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i导读
当前美国单极霸权结构正在发生衰变，导致美国用于自我证成的话语体系之间发生深刻的断裂乃至冲突。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就此撰文，对比分析了福山与特朗普的两种叙事：福山的叙事历经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秩序”三要素的演变，服务于美国全球扩张；而特朗普则以“美国优先”的“独赢”叙事回应霸权成本危机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这场叙事之争的实质，是美国霸权在单极结构衰变之际，围绕其经济基础与政治模式展开的深刻调整。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发。
摘要
霸权（hegemony）由“强制”（coercion）与“同意”（consent）两个维度构成。“同意”的生产，内在需要某种胜利主义叙事或“赢学”叙事。美国霸权不断制造与自身具体形态相适应的胜利主义叙事。尽管福山对特朗普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二者都致力于为美国霸权制造胜利主义叙事。前者的胜利主义叙事适应于美国霸权扩张时期，但其以“意气”（thymos）为锚点的理论建构具有内在缺陷，难以生长出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后者的胜利主义叙事适应于美国霸权战略收缩时期，通过重新区分“内”与“外”，将大量属于美国全球霸权网络的力量和利益，归入美国的外部，从而在限缩美国利益范围的基础之上，重构“赢学”叙事。福山与特朗普的两种胜利主义叙事服务于美国霸权的不同形态，其未来走向，取决于美国霸权转型的具体结果。
关键词：霸权；胜利主义叙事；意气；承认的政治
一、问题的提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后冷战时期的单极霸权结构正在发生衰变，导致美国不同时期用于自我证成的话语体系之间发生深刻的断裂乃至冲突。这一现象，集中爆发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首年的公众舆论之中。2025年4月30日，以“历史终结论”而著称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公开发表文章《怨恨的100天：唐纳德·特朗普对法律的漠视和复仇的渴望意味着更糟糕的事情即将到来》（“100 Days of Ressentiment，Donald Trump’s disregard for law—and thirst for revenge—mean worse is to come”），批判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前100天内表现出对法律的蔑视，指出其试图通过侵蚀司法独立、限制新闻自由和削弱公民自由来巩固行政权力。福山强调，特朗普的企图由于美国社会的抵制而未能完全得逞，但如果美国社会放松警惕，特朗普可能会在未来带来更大的破坏性后果。
与福山的失败主义论调形成鲜明对比，白宫的网站一直陶醉在凯旋的气氛之中。我们不妨浏览这些标题：《星期一早上的赢点：称之为“特朗普效应”》（3月3日）（“Monday Morning Wins: Call It the ‘Trump Effect’” ）、《我们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永远赢而不倦》（3月8日）（“We’ll Never Tire of Winning Under President Trump”）、《50天50胜：特朗普总统为美国人带来胜利》（3月10日）（“50 WINS IN 50 DAYS: President Trump Delivers for Americans”）、《第15周赢点：特朗普总统的第100天以更多成功为标志》（5月2日）（“week 15 wins: President Trump’s 100th Day Marked by More Success”）、《大而美法案的50个赢点》（6月3日）（“50 Wins in 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特朗普总统：“我们的士兵战斗、战斗、战斗，他们赢、赢、赢”》（7月14日）（“President Trump: ‘Our soldiers fight, fight, fight, and they win, win, win’”）。“赢”（Win）是特朗普执政团队的关键词，体现了特朗普作为一个房地产商人和娱乐明星对白宫成功的商业文化输入。无论面临何种执政困境，特朗普及其团队总能通过两种经典话术将其转化为胜利叙事：要么将责任归咎于前任政府的遗留问题，要么强调“若非本届政府力挽狂澜，局面将更加不堪”。
白宫官网上这些风格独特的标题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助推“赢学”迅速成为重要的中文互联网热词。中国网民在使用 “赢学” 一词时，多带戏谑意味。从主流学界的眼光来看，“赢学”讨论类似于网络狂欢，难登学术大雅之堂。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网络现象实则值得从理论层面加以审慎剖析：所谓 “赢学”，其实就是叙事主体进行自我证成、具有保持信心与士气功能的“胜利主义叙事”或 “凯旋主义叙事”（triumphalist narrative）。这种叙事恰是霸权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在要件。
意大利共产党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继承和发展了十月革命之后苏俄/苏联关于领导权（гегемония）概念的理论传统，深刻地指出，霸权或领导权（hegemony）由“强制”（coercion）与“同意”（consent）两个维度构成；西欧难以发生俄国式革命的关键在于，西欧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存在丰富的建构“同意”的机制，因而需要与俄国不同的革命策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对葛兰西的分析中进一步深化了对“强制”与“同意”之间关系的探讨，将其比作银行的准备金与发行的纸币的关系。如果只有准备金，但不发行纸币，也就不能够放大准备金本身的购买力与支配力；但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金，滥发纸币就会引发挤兑。那么，如何在强制的基础之上，为霸权的预期受众生产出一种获得感呢？笔者进一步的推导是，某种形式的胜利主义叙事在此变得必不可少。霸权叙事话语的生产者试图向目标受众传递的核心信息是：其历史就是一个节节胜利的进程，未来也将持续维系 “赢” 的态势；在这一逻辑前提下，目标受众若选择追随霸权，便有望实现 “赢” 的结果，至少会比仅凭自身努力或依附其他力量 “赢” 得更为丰厚。
在美国，胜利主义叙事是社会运行机制必不可少的部分。首先，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胜利主义叙事是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得以维系的话语中介。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如果投资者普遍相信经济会增长、资产价格会上升，他们的乐观行为（如投资、消费）会推动实际经济增长，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金融体系的稳定直接影响就业、通胀和社会秩序。政府和金融机构往往通过乐观叙事（如“经济复苏在即”“危机可控”）来维持公众信心，避免恐慌性行为引发负面连锁反应。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竞选机制，也同样需要“自我实现的预言”。政党与候选人纷纷建构己方必胜的叙事，其中包括制造各种有利于己方的民调，争取处于摇摆状态的中间选民。最后，胜利主义叙事还有助于掩盖政治经济不平等、债务危机等问题，维护既得利益格局。
霸权的运行需要胜利主义叙事（所谓“赢学”），但不同的霸权形态需要不同的胜利主义叙事。一种霸权的胜利主义叙事未必适合另一种霸权，同一种霸权在上一个阶段的胜利主义叙事，也可能因为时过境迁而丧失功效，从而需要叙事重构。福山对特朗普的批判，显示的是他对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丧失吸引力的极度不满。但是，福山胜利主义叙事所遭遇的挫折，究竟是因为少数人“误入歧途”，还是因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特朗普的胜利主义叙事，究竟回应了何种不同于福山胜利主义叙事的问题，呈现出了何种特征，又面临着哪些困境？
当代学界探讨美国霸权的学术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亦已有一些先行研究关注到美国霸权的构成与运行机制中的胜利主义叙事。如玛丽·诺兰（Mary Nolan）揭示了美国在二战后和冷战后的单极时刻，如何通过“解放者”“重建者”“秩序与繁荣的缔造者”等胜利主义修辞，投射和巩固其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梅兰妮·麦克阿里斯特（Melani McAlister）通过分析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东形象，揭示了美国如何通过胜利主义叙事在文化层面建构和维系霸权。与以批判笔调讨论“霸权”的文献在情感色彩上有所不同、但在机制描述上形成共振的是约瑟夫· 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soft power）论述，其著作公开将所谓“软实力”作为美国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是强调霸权的“同意”维度的建设。但从原理上说，这些论述均没有超出葛兰西及其理论继承者的洞察。如何将葛兰西理论传统的洞见，落到对于特朗普与福山两种胜利主义叙事之争的分析上，属于“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工作，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试图结合思想史的考察与政治经济学分析，深化这一研究，以期进一步推进对“霸权”这一“标识性概念”的基础理论研究。
二、福山胜利主义叙事的两个版本
福山是美国胜利主义叙事的公认代表。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刊物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在其中，福山运用了从其在康奈尔大学学习阶段的老师阿兰·布鲁姆（Alan Bloom）那里汲取的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黑格尔解释，认为寻求“承认”（recognition）的斗争驱动历史进程，自由民主制度通过平等的公民权将相互承认制度化，构成承认斗争的最终解决之道，从而带来“历史的终结”。他对科耶夫思想的运用不同于科耶夫本人的意图，后者事实上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道路视为通向“普遍同质国家”的快速通道。“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时间的停止，而是凸显人类社会不会再出现比自由民主制更具正当性的政治组织形式。
福山发表该文之时，柏林墙尚未倒塌，捷克的所谓“天鹅绒革命”尚未发生，哪怕是在美国苏联研究界，也很少有人能想到整个苏东阵营会在短短几年内全面崩溃。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美国确立全球单极霸权，福山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名声。1992年，在经过多次修改的长篇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重新阐释了“寻求承认”的论点，将其追溯到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心理学以及苏格拉底关于灵魂三重结构的假设：在“理性（nous）”和“欲望（epithumia）”之间，存在着“意气（thymos）”，它追求荣耀，是“勇敢”这一德行的灵魂基础。根据福山的解读，“意气” 包含了赋予事物价值的动力，这种价值始于自我评价，并因此为获得承认而斗争。
按照福山的论述，“历史终结”后的时代，就是尼采所说的“末人”（der letzte Mensch）的时代，这一时代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互承认，但仍然需要控制激情的方向，使之不至于误入歧途。历史终结之后的好公民，应当在追求平等的问题上既不激进，也不能具备太强烈的优越激情（megalothymia）。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特朗普，已经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具有很高辨识度的大众文化人物，媒体频繁突出其财富、野心与“赢家”形象，部分媒体也讽刺他的自夸、浮夸、粗俗和炫富。《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共有两次提到特朗普。该书，第27章讨论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指出“对平等承认的追求——即平等激情（isothymia）——未必会随着事实上的平等和物质丰裕的实现而减弱，反而可能因此被进一步激发”。福山引用了托克维尔对于平等的分析，指出“在民主国家，对平等的热爱比对自由的热爱更为深刻且持久”。 因此，“自由的泛滥——如利昂娜·赫尔姆斯利或唐纳德·特朗普的傲慢炫耀，伊凡·博斯基或迈克尔·米尔肯的罪行，埃克森·瓦尔迪兹号对普拉德霍湾的破坏——远比极端平等带来的弊端（如平庸化的蔓延或多数人的暴政）更为显眼”在这里，特朗普被视为优越感过度的精英，容易激起追求平等的大众的怨恨。
福山回应了尼采的观点，即对普遍承认的要求源自弱者和平庸之辈，而随着自由民主的胜利，历史的终结也将是“末人”的时代，这些人将自己的安全和舒适放在首位，永远不会力争达到新的高度。但他认为，除了成为缺乏激情能量的“末人”的风险之外，历史终结的状态还存在相反的危险。于是，特朗普再次出现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最后一章中，福山在这一章中讨论了历史终结状态下如何满足优越激情的问题，指出“若缺乏常规且建设性的渠道释放优越激情，只会导致其日后以极端而病态的形式卷土重来”。尽管自由民主能够为优越激情提供出口，但可能仍然无法满足一些优越激情过于强大的人。福山列举了几种可能性：一个人可以成为唐纳德·特朗普那样的地产大亨，或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那样的登山家，或乔治·布什那样的政客，但“尽管他们获得了诸多认可，其人生并非最艰辛，他们所追求的事业也并非最崇高或最正义”。这些事业仍然无法消除历史终结之后人的无聊心态。为了反对无聊，人们开始反对给予自己幸福生活的事物本身，这是“历史终结”之后要面临的挑战。福山由此强调，要保持在“历史终结”的状态，无论是平等激情和优越激情都必须得到有效控制。
对人性中的激情的分析，是福山的胜利主义叙事的核心部分，论证了美国所代表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制度具有“终结历史”的意义。今天的美国也有像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样的偏左翼的人士，认为可以将自由民主建立在更具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基础之上。福山的原理对这样的主张提供了一种潜在回应，那就是必须保持高度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允许一些人在经济领域通过竞争建立自己的优越地位，这样才能够满足人内在的优越激情。但与此同时，经济领域的支配关系，也不能被直接转化为政治上赤裸裸的支配关系，因为这样就不能够满足人们的平等激情。1992年，在福山的视野中，特朗普代表着一种这样的威胁：他的优越激情显著过度，需要为他找到正当的疏泄出口，以避免其危及自由民主秩序本身。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是一本非常独特的著作。在西方学界，若问及人们对该书的评价，不少人会给出诸多负面看法，认为福山的论述夸大其词、言过其实。然而，倘若转换提问方式 ——“您是否认为自由民主是当今世界现存政治制度中最优的选项？”—— 那么许多曾批评福山的人反而会给出肯定答案。对这些人而言，现存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许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从未相信西方之外的任何国家能创造出更优越的政治制度；即便要对自由民主制度加以改良，也理应由西方、尤其是美国独立完成。他们与福山共享了这样一幅世界地图，在这幅地图上，有些区域和国家已经实现了“历史的终结”，而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在他们看来还生活在历史之中，有待于像福山这样的来自“历史已经终结”的区域与国家的理论家来启蒙。向着“历史的终结”迈进，就是不断地“赢”；而如果抗拒这个趋势，那么其结果就是必然的“输”。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代表着福山胜利主义叙事的1.0版本，其立论高度依赖于对人性的政治哲学推演。这个版本的知识基础是福山在康奈尔大学受到的政治哲学训练。在求学康奈尔之后，福山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到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深刻影响，尽管亨廷顿并不同意他后来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在长期为美国政府做政策咨询的实践中，福山接触到了许多国家建构的经验材料。自1997年以来，福山一直是伊拉克政权更迭的鹰派支持者，尽管他与政权更迭的结果保持距离。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为国家建设提供了鲜活的实验室，福山渴望汲取其中的教训。
这些观点在他2004年的论著《国家建设：二十一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该著认为，冷战的结束留下了“一群失败的弱国”，从巴尔干半岛经高加索地区一直延伸到中东和中亚。1968年，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提出了美国对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监护理论，甚至主张在必要时支持军事独裁。福山试图更新他老师对于“政府的形式”（form of government）和“统治的程度”（degree of government）之间的区分，以适应21世纪。他区分了“国家活动的范围”（the scope of state activity）与“国家权力的强度”（the strength of state power），并批评这两个维度之间的混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福山的胜利主义叙事1.0版本逐渐向2.0版本过渡。两个版本都坚信自由民主的正当性，但其论证的路径，已经呈现一些微妙的差异。
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the Pre-Human Era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以下简称《政治秩序的起源》）可谓福山胜利主义叙事2.0版本的代表作。这一著作从基于人性的政治哲学推理转向了更具经验色彩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更多政治社会学和比较历史的成分。在这里，历史的动力机制并非黑格式的主奴辩证法，而是达尔文式的进化论。福山坦承亨廷顿所讲的“政治秩序”相当于他所界定的“国家建设”，而该书的核心命题是，良好的政治秩序由国家、法治及负责任的政府三要素构成，丹麦被作为三者结合的典范，欧洲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是以不同的速度和步调“达到丹麦”。那么，这样的政制，与福山一贯鼓吹的自由民主制是什么关系呢？在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以下简称《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福山进一步明确，自由民主制就是上述三个要素取得平衡的政制，并且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自由民主本身构成某种政治上的普遍性，抑或它只是生活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的文化偏好?
福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这种政权形式的普遍性，是历史进化的结果。只有在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实施现代化的情况下，才迫切需要以上三个要素取得平衡的政制。法治与负责任的政府对于支撑经济增长和高效的大市场是必要的。以法治和民主负责制来平衡国家权力，就不仅仅是一个规范性偏好，而成了保持政治组织稳定的必要条件。福山批评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观点，坚持认为威权政党不可能满足大众参与的要求。在此，他集中提出他的“赢学”命题：“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权，事实上成了现代成功政治的普遍条件。”当然，这三个要素如何结合，可以因国家而异，美国的具体制度形式并不构成普遍的模式，在欧洲更为流行的议会制同样是可行的制度模式。
在国家、法治、负责任的政府这个三分框架里，福山主张，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好事总是很难同时发生，一些要素的发展，可能会抑制另外一些要素的发展。在福山看来，中国古代的国家建设领先于欧洲，但是早熟的国家建设也抑制了法治和负责任政府的发展。而对自由民主制，他作了这样的评论：“自由民主制今天可能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政府，但其合法性仰赖自己的表现。而表现又取决于维持恰当的平衡，既要有必要时的强大国家行为，又要有个人自由……现代民主制的缺点有很多，呈现于21世纪早期的主要是国家的软弱。”在美国，则是法治和负责任政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家建设，导致美国在今天出现了“否决政体”(vetocracy）。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第14章中，福山系统地讨论了美国的“否决政体”，认为美国宪制中的多重制衡机制原本旨在防止权力滥用，但在当代却演变为各方利益集团利用否决权阻碍政策推进的工具。这种现象导致政府在面对重大公共事务时，常常陷入僵局，无法达成共识。这些分析反映了他的焦虑：如果美国自身出现政治衰败，在全球推进“历史终结”的事业方面，就会丧失动力和说服力。
因而，在福山的胜利主义叙事2.0版本中，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甚至在美国也会发生。通过这一看似更具经验性与历史性的进路，福山给自由民主必胜的胜利主义叙事，增加了一些经验性条件，他指出，“如果制度无法适应，社会将面临危机或崩溃，可能被迫改用其他制度。不管是非民主政治制度，还是自由民主制度，它都一视同仁”。但与此同时，福山仍然坚持，其他政治模式的表现远不如自由民主。
首先是伊斯兰世界的非自由民主的政制，如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政制。按照《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的看法，世俗主义并不是三要素模型中的必备要素。由于其宗教传统，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都存在法治，那么，一个建立了某种负责任政府的伊斯兰国家，也可以体现国家、法治和负责任政府的结合，这样的模式肯定不可能是自由民主模式。这样的推断是否合乎福山的原意？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附带性地处理了这个罅隙。他认为伊朗内部是严重分裂的，许多中产阶级质疑政府的正当性主张。福山隐含的意思是，伊朗的“负责任政府”水平值得怀疑。在探讨当时中东正在发生的“阿拉伯之春”的时候，福山也怀疑在那些地方是否存在建立稳固的民主的土壤。在他看来，拒绝政教分离的宗教因素，构成建构负责任政府的障碍，而要扫清这一障碍的关键是给予宗教新的解释，正如历史上欧洲的宗教改革那样。如此，对于福山而言，伊斯兰世界的出路仍然在于向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靠拢。
其次是中国。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三要素隐含的排序中，福山在谈及国家时论“强/弱”，谈及法治与负责任政府时论“有/无”，这一谈法本身就体现出福山对后两个西方国家引以为豪的要素赋予的特殊份量。他认为中国很早就有国家建设，但在法治和负责任政府方面，直到今天仍然乏善可陈。在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之中，福山对于中国的处理变得更为复杂了一些，增加了对程度的讨论，而不仅是在讨论“有/无”，但变化并不显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封面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political order”两个字的上方是美国白宫的图片，而“political decay”对应的是中国的地标性建筑，从而表明了福山对于两个国家的鲜明态度。同年，在接受日本记者加藤嘉一采访的时候，福山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了评论，认为“当它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时——这些社会压力的出现是现代化的产物——就会遇到大量挑战”。而这其实是应用了他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结论：要支撑一个大规模社会的经济增长和高效的大市场，最终需要自由民主制。但福山略作让步，表示可以观察中国的表现：“如果中国成功化解了这些压力，并且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定的状态，那么我认为中国确实成了自由民主制度以外一个真正的替代性选择。”
综上所述，福山的胜利主义叙事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基于对人性中的激情因素的政治哲学推演，第二个版本则引入了更多历史与经验的论述，将自由民主视为维持现代工业社会政治组织稳定的必要条件。福山并没有放弃“历史终结论”，而是给它加上了新的、基于历史演化的经验论证。其胜利主义叙事的实践指向是一贯的：美国肩负着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历史终结”的使命。
三、特朗普的冲击
在福山胜利主义叙事2.0阶段，其继续关注如何推动全球的“历史终结”，然而这一历史使命的承担者美国却缺乏有力的行动，这构成他重要的焦虑来源。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举行之前，福山热衷于使用“否决政体”（Vetocracy）一词，以上述三要素（国家、法治、负责任的政府）的框架批评美国陷入了三权之间互相否决的僵局，指出美国在国家构建方面陷入滞后状态。他事实上期待民主党政府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尤其要解决三权中的行政权软弱的问题。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给福山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在回应之作《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以下简称《身份政治》）中，他承认自己“对选举结果吃惊，为美国和全世界因此面临的影响而不安”。福山承认，这是自2015年英国公投脱欧之后他所遭遇的第二个意外；当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将特朗普作为一个充满野心的个体的案例的时候，他确实没有想到，再过25年，特朗普不满足于商业成功和跻身名流，走上从政之路并当选总统。但福山认为：“这与我的总论点——关于自由民主的潜在威胁，关于激情这一自由社会的中心问题——并不矛盾。” 在《身份政治》一书中，他回归了对承认的需求，称其为“统一当今世界政治诸多事件的主导概念”。那些促成自由民主“终结”的“意气”，如今已成为一种内部不稳定的因素。
福山坦承，从《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以来，自己经历了两个思想的转变：一是认识到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构建之难，二是认识到现代自由民主衰败或倒退的可能性。福山现在承认，现代自由民主只是承诺和实现了最低程度的平等尊重，体现在个人权利、法治和选举权之中，但在实践中不能保证民主政体中的群体获得政府和其他人的平等尊重，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曾被边缘化的群体成员。在现实中，人们经常会因为肤色、性别、族群身份、外表、性取向等获得区别对待。自由民主更难以满足那些要求被承认为优越者的欲望。福山用忧心忡忡的目光看待西方兴起的种种具有强烈“部落主义”色彩的身份政治运动。导向历史终结的“意气”，现在变成了影响自由民主稳定性的内在因素。
福山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政治光谱中那种部落式的身份政治的兴起深感不安，但也认为这一现象有自身的逻辑。自由民主的胜利恰逢不平等加剧和全球化带来的颠覆性社会变革时期，导致了很多意外后果。2008年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以及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救助金融家的做法，损害了自由民主的声誉。《身份政治》进一步指出，当一个群体经历了被拒绝承认的屈辱时，他们的经济不满情绪会更加强烈。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黑人奋起反抗警察暴力，女性奋起反抗性骚扰，跨性别者奋起反抗权利被剥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奋起反抗沿海精英及其主流媒体，本土工人奋起反抗他们认为被过度偏袒的移民。在这些例子中，可以间接感受到“意气”（Thymos）的存在。福山还举了一个例子，在本·拉登1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发现他在电视上观看以色列国防军对待巴勒斯坦人的画面时，泪流满面。
福山指出，自由主义规范赋予一个人真正的内在自我以内在价值，使其超越外部社会世界。但在实践中，自由民主的程序机制只提供形式上的“最低限度的”承认，包括选举权、个人自由等。它纵容了“市场社会”的不平等回报；它无法保证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获得平等的尊重，许多类型的歧视将继续存在。在这些方面，随着自由民主的胜利，如何满足平等激情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此外，美国在“否决政体”（Vetocracy）中体现的政治衰败问题，使得美国人渴望一位能够让国家重新运转的领导人。福山将特朗普比作凯撒、希特勒和庇隆：“这些人抓住了普通民众的怨恨，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宗教或生活方式受到了不尊重。”在福山的视野中，大人物的优越激情与群众的平等激情的结合，为特朗普的崛起提供了解释。
随着民主党在2020年重返政坛，世界仿佛回到某种常态；但要消除隐忧，仍需要解释特朗普何以当选。在福山于2022年出版的《自由主义及其不满者》（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中，他承认，自由民主的周期性脆弱性可能会使其持久性受到质疑，即使在其美国堡垒内也是如此。他一直坚持认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作为政治秩序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可以分别加以分析。21世纪20年代的危机并非民主危机，而是自由主义本身的危机。这场危机不太可能致命；尽管自由主义现在可能看起来像是“一种陈旧而破旧的意识形态”，但自从它在法国大革命后作为一种鲜活的意识形态出现以来，它就一直面临着持续的攻击：浪漫主义者抨击它是一种精于算计和贫瘠的世界观，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抛弃了它；但它却一次又一次地幸存下来并发生变异，成为20世纪末“世界政治的主导组织原则”。
但如何解释特朗普的当选呢？福山的解释相当于“好经被念歪了”，即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带来的贫富分化和觉醒自由主义（Woke Liberalism）带来的身份政治，给特朗普的崛起创造了条件。福山认为，自由主义者在私有财产问题上的观点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将社会问题简化为效率考量，导致了贫富分化，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自由主义者正确地强调了个人自主的价值，但也冒着将其推崇至至高无上的风险。关注种族和性别平等的进步人士指责自由主义社会未能践行自身的理想，这无可厚非，但他们坚持群体权利，却损害了自由主义本身的普遍性。“觉醒自由主义”动员法院、大学和主流媒体推进其议程，同时使得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被置于边缘化的位置，从而导致了保守派的反弹。选民对新自由主义和觉醒自由主义的不满促成了特朗普的胜利。
福山认为，解决不满情绪，应当采取以下办法：培养一种新的公共使命感；提高政府质量，以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平等不应过于极端；社会保障应设定在可持续的水平；公共政策应避免强化群体认同；个人自主权应得到尊重，但应在可接受的规范范围内。他希望民主党能够遵循这些建议。如果这听起来像是痴心妄想，那么他还有一个用来保底的“赢学”判断：自由民主仍然比任何现有的替代方案都更可取。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自2013年以来，福山一直借助斯坦福大学和其他平台，针对乌克兰开展人员培训。因此，他将这场战争视为全球范围内自由民主与威权主义的对决，美国是前者的领袖，而他自己处于推广自由民主的前线。强烈的兴奋感冲淡了他胜利主义叙事2.0版本中历史社会学分析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其胜利主义叙事1.0版中的政治动员色彩。2022年10月，福山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一篇新评论，浮光掠影式地点评了他眼中的不同阵营在当下的表现，认为近一年来，俄国、中国等国的关键弱点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为他的“历史终结论”添加了更多证明。在文末，他更是向《大西洋月刊》的读者发出了战斗的号召。
然而，美国并没有真正回归福山所期待的常态。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第二任期，极大地逆转了拜登政府在俄乌问题上的政策。福山愤怒地撰文《终极背叛》（“The Ultimate Betrayal”），认为特朗普并不只是退却到孤立主义，甚至是加入自由民主的敌人的阵营。他在文章的最后愤怒地评论：“不要告诉我，美国人民去年11月投票支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当时并未真正关注，而现在必须准备好目睹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变得面目全非。” 当福山认为美国这只自由民主阵营的“领头羊”都加入对方阵营，那么历史究竟是推迟了终结，还是历史其实从一开始就不会终结？
福山理论姿势的摇摆，恰恰展现出以“意气”作为分析的支点本身的脆弱性。我们需要问的是，以激情为基础的“承认的政治”，究竟是政治秩序演变的终极动力，还是传递其他动力的中介环节？在柏拉图《理想国》的灵魂三分结构中，理性（nous）负责思考、判断和追求真理，是智慧的源泉，应指导其他部分的行为；意气（thymos）是荣誉感与勇气的基础，辅助理性约束欲望并推动行动；欲望（epithumia）追求生理和物质满足，需要在理性与意气的控制下保持节制。意气确实可以在某些情况下独立发挥作用，驱动个体对荣誉和认同的追求；然而，它往往并非充当孤立的施动力量，而是受到理性与欲望的共同影响。在许多情况下，意气充当了一种中介机制，将理性规划与欲望冲动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倾向。
在柏拉图的框架下，在意气充当中介机制的条件下，分析的重点必须转向分析推动意气发挥作用的深层力量究竟来自何方。这要求我们深入探讨理性、欲望与意气之间的互动机制：是哪些欲望刺激了意气，使之成为行动的驱动力？又是如何通过理性的调节或抑制，使意气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标？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得以显现——它不仅需要研究权力与资源的分配，更要分析制度、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如何塑造个体和群体的激情，并最终作用于政治秩序的生成和演变。福山理论的薄弱环节，恰恰在于对意气作为中介机制的分析上。
特朗普的崛起对于西方的理论家们构成重要的理论挑战。福山提供的解释，是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始终是好的，但是大众的激情走错了方向，从而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本身是一个相当表层的分析。若仅仅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视为释放优越激情（megalothymia）的场域，若不细致剖析美国从新政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形态的变化及其造成的深刻的政治影响，就无法解释为何如此多的美国选民在美国GDP不断攀升新高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成为对以自由民主口号包装的美国全球支配体系缺乏兴趣的旁观者。
事实上，给福山胜利主义叙事带来沉重打击的，不是别的，恰恰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本身。在冷战时期，由于存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挑战，为了防止内部民众的反抗，美国资本集团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众让利，延续乃至发展了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减少部分联邦政府开支，但社会福利整体削减有限，金融系统总体监管框架尚未完全开放。然而，冷战的终结与单极霸权的确立，使得美国的资本集团产生了极大的自负，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与最后的人》也为这种自负提供了燃料。既然不再需要担心所谓共产主义渗透，那么对大众的让利也变得没有必要了。因此，新政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种种约束，逐渐被移除。尤其是克林顿总统废除禁止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混业经营的法律规定，放松衍生品监管，大力推动金融全球化。凭借美国的单极霸权，美元霸权可以覆盖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如同脱缰的野马，变得肆无忌惮。
美元的全球霸权体系从根本上重构了全球贸易格局，特别是对美国自身的产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机制的关键环节在于，美国通过持续进口外国商品，向出口国输出美元，从而实现美元的全球流通。既然美国仅凭发行美元纸币就能轻易获得全球各地的优质商品和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产品，直接使用美元购买外国廉价商品显然比在国内投资建厂生产这些商品更加有利可图，于是在本土进行产业投资的动力不断弱化。与此同时，在华尔街金融资本的短期利润导向下，美国企业普遍面临着股东要求提高投资回报率的压力。为满足这一需求，跨国公司往往采取双重策略：一方面大量雇用低薪移民劳工以降低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则加速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
这种产业转移不仅导致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还进一步强化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循环机制——美国通过进口商品输出美元，而其他国家则通过出口商品积累美元储备，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在此过程中，美国资本集团获得了超额利润，而普通美国工人则面临着就业机会流失和工资增长停滞的双重困境。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雇主寻找比本土白人更为便宜的劳动力的结果，是美国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色人种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不断攀升。这是美国资本主义自身发生的巨大变化。特朗普的胜利主义叙事将矛头指向中国，认为是中国赚走了美国的钱，这是严重具有误导性的。事实是，那些为苹果手机代工的中国工厂只是赚取了非常微薄的利润，苹果公司赚走了利润的大头。然而在中国，这些微薄的利润能够转化为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进而又被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的提高。而在美国，这些利润不能有效转化为美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而无法被用于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改善美国平民的生活条件。
与此同时，近年来，美国社会中的身份政治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其核心特征在于对族群、性别、性取向等特定身份的强调。我们暂且不探讨这种思潮背后的理论依据是否合理，但可以确定它在现实社会中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当普通民众被不同的种族、性别或性取向认同所分裂时，就难以形成统一的集体认知，进而导致他们对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收益分配不公等根本性问题的关注度降低。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社会分化现象在客观上使得既得利益集团能够继续维持其优势地位，而不必面对来自广泛社会群体的系统性质疑和挑战。
因而，恰恰是“历史终结”的乐观主义，导致美国在冷战时期原本存在的对资本主义的有限约束走向失效。这种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为了资本的超额利润，加速抛弃了美国传统的工人阶级。那些在美式全球化过程中感觉自己利益受损的群体，也许相对于中国或东南亚的工人来说在客观上获益更多，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在选举政治中转化为了一种巨大的政治能量，而特朗普就成为被选择的政治代言人。不管福山自己是多么憎恶特朗普，客观来看，他传播的乐观情绪，“意外”地促成了特朗普的崛起。
四、特朗普胜利主义叙事的崛起
从根本上说，福山与特朗普都希望美国能一直“赢”下去。但福山相信，只有坚持自由民主，美国才能一直“赢”，因此美国需要在关键事务上坚持自由民主的原则，比如在俄乌冲突中坚决站在乌克兰一方。但福山的胜利主义叙事没有回答的问题是：这种胜利主义叙事的成本与代价究竟是什么？当成本与代价的问题浮出水面，福山胜利主义叙事的衰落和特朗普胜利主义叙事的崛起都能够获得解释。
福山的论述，恰恰展现了特朗普眼中的“全球主义”的理论逻辑——在后冷战时代，充满自信，认为美国能够建构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自由民主国家的联盟体系，在海外推进国家建构，大力推进自由民主制的传播，从而让那些仍然处于历史之中的国家也走向“历史的终结”。对于“否决制”等问题的讨论，反映了福山的深刻焦虑：美国政府的不同分支经常不能凝聚共识，采取有力行动，通过治理效能吸引全球的仰慕，从而支持自由民主在全球的传播与推广。然而，福山的理想是昂贵的，它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的支持。但美国全球霸权的物质基础，已经在悄然动摇之中。
最为急迫的问题是美国的国债问题。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截至2024年底，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债总规模已经达到约 34.5万亿美元，大致等于美国全年GDP的125%。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债利息支出接近1.13 万亿美元，净利息支出约 8800 亿美元，超过国防预算8160亿美元。随着高利率持续，利息成本将吞噬更多财政资源，形成“债务雪球效应”。债务越高，政府应对未来危机（如战争、疫情、金融危机）的财政应变能力越低。
关键是如何保障美国的国债信用，使得美国能够不断发新债，还旧债？这就需要保持美国强大的军事能力，保持一个坚实的实体经济作为税基。虽然美国的名义GDP数字不断攀升，但其实体经济面临制造业空心化与大众消费能力下降的问题。如前所述，在后冷战时期缺乏节制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下，为了获得高额利润，美国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国内保留品牌、设计、金融、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但将制造环节外包。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25年3月18日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一场科技峰会上陈述了美国的全球化“初心”：发展中国家安于在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国家分工，为发达国家贡献利润。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利于自身的国际体系之下，仍然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突破发达国家分派给他们的分工，向着价值链的高端攀升，甚至对美国国内保留的高端制造业也产生冲击。而一些关键制造业的萎缩，更是直接影响美国军事霸权的维系，例如造船业与航空工业的萎缩，关系到美军能否更新和升级自身的装备。而在分配上，留在本土的高技术制造集中在少数企业，经济增长对大众就业的带动有限；在海外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的超额利润未能转化为大众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的工资面临着越来越高的物价，更是直接激发许多选民的不满，对选举政治产生直接影响。
特朗普对“全球主义”的攻击貌似夸张，但其反映出的事实是，美国已经无法不惜代价，维持其覆盖全球的霸权体系。“软实力”概念的主张者约瑟夫·奈痛惜于特朗普与马斯克清洗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砍掉无数支持媒体与非政府组织的项目，但现实是美国的财政确实面临着压力。特朗普要求欧洲盟友为美国的军事保护支付账单，也反映了同样的逻辑。在财政能力不足的情况之下，一定的战略收缩不可避免。于是，特朗普政府削减了对乌克兰的支援，而且通过矿产协议，试图从乌克兰身上榨取经济剩余价值；在西半球，特朗普提出吞并加拿大、格陵兰岛，控制巴拿马运河等主张，这在福山看来，都是违背自由民主承诺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主张。但这些主张并非缺乏自身的内在逻辑：如果美国无法像原来那样维持在全球的霸权，那么至少要保证对周边区域的整合，打造成为强大的区域霸权，从而为重新获取全球利益打好基础。这正是特朗普的“新门罗主义”（Neo-Monroe Doctrine）背后的算计。
特朗普试图重振美国的制造业，这一目标并不脱离健全的常识：制造业是美国军事霸权的基础，重振制造业可以推进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利润回流美国，缓和美国的社会阶级矛盾。然而重振制造业，要比解决短期内的债务违约问题更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要挑战的是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所形成的整个金融资本主义格局。过去30年，美国企业将制造业外包至低成本地区，本身就是金融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之下，华尔街更看重季度财报的股价回报，而非长期产业投资。以波音公司为例，早期的波音以“工程师文化”著称，然而1997年与麦道（McDonnell Douglas）合并后，管理层逐渐转向金融化和股东导向，工程师在决策中的地位下降，财务指标成为核心。为了满足华尔街利润预期，波音公司大量压缩研发和生产成本，外包增加，内部质量控制下降，在新机研发上的投入减少。在面临空客竞争的时候，波音公司仓促赶进度，导致安全与质量问题频发。
而任何重振制造业的做法，都无法绕开是否需要削弱美元霸权的问题。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恰恰是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的核心机制，因为其他国家正是通过出口，从美国换取美元，从而开启“美元环流”的第一步；如果美国制造自己所需要的各种商品，那么其他经济体如何从美国获取美元呢？贸易逆差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结构性产物，也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很难在不伤及美元霸权的条件下消除贸易逆差。但如果放弃美元霸权，那么美国的全球霸权会出现立竿见影的重创，如何才能使得选民相信特朗普正在“使美国更加伟大”（MAGA）呢？
运用加征关税来迫使其他国家消除与美国的贸易逆差，迫使海外资本回流美国建立工厂，更是一场豪赌，特朗普在以下三个方面下了巨大的赌注：第一是赌其他经济体不可能戒断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会在被拒绝市场准入的条件下做出让步；第二赌的是美国消费者对于物价上涨的忍耐力，但众所周知，美国消费者在这方面并没有具有强烈耐心的纪录，因此从根本上赌的还是其他国家向美国投降的速度；第三赌的是美国本土吸引和支撑制造业复归的能力，如劳工和技术人员的供给，供应链的配套性，政策的连续性，等等。在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豪赌的结果：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已经大大降低了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因此有能力拒绝对特朗普的关税做出让步，迫使特朗普取消2025年4月2日之后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同时事实证明，美国消费者对于中国商品的依赖，比中国消费者对于美国商品的依赖更大，对华加征关税引发的美国市场恐慌，迫使特朗普政府最终在关税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而这一让步，也使得不少国家看到美国霸权的“薄弱环节”，在关税谈判上普遍变得比以前更为强硬。
而在最后一个方面，也许美国政府能够提供廉价的土地、能源和短期免税政策，但是投资者将发现他们经常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在美国本土找不到足够的工程师，以及保留了技工文化、乐意在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找不到相互配套的上下游产业，美国的港口、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严重老化，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政策上的反复无常更是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对于“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来说，这些或许并不是问题：只有迈出制造业回流的第一步，才有后续的逐渐完善。问题在于时间的限制：如果特朗普无法成功“闯关”，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落败，其在美国的分权制衡体系中推动改革的能力将大大下降。
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的胜利主义叙事是服务于其政治豪赌的胜利主义叙事。由于特朗普并非福山那样的理论家，所以我们并不能仅仅从像《交易的艺术》（Art of Deal）这样的系统著述中总结归纳其胜利主义叙事，而需要将其诸多演讲、推文和公众媒体报道的个人形象，视为其“赢学”的基础文本。从这些文本来看，特朗普的胜利主义叙事，呈现出四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重塑“利益”认知，建立“衰落—重赢”的叙事。从特朗普的两次就职演说，以及在联合国大会的多次演说来看，与福山的胜利主义叙事相比，特朗普版本的关键在于重估“美国资产”的价值——降低心理预期，精准对接那些自感在全球化中受损群体的不满。特朗普以“主权”（sovereignty）的名义，重新界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将许多原来处于美国全球霸权网络之内的势力与利益，视为美国的“外部”。基于此，那些美国耗费数十年建立的国际组织与机制，若无法产出可感知的即时收益，便被视为财政负担与战略负资产（即“输”）；反之，即便只是从传统盟友处榨取微末利益，也被标榜为美国的“赢”。
第二，抛弃“共赢”，公开追求“独赢”。由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核心利益界定范围的收缩，他的胜利主义叙事就不会像福山的胜利主义叙事那样，至少将自己包装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共赢”叙事。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里的“美国”，就不再是美国的全球霸权网络，而是有着明确的地理空间、公民资格条件乃至种族特征的限制。关注“独赢”而放弃“共赢”，使得特朗普在实施自己的“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deal）之时可以无视各种既定的国际规则，无视美国盟友的需求，在运用“强制”的时候更没有心理负担。无论是对全球各国发动关税战，还是以高关税为威胁强迫欧盟、日本与韩国向美国投资，都集中体现出这种“独赢”的执政风格。
第三，议题游移，但始终寻求公共舆论议程的主导权，以保持“赢家”（winner）的形象。由于特朗普的政治赌博面对着上述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也因为作为其政治基础的共和党传统派、科技右翼和“使美国再次伟大”群体相互之间本身就存在诸多冲突，特朗普的胜利主义叙事出现了很强的议题游移的特征。对他而言，政治博弈的关键不在于真正调和各方立场，而在于始终主导公共舆论的议程，同时避免让自身的失败或政策代价成为舆论焦点。为此，他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政治算法：极力放大任何微小的阶段性成果，哪怕是象征性的胜利，也要通过夸张与戏剧化的叙事包装成重大突破，甚至无中生有地邀功，如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战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同时系统性地回避其激进政策带来的现实成本——无论是贸易战导致的民生负担，还是其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所制造的市场不确定性。这种选择性呈现的策略，本质上是通过制造“永远胜利”的幻象，来维持其政治基本盘的凝聚力和支持率。
第四，具有强烈的感情动员色彩，旨在为核心支持群体生产胜利感。特朗普将胜利人格化、个人化，标榜自己是唯一能让美国“赢”的人，并不惜用羞辱对手的方式，来制造胜利感。他给自己的每一个重要的国内政治对手都起了羞辱性的绰号；他在集会上往往点名某位抗议者，指着台下喊“让他滚出去”（Get him out of here），支持者呼声雷动，从而给支持群体制造出一种共同驱逐敌人的胜利感。在国内政治中的羞辱，也延伸到外交行为中。他曾在北约峰会的合影环节直接用手推开黑山总理杜斯科·马尔科维奇（Duško Marković），挤到前排，理直气壮地整理衣服；当众指责德国、加拿大等盟国“欠美国钱”，说他们“没有付账单”；多次公开称德国对美国“剥削”严重，汽车出口“占美国便宜”；在椭圆形办公室，让其他国家领导人集体坐小椅子，听他讲话；给外国领导人起绰号；等等。他的许多违反外交常识的做法，可以从为核心支持群体生产胜利感的角度来理解，用网络语言说，这是“宠粉”行为。只是，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取悦于范围极其有限的核心支持群体，但对更广大范围的人群会起到排斥和疏离的效果，削弱美国霸权获取“同意”的能力。
福山义愤填膺地声讨特朗普通过削弱司法独立、压制媒体和限制公民自由来集中权力，但确切地说，这些议题都没有触及美国国内斗争根本性的动力机制。这是一场围绕着重塑美国全球霸权的经济基础与资本主义的具体模式而展开的斗争。确切而言，特朗普并没有真正挑战新自由主义逻辑本身，而只是使之获得了新的形态。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并非单纯的“自由贸易”，而是资本逻辑主导的制度性安排；并非单纯的“自由放任”，不是让国家机器满足于“守夜人”角色，而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之积极服务于资本积累。特朗普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否定资本积累，没有挑战华尔街的根本利益，更没有改变企业减税、削弱劳工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常规做法。他将股票市场表现视为其政绩的关键指标，其“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继续推动为富人减税，减少联邦政府在穷人身上的福利支出，削弱奥巴马医保，同时拒绝提高联邦最低工资。他所采取的所谓保护工人的做法，无非是在外部寻找“替罪羊”，大规模运用政府力量，利用制裁、科技管制、关税壁垒来保护美国企业在全球的优势。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将新自由主义“民族化”，但并没有改变新自由主义逻辑本身。当然，支持他的“使美国再次伟大”群体内部存在一定多样性，其中一些人（如提出“工人阶级保守主义”的乔什·霍利，以及前福克斯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实际上提出了财富再分配的要求，这一运动因而具有越出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潜能，但这些主张受到共和党建制派和科技右翼的制约，至少在目前阶段，这种潜能还没有被真正转化为特朗普政府的实际政策。
不过，即便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内部的调整，也已经牵涉到对既得利益格局的巨大冲击。特朗普对耗费财政资源的“推广民主”和所谓“软实力”项目缺乏兴趣，并希望通过联邦政府的政策杠杆，引导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制造业迁回美国本土。这些努力都指向重新加强美国霸权中的“强制”（coercion）能力的方向。借用佩里·安德森的“准备金”与“纸币”的比喻，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努力方向是致力于重新充实美国霸权的“准备金”。而对于那些认为美国霸权的“准备金”仍然充足、仅仅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发行“纸币”的人士来说，特朗普代表着错误的，甚至动摇国本的方向。这场斗争的烈度，迄今还没有充分地展现。
五、余论
本文从葛兰西的霸权/领导权理论出发，试图为其增补一个小小的经验性判断：霸权力量以“强制”为基础生产“同意”的过程，内在包含了对于胜利主义叙事的需求。胜利主义叙事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通过唤起受众对霸权力量的信心，减少霸权实施的阻力，支持霸权实现自身的具体战略战术目标。不同的霸权形态，需要不同的胜利主义叙事。福山构建了一套与美国霸权扩张阶段相适应的胜利主义叙事，主张历史终结于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制，而美国负有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历史终结”的使命。这一胜利主义叙事的逻辑，派生出各种主张美国大力建构自身“软实力”的主张。然而，它所激起的自负，恰恰使得美国放松对资本的制约，美国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的“游牧”中获得超额利润，但跨国资本的利润增长既不能被有效地转化为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也未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或社会福利等形式被大多数普通民众所分享。实体经济的空洞化不仅削弱应对债务危机的信心，更会削弱美国的军事霸权本身。在此背景之下，特朗普回应了美国霸权正在遭遇的真实困难，事实上启动了某种“战略收缩”，通过构造新的胜利主义叙事，维系其支持者对于未来的信心。他以“衰落 —重赢”为线索重构叙事，并将寻求“同意”的对象，限缩到一个狭窄的范围；其为核心支持者创造胜利感的做法，在更大范围内产生的是排斥和疏离的效果。
那么，美国的未来，究竟会是特朗普的胜利主义叙事一直胜过福山的胜利主义叙事呢，还是福山的胜利主义叙事能以某种方式卷土重来？行文至此，答案也许已经变得相对清晰：如果美国不能保持全球单极霸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很难建立自己的说服力。当下的美国已经无法不计成本地维护后冷战所建立的全球单极霸权模式，正是这种成本困境迫使美国霸权出现阶段性的战略性收缩，而特朗普则是这场转型的阶段性执行人。如果特朗普能够重新加固美国全球霸权的经济基础，但同时保留了美国的政治制度框架，那么福山的胜利主义叙事或许能够焕发第二春。但如果特朗普无法加固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或者虽然加固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但极大程度上修改了美国的政治制度框架，那么福山式的胜利主义叙事，或许只能“旅行”到其他国家，寻找自己的新宿主。
美国霸权能够一直“赢”下去吗？如前所述，特朗普看到了美国霸权的脆弱之处，但他所采取的回应方式，相比于德国一战前制定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显得草率而仓促，具有强烈的政治豪赌色彩。迄今为止，特朗普所发动的关税战已经在中国面前“碰壁”，而这场豪赌更是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以及美国的国内政治格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得霸权体系暴露出更多的“薄弱环节”。特朗普的豪赌，将从客观上成为全球秩序多极化的助推器，启发所有受到美国外部压力的国家思考，面对美国的胜利主义叙事，他们是否也需要发展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以便在受到外部压力的时候，始终保持凝聚力和士气。
可以预见的是，在一个更为多极化的全球秩序中，我们将能够看到更为五彩斑斓的胜利主义叙事：区域霸权力量运用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赢学”建立自身区域支配的正当性，而弱者也需要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从而在寻求自主的斗争中保持信心与希望。在众声喧哗之中，一种属于全球南方与全球劳动者的胜利主义叙事有可能在纷争中获得生长的空间；但只有积极主动地思考和行动，才能够将其从一种潜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原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注释略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