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王叶湑：从自由主义霸权到进攻性收缩，特朗普如何重塑美国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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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美国战略方向的显著转向，宣告美国不再延续冷战后以自由主义霸权为核心的全球领导路径。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呈现出鲜明的“进攻性收缩”特征，在收缩全球承诺的同时，运用更为粗暴的干预手段，增强对关键区域、关键领域和关键节点的控制。特朗普政府选择“内病外治”路径，将应对国内挑战作为重塑国家安全议程的基本出发点，核心关切集中于移民治理、权利保护和经济安全三方面。在被视为核心安全空间的西半球，美国以极具进攻性的方式强化地区掌控力，试图构建具有“新门罗主义”色彩的美洲堡垒。为在全球事务中优化成本与提升回报，特朗普政府务实调整了大国竞争路线，力求压缩盟伴体系成本，对非核心区域事务实施选择性参与。

关键词：国家安全战略；特朗普政府；进攻性收缩；新门罗主义；美国优先

2025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强调，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扭转美国的战略方向，其与既往的美国外交政策路线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差异。该报告标志着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退场”，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回归“孤立主义”，更不预示“后美国霸权”的世界即将到来。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只是以更具单边性、交易性和工具性的方式贯彻所谓“美国优先”路线，其国家安全战略展现“进攻性收缩”的鲜明特征，仍重视维护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

首先，特朗普政府将国内事务置于最优先位置，这是美国选择“进攻性收缩”路径的根本驱动力。其次，在特朗普政府对西半球事务的规划上，“进攻性收缩”中的“进攻性”得到充分体现。美国看似收缩其在全球的资源投射，不再寻求过去那种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霸权地位，但其更加重视增强对关键区域、关键领域和关键节点的控制，其干预外部事务的手段也更为蛮横。最后，在国际格局“多强并立”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选择以“灵活现实主义”为原则调整其外部关系，重塑竞争策略，压缩美国的外部负担成本，选择性介入非核心区域事务，寻求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相关大国展开交易与协作。

冷战后，与回归孤立主义传统等观点相比，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有关大战略的辩论中获得较多支持，长期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其核心愿景在于通过向其他国家推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理念和制度，在全球范围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同时，这种和平以美国遥遥领先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美国的霸权地位可以通过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制度体系得以维持。彼时，美国处于经济领域的有利地位，主张自由贸易，致力于建设和维护各类国际组织，以此作为全球自由市场秩序的支撑。美国将民主制度的推广视为其长远安全利益的保障，并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扩展美国霸权的触角。这一战略被克林顿总统的首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称作“扩展”（Enlargement）。他在1993年发表的演讲《从遏制到扩展》中，重提威尔逊主义，强调美国的安全使命在于不断扩大世界版图上的“蓝色区域”，即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范围。在民主党政策精英之外，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也展现出对“扩展”的兴趣。他们宣扬“仁慈霸权”（Benevolent Hegemony）概念，认为美国在推广自由和民主治理、维护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确保自由世界安全等方面拥有重大利益，美国肩负着引领世界的责任。

然而，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以上两类政策精英误导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的现实愈发背离自由国际主义的愿景。其一，“民主改造论”走向幻灭。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未能在全球成功扩散，威权竞争者实力不断增强。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等的军事干涉和“国家构建”代价高昂，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其二，美国的盟友体系成为严重负担。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长期较低，盟友将本该自身付出的防务成本转嫁给美国民众。其三，经济全球化侵蚀美国实力基础。美国通过开放市场、鼓励投资、外包制造业，将对手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预期并未实现，反而培育起在经济、技术与地缘政治维度全面崛起的竞争者。全球化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以及产业和科技实力基础造成反噬。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境之内的顽疾日益显著，包括制造业流失、公共债务高企、非法移民失控等问题，美国内部的种族矛盾、社会危机和治理失能相互交织。

面对这些挑战，美国战略界展开了新的辩论，焦点问题在于美国是否应重回“战略收缩”或孤立主义传统。一方面，支持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依旧存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利（John Ikenberry）认为，自由国际事业虽然面临部分失败，但并不意味着在国内外受到全面围攻。例如，乌克兰对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渴望，体现了自由国际体系仍然具有吸引力。他们相信，美国的霸权有其独特性。在实现全球目标的过程中，美国“不强求谈判中每一分筹码的榨取，关注中小国家的关切并保护它们免受掠夺性大国的侵害，将其权力嵌入制度实践并主动加以限制”。凭此，美国不仅赢得了其它大国的认可，也获得了广泛的自愿协助。针对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企业研究所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主任科里·谢克（Kori Schake）指出，自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力量主要植根于合作而非强制。特朗普政府对盟伴实施反复无常的贸易政策、公开斥责其领导人、武断取消对外援助，这使“美国从不可或缺的伙伴沦为令人难以忍受的对手”，并可能最终导致其它国家选择退出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或构建有损于美国利益的新秩序。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者主张美国选择“战略克制”的路径。这类观点首先对美国的全球霸权目标展开反思。史汀生中心“重新构想美国大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凯利·格里科（Kelly Grieco）提出，只要决策者不承认美国安全无需全球霸权作为支撑，美国的战略就将不断重蹈“过度扩张”的覆辙，并最终走向失败。

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Zack Cooper）认为美国的目标和手段已不相匹配，其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与公众对国际参与的怀疑之间已出现了“李普曼缺口”（Lippman Gap）。其次，军事化与集团化不再被视作有效维护美国安全的解决方案，而被认为是“问题来源”。长期持“克制主义”立场的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于 2024年12月发布《特朗普2.0：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克制外交政策建议》，提出美国应寻求避免继续卷入中东冲突，停止过度军事化和集团化等。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美国以军事力量传播民主是愚蠢之举，既加剧对手的猜忌，也可能将盟国或中立国变为敌人。再者，盟友关系的维系成本被重新评估。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认为，昔日支撑美国实力的盟友已成为其累赘，不仅挤占关键战略资源，还动摇了本应强化联盟体系的责任分担机制。一些主张“离岸平衡”的政策界人士认为，美国应仅在关键地区保持干预能力，同时鼓励欧洲和中东盟友更多承担应对本区域安全威胁的主体责任。不同于激进的收缩观点，该路径主张美国采取渐进、协作性的撤出方式，而非突发式的单边抛弃。

在上述辩论中，偏重于“收缩”的路线得到更多支持，特朗普政府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也与之更加吻合。该报告彻底否定了自由国际主义的既往路径，宣告“美国如（希腊神话中的）阿特拉斯一样独自扛起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结束了”。报告开篇即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始终存在缺陷，未能明确界定、正确判断美国的需求。“永久称霸全球”的目标从根本上不可取，也是无法实现的，对该目标的追求反而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品格、财富和力量，导致美国民众为与其利益并无直接关联的全球事务背上沉重负担。通过分析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文本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实践，本文认为，美国当下的战略调整具有“进攻性收缩”的特征，其主要蕴含四种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的理念。

第一，“以内为先”成为重塑美国国家安全议程的基本出发点。基于总统和党派的执政理念，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不断演变。拜登执政时期，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传染病防治等议题被纳入国家安全范畴。特朗普第二任期则将维护边境安全、打击毒品贩运和跨国犯罪、保护本土产业等国内事务重置于国家安全议程的核心位置。通过将国内矛盾归因于“全球主义”外交及其背后的精英利益集团，特朗普政府选择了一种“内病外治”的路径，深化了美国国家安全议程的“内外联动”。在该叙事框架下，美国选民被塑造为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受害者、牺牲品，并将矛头指向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精英。

第二，“美国优先”作为界定国家安全利益的核心原则。该报告明确拒斥美国继续充当“阿特拉斯式”的秩序支撑者，宣称美国无限承担全球安全责任的不可持续。从表面看，这一立场与美国战略界近年兴起的“克制派”主张高度契合，即承认美国实力有限、反对无差别的海外承诺。然而，特朗普政府并未将战略收缩等同于美国的权力退让或影响力消解，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减量但不降级”的权力重组。在压缩总体承诺的同时，美国更加重视地区与议题的优先级排序，在被界定为“核心利益”的议题上，如掌控西半球、获取关键矿产等，美国继续追求排他性优势与主导权。这种做法旨在集中美国的权力资源以强化支配，展现“收缩中扩张”的倾向。

第三，以“交易主义”作为处理外部关系的主要策略。特朗普自诩为交易的高手，其从青年时代起就逐步形成了“制造危机、漫天要价、极限施压”等交易策略，这对他作为总统的决策和行为模式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无论是处理与盟友的关系还是应对美国的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均以成本—收益计算作为核心逻辑。美国的对外关系不再受民主体制、人权、意识形态相似性等因素的约束，而更取决于能否产生可量化的利益回报。一旦盟友或对手被认定为“搭便车”或阻碍美国获益，特朗普政府便倾向于动用关税、制裁、政治胁迫甚至军事威慑等工具进行施压。

第四，呈现鲜明的“文明现实主义”取向。尽管特朗普政府不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承担所谓“自由世界”领导角色，但其对西方文明内部秩序的焦虑感显著上升。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讨论安全问题时强调文明认同层面存在的严重挑战，宣称要恢复西方文明的自信，维护以能力为导向的、而不是以肤色为标准的美国能力文化（Cultureof Competence），根除“多样性、平等与包容”（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DEI）及其他损害美国文明基础的做法。该报告还就欧洲面临的文明危机、社会失序等问题进行严厉的指责。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政府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竞争升格为西方文明存续问题，旨在为其“进攻性收缩”路线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以种族主义、文明冲突等理念为内涵的“文明现实主义”是认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维度。

应对美国国内挑战是特朗普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的最主要关切，也因此成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程。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民族国家作为世界基本政治单位，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捍卫本国主权，是自然且公正的，美国也必须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在内部事务中，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关切集中于移民治理、权利保护和经济安全三方面。

（一）移民治理

特朗普长期重视美国的移民问题。本届任期伊始，白宫便严厉抨击拜登政府宽松的移民政策，宣扬推行严格的打击非法移民措施。

一是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加强边境控制。2025年1月20日，白宫发布题为《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文件，将移民涌入称作“入侵”，提出美国的主权正遭受攻击，南部边境的贩毒集团、犯罪团伙、恐怖分子、人口贩运者、走私者等给美国带来了广泛的混乱。此后发布的《保护各州免受入侵》等总统行政令同样将非法越境称为“入侵”，宣布暂停包括寻求庇护者在内的移民入境，禁止任何可能被视为对美国公共健康构成威胁的人员入境。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赛思（Peter Hegseth）称，美国旨在实现“对边境100%的行动控制”。根据2025年7月数据，已有约8500名军人被部署到南部边境，以强化美国识别、追踪和阻止边境安全威胁的能力。国防部还新设两个与墨西哥奇瓦瓦州接壤的国家防御区，与此前设于新墨西哥州和德克萨斯州西部的两个国家防御区共同发挥保护作用。

二是在全国开展大规模抓捕和驱逐移民行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就曾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由，援引《第42条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当局在边境驱逐移民与庇护寻求者。2025年1月，特朗普发布《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入侵》行政令，将运用“快速遣返”（Expedited Removal）的权力范围扩大至美国全境，授权国土安全部对非法入境的移民进行调查、拘留和遣返，并在各州建立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协调地方力量参与搜捕行动。特朗普尤其重视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作用，2025财年国会向该局累计拨款287亿美元，为2024财年预算的三倍，并给予探员“绝对豁免权”，默许其开展激进的执法行动。

三是推进改变合法移民身份的政策。《保护公民身份的意义和价值》行政令修改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出生公民权政策，不再向非法入境者或持临时签证者所生子女自动授予美国公民身份。2025年9月，特朗普政府将企业为H-1B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提高至每年10万美元，并宣布将以优先考虑技能更高、收入更高的外国工人流程，取代原有的抽签制度。12月，特朗普政府确认布朗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枪击案的袭击者是通过多元化移民签证（Diversity Visa, DV）进入美国，继而宣布暂停该项目。在否定现有移民政策的同时，特朗普推出具有交易主义色彩的“特朗普金卡”移民政策，允许以投资换居留权，即外国个人可通过向指定项目捐款100万美元、企业可为关键雇员支付200万美元，以使相关人员获得合法移民资格。

四是针对部分国家启动入境管制。2025年6月，特朗普政府提出部分国家在公民身份审查、个人信息核实和信息共享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其以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为由，禁止来自阿富汗、乍得、刚果等12个国家公民入境美国，并对布隆迪、古巴等7个国家实施旅行限制。到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又将此类国家名单数量扩大至40个。此外，特朗普政府调整了美国的难民接收计划，撤销拜登政府有关重建与加强难民安置计划的第14013号行政令，冻结难民援助资金，要求难民安全机构停止工作，关闭美国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安全流动办公室（Safe Mobility Offices, SMOs）。

（二）权利保护

特朗普第二任期试图在美国国内推动一场政治革命。在此背景下，202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保护“核心权利与自由”提升为国家安全目标。这种叙事呈现明显的保守民粹主义底色，与拜登政府倡导的自由多元主义存在明确区隔。特朗普政府认为，民主党对于DEI议程的推崇是一种权力滥用与意识形态渗透，对美国社会赖以维系的文化共识与国家认同构成侵蚀，重返白宫的共和党承担着恢复美国文化和精神健康的使命。特朗普政府将文化认同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据此在官僚体系、媒体、高等教育机构及宗教相关领域推行一系列政策调整。

其一，言论自由方面。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宣称民主党和左派人士长期损害他们的言论自由，批评拜登政府审查民众网络言论以及向社交媒体平台施压的行为，称其践踏了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2025年1月，特朗普签署《恢复言论自由，结束联邦审查制度》行政令，禁止联邦部门与任何组织、企业或个人勾结，以审查、限制、分类或阻碍美国公民的合法言论，指示司法部及其它机构调查拜登政府行动，提出“补救措施”。对于一些自由派媒体，特朗普政府发起诉讼和进行压制，力图撤销国会对公共媒体的拨款，停止资助美国国际媒体署旗下机构等。对于社交媒体平台，保守派人士长期声称，民主党人与有偏见的科技企业相互勾结，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员支持取缔或修改《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对平台企业的保护。在ICE与民众冲突愈发激烈之时，特朗普政府持续施压平台企业下架可供民众自发上传移民执法人员信息的应用程序。在政府压力下，苹果和谷歌等将ICE执法人员归为弱势群体，以违反内容政策为由封禁相关应用程序。然而，所谓的保护言论自由实际是特朗普政府打击异己的借口，其希望借此限制对其不友好的媒体，扶植支持保守民粹主义的意见领袖与媒体机构，进而从舆论层面掌控国家安全。

其二，宗教信仰方面。信仰基督教的选民尤其是福音派选民是特朗普再次执政的重要支持者，特朗普政府被认为是近百年来美国最显著的“以信仰为基础的政府”。在特朗普治下，宗教信仰与公共政治之间的区隔被打破。他强调，宗教自由是被写入宪法的基本权利，基督信仰在美国历史中扮演重要作用，主张“将宗教带回我们的国家”。2025年5月，特朗普在全国祈祷日活动上甚至提出要“暂时忘记政教分离”。特朗普专门设立白宫信仰办公室，负责对接宗教组织；成立宗教自由委员会，负责撰写关于美国宗教保护的综合报告；在司法部成立“消除反基督教偏见特别工作组”，力图以法律手段纠偏对基督教的冲击。通过将个人信仰与国民核心权利相绑定，特朗普政府将宗教问题转化为“谁在统治美国”的国家安全议题，其实质是以权利保护为名复兴美国的保守文化，利用基督教民族主义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

其三，改造政府方面。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选择和主导本国政府的权利”作为核心关切之一。2024年竞选期间，特朗普再次宣扬“排干沼泽”政治口号，强调联邦政府内部长期存在脱离选举问责机制但对于政策执行具有关键影响力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基于这一判断，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伊始即着手推动对联邦官僚体系的重组。恢复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提出的“F计划”（Schedule F）成为关键举措之一。该计划将数万名联邦职员分类至“自由雇员”序列，通过降低其任职稳定性，特朗普得以依据个人偏好和忠诚度进行人事任命，确保官僚体系的政策取向与其保持一致。与此同时，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共同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被赋予改革联邦政府运作方式的实验性角色。该机构宣称引入企业管理与技术治理经验，通过成本削减、组织优化与技术应用提升联邦政府效率。实质上，这是特朗普加强对联邦官僚体系掌控力的重要工具。

（三）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提出的口号。鉴于美国国内经济复苏相对迟缓、通胀与收入压力持续存在，普通选民对改善民生的诉求较为集中，经济议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被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位置。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经济安全构成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其全球地位得以维系的根基，也是军事力量的必要支撑。经济问题不再被视为独立于安全与外交之外的政策领域，而被系统性地安全化，特朗普政府正在将美国塑造为一种“经济安全国家”。

从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看，特朗普政府认为，过去三十年来美国精英阶层对全球化的“盲目押注”，掏空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削弱了工业基础，造成了严重的对外依赖。这种依赖不仅加剧国内社会分化，也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演变为国家安全层面的脆弱性。特朗普的经济安全议程高度重视恢复美国经济的独立性，避免受到外部力量制约。具体而言，一是强势推行“再产业化”。报告提出“培育美国产业力量必须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最高优先级”，主张“战略性地使用关税”，通过提高外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推动制造业回流。二是重新平衡对外贸易关系，寻求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打击美国产品在其他国家遇到的出口壁垒，终止损害美国产业和工人的倾销及其他反竞争行为。三是在关键领域消除外部脆弱性，重构美国的供应链安全。报告强调，美国需要确保能够独立地、可靠地获取原材料与零部件，不再依赖任何威胁美国经济安全繁荣的外部力量。四是恢复能源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长期反对“气候变化”“净零排放”等议程，相较之下，特朗普将石油、天然气、煤炭与核能视为成本低廉的资源，保证它们的充足供应，不仅能降低美国消费者与企业的能源支出成本，推动再工业化进程，也有助于支撑新兴产业的发展。五是维持并扩大美国的技术优势，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领域，进而保障美国经济竞争力，强化科技产业的韧性。

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观的转向，使之不愿维持美国作为自由国际主义霸权的角色，但在被其视为“核心安全空间”的区域内，其力量的投入不减反增。特朗普政府试图在西半球构建具有“新门罗主义”色彩的“美洲堡垒”，其针对西半球加强掌控力的取向，集中反映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进攻性”特点。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相对忽视西半球事务，该区域的重要性因大中东地区的战争和“重返亚太”而有所下降。特朗普第二任期重新将西半球置于美国安全布局的核心位置。新版报告提出，美国必须在西半球占据首要（Preeminent）地位，并将其界定为美国维护自身安全和稳定的基本条件，报告将之概括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这不仅是对1823年詹姆斯·门罗总统所提“门罗主义”（主要指欧洲不干涉美洲事务、美国不介入欧洲争端）的回溯，亦与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的“罗斯福推论”（主要指美国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权力”）相关联。2025年1月，《纽约邮报》借特朗普和门罗之名，以“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概括特朗普政府的西半球政策。较之门罗主义，唐罗主义（新门罗主义）更具进攻性，特朗普政府力图恢复美国对西半球区域事务的强制性干预。

美国构建“美洲堡垒”的取向深植于特朗普政府对本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现实考量。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西半球事务实际上是美国内政的延伸。其一，来自西半球国家的移民、毒品与犯罪问题泛滥对美国的边境安全和国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加强对西半球事务的强力介入被认为是确保美国国内安全的条件。其二，西半球的很多国家拥有充裕的铜、锂、石油等关键资源，对美国提升自身供应链的韧性、推动本国的再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其三，对手国家在西半球区域的力量增长令美国的不安全感上升。特朗普政府将西半球视为美国必须要掌控的势力范围，将美国的“安全边界”外推至这一区域，力图打造美国全面掌控的“美洲堡垒”。

为实现对西半球的主导，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联合与拓展”（Enlist and Expand）的政策路径。一方面，美国着力扶植“地区支撑点”（Regional Champions），通过“奖优罚劣”的手段增强西半球国家政府对美国的政策服从和经济粘性。安全方面，报告提出，这些国家应帮助美国维护西半球的稳定，共同管控非法移民、打击毒品走私、维护海陆安全。特朗普任内，美国的西半球政策愈发呈现强制性和胁迫性特征，“动用武力”的门槛降低，通过不顾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单边主义行动获取商业利益。特朗普多次公开要求收回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施压巴拿马政府允许美国军舰与商船免费通行，恢复美军在运河沿线基地的进驻，还要求巴拿马政府在通信基础设施等领域消除中国企业的设备。此外，美军在南加勒比区域多次展开军事演习，并扩建相关基地。2026年初，美军突袭加拉加斯并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推行“新帝国主义”的集中体现。新版战略报告提出，为控制海上通道，美国将在相关区域进一步部署海岸警卫队与海军力量，在必要时使用致命武力。特朗普政府还将通过武器销售、情报共享和联合演习，加强与西半球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经济方面，美国将西半球视为实现其经济安全目标的关键区域，将“商业外交”作为政策重点。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区域伙伴须支持美国的近岸外包目标，与美国共同强化西半球的供应链韧性。2025年11月，在“关税战”压力下，阿根廷、危地马拉、厄瓜多尔、萨尔瓦多与美国达成新的经贸协议，实质上赋予了特朗普政府对这些国家更大的经济控制力。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试图限制其他大国对西半球事务的参与，扩大美国在该区域的霸权控制网络，将自身打造为西半球区域国家的首选伙伴。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西半球的资源与市场争夺，宣布将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启动跨部门进程，制定在西半球地区加强能源、矿产等资源控制的政策，由政府为美国企业在西半球展开投融资和经营活动提供支持。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在西半球的影响力扩展，不仅对美国的经济安全带来挑战，也将侵蚀美国在该区域的军事安全优势。对此，特朗普政府希望重拾“胡萝卜加大棒”策略，通过施压与激励并行，在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与能源和矿产开发等关键领域，消解竞争对手在该区域的影响力。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部分拉美国家与“外部有害势力”之间的关系暗藏诸多隐性风险，如间谍活动、网络安全、债务陷阱等。相比之下，美国的商品、服务与技术的质量更高，且不具有“附带条件”。若区域国家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就必须以减少外部影响为条件。虽然报告未点明具体对手，但美国针对中国的指向性不可低估。在这一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下，特朗普政府或将要求西半球区域国家与中国拉开距离，对涉华项目进行打压，从而打造具有排他性的经济安全后院。例如，在与拉美地区国家签署的经贸协议中，特朗普政府置入有关加强经济安全协调的条款，要求区域国家与之共同应对所谓非市场贸易行动。《美墨加协议》将在 2026年7月迎来强制性的审查，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威胁等手段，施压加拿大和墨西哥进一步减少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和投资联系。

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后，美国不再执着于维系覆盖全球的永久主导地位，而是与“多极世界”相协调，强调战略克制与责任分担，转向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无论是面对竞争对手还是盟友伙伴，美国都试图压缩交往成本以集中战略资源，并贯彻“交易主义”，确保美国从相关关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回报。

（一）务实调整竞争路线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调整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定位，重视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展现出一定的克制姿态。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力量”，称中国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与利益相违背的世界秩序。2022年，拜登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唯一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具备实力实现其目标的竞争者。然而，新版报告未将中国称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也没有渲染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或是表达在华“推进民主”的意愿。特朗普重返政坛后，其“交易型”外交风格与之前的“意识形态对抗”有所区别，不再坚持以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为特征的“新冷战”路径，而更倾向于通过聚焦经济竞争等方式拓展美国的实力优势和利益空间。但需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美中关系的和缓表述并不意味着轻视竞争，美国与中国在关键领域尤其是经济、台海问题方面的博弈势将升级。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美中商业关系长期存在不平衡问题。美国曾尝试推动中国进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该目标不仅未能成功，反而令中国愈加富有和强大，以至挑战美国的经济地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旨在重新“平衡”美中关系，以实现两国经济关系的互惠和公平。其放弃全面脱钩，力图通过双边“交易”和非敏感领域的合作最大化美国的经济利益。自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就芬太尼相关问题、对等关税、稀土问题等展开博弈，其策略是将关税威胁作为筹码，对华制造经济压力以达成交易目标。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要与中国建立“真正各具优势的经济关系”，其实质是寻求中国在美国关切的经贸政策领域做出更多让步。此外，特朗普政府注重从“生态锁定”的角度推进科技领域的美中竞争。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将对尖端军民两用技术研究加大投资，重点聚焦水下、太空、核领域等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自主系统等塑造未来军事力量格局的关键技术。为尽可能维持中国实体对美国技术栈（Technology Stack）的依赖，通过生态锁定形成中国对美国的“受控依赖”，特朗普第二任期采取放宽与管控并重的策略，在维持总体对华出口管制框架的前提下，放宽英伟达公司对中国销售H20、H200高端芯片的限制。

从这份报告看，特朗普政府仍高度重视“印太”区域，将其视为大国地缘政治角力的关键场域。美国增强对台海与南海的关注，并明确提出将促进“印太”区域不同海上安全议题之间的联动。报告提出，台湾地区不仅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且提供了通往第二岛链的通道，是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不同战区的连接点。为此，报告重视通过保持美国和盟友的军事优势，强化针对中国的战略威慑。特朗普政府着重提出，要与盟友围绕国防工业基础加强合作，提出建立“能够在第一岛链抵御攻击行为的军队”，防范竞争对手在该区域发动“侵略”。

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对俄罗斯的表述也出现“降温”之势。与第一任期报告中将俄罗斯定性为“修正主义力量”不同，新版报告剔除了意识形态对立的相关表述，未提及俄罗斯对美国民主价值观的挑战。在俄乌冲突方面，报告将矛头从对俄谴责转向对盟友问责。特朗普政府将重点放在对欧洲政策失败的批评上，认为欧洲对俄乌冲突的处理方式存在弊端。报告明确表达了重建欧亚大陆战略稳定的愿望，提出美国将通过其外交手段，减轻欧俄发生冲突的风险。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强调不应将北约视作“永久扩张联盟”，这与俄罗斯方面的看法相当接近。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俄缓和的意图在于，通过在俄乌、俄欧冲突方面的“止损”，将美国军事资源更多投入到西半球和“印太”地区。

（二）压缩盟伴体系成本

在“进攻性收缩”的战略主线之下，特朗普政府重新确定其处理全球事务的优先级，以现实主义逻辑重新审视美国与盟友关系中的成本—收益算计。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较大篇幅讨论欧洲盟友，其措辞之严厉被认为对欧洲而言是一记真实、痛苦且令人震惊的警钟。该报告提出，由于欧洲过于重视监管而导致经济上的衰落，这也损害了欧洲的军事力量基础。特朗普政府希望改变欧洲长期在安全领域“搭便车”的状况，让欧洲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

第一，美国希望尽快压缩跨大西洋盟友关系的维系成本，推动“北约欧洲化”以减轻外部负担。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构建“负担分摊网络”，推动盟友伙伴为集体防御做出更大贡献。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便多次批评欧洲盟国在北约中的安全贡献不足，要求北约盟国尽快将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至2%以上。2025年6月，北约国家于荷兰海牙召开峰会，讨论军费开支与地区安全局势问题。在特朗普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各国最终承诺在2035年前将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提升至5%，其中3.5%为核心军费支出，1.5%为军事与安全相关投资。2025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赛思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上表示，美国清醒地认识到，遏制俄罗斯侵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建立“一个强大、高效且由欧洲领导的北约”。美国在欧洲的“负担收缩”并不等同于放弃对该区域事务的干预，而只是重新调整其联盟管理方式。通过向欧洲转嫁常规防务的成本，美国得以减轻其对北约的负担，与此同时，美方仍控制北约的卫星通信链路、指挥控制系统、武器采购规划等核心安排，保持其在跨大西洋防务关系中的主导权。

第二，以美国实力为筹码，持续胁迫欧洲国家屈从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从盟伴体系榨取利益。经济方面，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友与之加强“战略协调”，在出口管制、打击技术盗窃和网络间谍等方面与美国深化配合。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要求，欧洲国家向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确保美国工人和企业得到公平待遇。在技术政策方面，美国将欧洲的经济衰落部分归因于其监管政策对创新能力的削弱，要求欧洲国家政府放弃以“监管窒息”（Regulatory Suffocation）为特征的发展路径。美国科技界精英曾在 2024 年大选期间给予特朗普极大支持，特朗普执政团队及其家族与硅谷间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在技术方面的“去监管”取向被认为是回报科技精英，这种取向从美国国内政策向美欧关系延伸。

第三，特朗普政府从“文明”入手，试图削弱欧盟内部凝聚力，瓦解欧洲“战略自主”目标。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欧洲提出诸多指责，将其描绘为一个正在偏离自身历史轨道、面临“文明消亡”风险的地区。以此为由，报告提出美国将帮助欧洲纠正失误。特朗普政府力图干预欧洲内部政治议程，从两个维度分化欧洲。一是试图分化欧盟与欧洲国家。报告全文仅提及欧盟1次，称欧盟及其它跨国机构破坏了欧洲的政治自由和主权。这一论断将欧洲当前的困境归因于超国家制度本身，暗示“问题不在国家，而在欧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报告还明确提出，美国支持欧洲国家“作为协调一致的主权国家集团”开展行动，为美国在事实上绕开欧盟主导美欧关系提供依据。二是试图分化欧洲内部的政治力量，扶植亲美势力，对抗建制派精英。报告称，部分欧洲国家在政治实践中压制反对派，践踏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导致欧洲的政治认同和自信受损。特朗普政府支持“欧洲爱国政党”扩大影响力，强调美国将支持“真正的民主”、言论自由以及欧洲国家的个性与历史。显然，特朗普政府希望加大支持欧洲的右翼民粹力量，重塑欧洲内部的政治光谱，从而强化其对美国政策取向的跟随与协同。

（三）选择性参与非核心区域事务

为转移其安全战略重心，降低非必要的成本，实现资源和关系的精准套利，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了美国处理中东和非洲地区事务的路径，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收缩”。相较于冷战后美国对民主推广、人道主义干预与国家建设议程的高度关注，特朗普政府针对中东、非洲的政策转而以工具性谋利为取向。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中东地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日子已经结束。其一，美国已成为能源净出口国，长期支撑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的能源依赖逻辑显著弱化。其二，过去数十年美国在中东展开的大规模军事介入并未带来可持续的区域稳定，反而持续消耗美国的战略资源。在交往模式上，特朗普政府反思了以往的“民主改造”议程，倾向于接受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治理模式，强调要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共同利益领域一道努力”。尤其是，美国高度重视海湾地区国家在能源、海上通道及投资领域的潜能，希望深化与中东伙伴在核能、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合作。

特朗普政府的对非政策同样摒弃了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传播，旨在推动美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从“援助模式”转向“投资和增长模式”。鉴于非洲在关键矿产与能源供应方面的重要地位，特朗普政府将非洲作为交易与谋利的空间。在安全政策方面，新版报告提出美国将会继续参与相关非洲国家的冲突调解和预防，将对非洲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活动保持警惕，但同时明确提出避免任何长期驻军或承诺，这体现了美国“选择性干预”的对非政策路径。例如，刚果（金）拥有大量的关键矿产资源，卢旺达是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非洲国家。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促成刚果（金）与卢旺达签署《华盛顿和平与繁荣协议》，并分别与两国签署合作协议，将冲突调解转化为介入非洲事务、推进美国商业利益的抓手。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看似转向收缩，实则是“缩中有进”。在美国国内政治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一个姿态更为灵活、手段更具强制性的美国霸权形态，逐步取代了冷战后以民主价值观推广和制度现实主义为特征的自由霸权。这种变化将给国际安全格局和中美博弈等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美国在中东、欧洲等地区的相对收缩，可能带来“权力真空”，放大区域安全焦虑，促使相关国家以强化防务为由，加速军备扩张进程，从而推升地区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美国在西半球等核心区域实施排他性举措，将限制中国等其它国家影响力的拓展空间，或使全球秩序进一步走向安全化、阵营化。面对转向“进攻性收缩”的美国，中国需就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大国博弈展开深入、审慎的研判。既要关注特朗普“务实现实主义”带来的协调大国关系的机遇，也要为应对中美结构性竞争的升级和美国战略调整引发的“涟漪效应”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