际社会框定了国际秩序，但当下这一秩序不再受到尊重，至少看起来不再能发挥原有的作用。部分原因在于联合国机构未能反映全球力量分配的变化。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它们都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还有一些国家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并不能为我所用。这导致那些承诺“拯救”自身国家的领导人将本国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漠视全球秩序和国际规范，进一步加剧了多边主义（特别是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制）的衰落。联合国的三大主要支柱——维护和平与安全、保护人权与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现实中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无视联合国的作用。他以《巴黎协定》为例，表示若无此协定，各国与企业几乎不会面临任何减排压力；正是这一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促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绿色政策与行动。尽管存在效率不足与执行力缺失等问题，但在气候治理、保护生物多样性、海洋保护等跨国议题上，联合国仍是唯一能够汇聚共识、推动进展的国际机制。
佩尔特斯强调，德国的历史经验深刻塑造了其对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理解。即使国际裁决于自身不利，德国仍必须遵守国际法，因为这正是维护国际秩序的道义根基。眼下的问题是，如何让多边主义再次复兴？尽管有些国家暂时地同联合国分道扬镳，但仍可围绕特定议题建立相应议题联盟。国家有责任维持全球机制和国际规则的运行。
大约200余名师生及媒体参加了本届“北阁对话”公开论坛，与会嘉宾在发言结束后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最后，于铁军教授总结致辞，向各位嘉宾致谢，并对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对本次“北阁对话”的支持，以及各位工作人员、志愿者的辛苦付出，表示由衷感谢。
原文：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作者：崔志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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