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新动态与俄美关系走向”研讨会暨第二十八期“北阁沙龙”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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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认为，俄乌冲突延宕背景下，俄政局的基本特点是：普京在位则局势稳定。这种政治上的稳定源自总统权力超强体制的宪法保障、严格的社会管控、外国代理人被“驯服”、平息瓦格纳兵变带来的自信和强势，长期军事化等等。而稳定也意味着政治进程的静态化，体制内外的反对派已经基本被消灭，统俄党的优势将继续加强。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局也面临着几大问题：其一，围绕普京形成了稳定的利益集团；其二，利益集团向“二代”延伸，官商“二代”之间的竞争已现端倪；其三，新政治经济精英尚未参与财富再分配，他们对权力与财富的诉求将在后普京时代凸显；其四，车臣地方武装问题尚未解决。

俄罗斯经济韧性仍存。原因在于战争成本相对可控，国家财政能够支撑，通胀不会失控，且能源和资源供应仍有保障。俄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在于：战争透支了未来发展潜力；经济垄断化遏制了企业创新，恶化了市场经济环境；低失业率表象背后是战争对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动员、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外流；为应对西方制裁和外资撤离对消费品供给的冲击，俄采取的进口替代、东方采购、平行进口和灰色贸易等路径虽短期有效，但不利于其经济的长期良性发展。

俄罗斯社会依旧稳定。一方面，战时经济促进了军工、安保、基础工业等行业的繁荣，增加了就业机会；国家提高了公民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资本管制、强制结汇、稳定汇率等措施缓释了外部制裁带来的社会冲击；战争与民众日常生活隔离，城市必需品供应充足；“英雄时代”计划有效安抚了军人。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环境高度收紧，压制了民众负面情绪的表达；俄乌冲突过程中形成了因战争获益的新中产阶层；文化主权与意识形态实现了统一。与此同时，俄罗斯社会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普通民众的消费欲望和生活质量降低；二是免费医疗失灵，社会抚恤金落实情况堪忧；三是新中产财富不稳定；四是军人战后应激障碍、退役军人返乡及非法武器流散或将对地区安全治理产生负面影响；五是远东等地区的人口流失在未来几十年内将成为结构性问题。此外，社会情绪的变化不容忽视，俄乌冲突结束后民意或将发生变化。

俄大国身份诉求和对美国的他者定位共同导致了俄对美认知的演变，这一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1）20世纪90年代：俄将美视为转型的一面镜子，而平等融入世界体系理想的幻灭推动俄外交实践从理想主义回归现实主义；（2）2000—2008年：俄国力恢复推动其身份诉求向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转变，实用主义成为这一阶段俄外交实践的指南；（3）2009—2021年：在俄美关系历经短暂升温后，俄罗斯于2013年开始将对美国威胁的感知逐步内化，这一内化过程于2015年完成；（4）2022年至今：文明国家成为俄罗斯的新身份诉求，美国被俄视为文明敌手。俄2023年版《外交政策构想》中对美国反俄本质的定位、对自身终结美国霸权历史使命的宣扬，以及对俄美冲突的意识形态化处理，可视为三十年来俄罗斯对美负面认知的总爆发。

冷战后俄美互动的主线可分为两类，一是围绕长期的战略稳定（核）问题，二是围绕阶段性的地缘冲突问题。地缘冲突的顺利解决有助于俄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俄美将过往有效解决地缘冲突的外交实践经验运用于俄乌冲突中，这是俄美暂未直接交火和双方冲突尚未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深化，管控俄美地缘冲突日益成为负资产，同时特朗普新任期以来的反建制行动可能导致民主党推动建立的地区冲突管控机制受到威胁。此外，俄美双方在如何构建欧洲地区安全框架这一核心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

阿拉斯加峰会体现了俄美在互动叙事中企图剥离地缘冲突的尝试，双方均不认为俄乌冲突是俄美关系的首要问题。然而，俄美当前的互动态势无力支撑两国关系重启，也无法解决乌克兰困局。原因有四：其一，俄方极力将经贸作为双方新互动叙事的核心，但现实是两国经贸关系难以回暖。其二，两国人文交流虽成为亮点，但局限于低政治层面，影响有限；仅凭俄方迎合特朗普政府未成体系的保守主义主张难以在两国间促成稳固的纽带。其三，俄美互动似乎局限在领导人个人关系层面，这其中可能掺杂了特朗普家族利益集团与俄罗斯加密货币利益集团之间的关联。其四，俄美领导人的行事逻辑截然不同，特朗普意在将争议留给后代，而普京则恰恰相反。

未来，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互动将更多集中于场外对抗，影响未来叙事变化的更多是“黑天鹅”事件等不确定因素。中国核力量增长或将成为俄美互动的议题，但双方共同对抗中国的可能性较小。俄美关系走向与乌克兰经济走势和政治形势紧密相关，但最终仍取决于俄未来政治走向。

表面上看，欧盟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立场一致，即坚定支持乌克兰，表现为：军事上，向乌提供武器和训练方面的支持；政治上，呼吁维护乌领土完整，并支持其加入欧盟；经济上，承诺向乌提供资金支持，对俄持续实施经济制裁。但事实上，欧盟内部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为几个阵营：一是坚定支持派，包括由克制转向强硬的法国、英国、葡萄牙、波兰、爱沙尼亚、瑞典等；二是摇摆派，如德国、捷克、荷兰、西班牙、瑞士等；三是和平派，如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等。

欧盟对欧美关系、欧俄关系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在对美关系上，欧盟国家从跟随美国转向寻求战略自主，推行以实力促和平的策略。在对俄关系上，欧盟内部分为务实派、战略自主派和怀疑派。务实派以波罗的海国家及波兰为主，它们视俄为本国生存和发展的威胁，担心特朗普与俄达成私下交易影响欧洲利益。战略自主派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然而由于能力依旧有限，它们只能通过冻结俄资产等临时措施实施对俄制裁。怀疑派以中东欧国家（如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意大利的政治反对派等为主，它们对美国解决俄乌冲突的能力和欧俄关系的前景都持怀疑态度。

目前俄乌双方依旧缺乏妥协的意愿，短期内冲突难以结束。首先，俄最低目标或现阶段目标是控制顿巴斯全境，禁止西方军队进驻乌克兰，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俄美在其他问题上的对话。俄方不会接受无条件停火或者在最低目标上妥协，将优势拱手让给西方。然而，全面控制顿巴斯在未来一两年内无法实现。受限于国内经济形势，普京的永久战争可能是低烈度的，以更缓慢、更低耗的方式进行的，永不休止的战争模式。

国际核秩序动荡、俄国内强硬派政治精英影响力扩大、民族主义反弹等因素共同推动了俄核战略转型，催生了俄进攻型核战略。俄核战略转型表现为：核学说调整，潜在敌人范围扩大，核武器使用红线模糊；战略核力量高度现代化；向白俄罗斯提供核保护伞，向朝鲜出售核技术。俄核战略转型一方面有利于维持国内稳定、团结政治精英，维系其在后苏联空间的战略威慑，并刺激与美战略接触；另一方面却加剧了军备竞赛，加速了国际核秩序碎片化。

欧洲和乌克兰方面不接受以俄方案重构欧洲安全架构。当前，欧乌主要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兵源问题，二是资金问题。特朗普上台后暂停对乌援助，欧洲不得不独立承担援乌重任。尽管压力巨大，但不能低估欧乌的决心和承受消耗的能力。倘若资金问题得以解决，未来三年欧洲支撑乌克兰的能力依然存在。

由于特朗普外交团队的非专业背景，加之深受普京影响，其政策摇摆不定，并未促成俄乌冲突解决，反而使局势更为复杂。目前，俄、欧、乌都在竞相影响特朗普，争取使其政策向己方倾斜。

总之，俄乌双方都不愿在核心问题上让步，冲突可能继续持续一至三年。双方承受消耗的能力将成为竞争的焦点。当然，还有两个影响俄乌冲突走向的不容忽视的变量：一是战场情势是否发生突变，二是美中期选举结果。俄可能更执着于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其最低目标。

在俄乌冲突延宕未决、世界变局向纵深演进的背景下，中俄务实合作显得尤为珍贵。以中俄“长江—伏尔加河”合作为例，中俄地方合作呈现新特点：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协议和项目日益增多，贸易和投资持续增长等。中俄地方合作深化的原因包括：其一，元首外交奠定坚实基础；其二，双方优势互补，为合作提供天然基础；其三，共同的政策目标是双方合作的直接动力；其四，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的利益诉求构成两国战略交汇点和地方合作共识。中俄地方合作亦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地方项目落地率低、合作深度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内部协调困难，以及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风险等。为务实推动“长江—伏尔加河”合作，中俄双方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多层级协调机制、增强互信互惠、密切人文交流，并落实互联互通工作，发挥产业集群带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