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i 导 读
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与大国竞争加剧的双重背景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特约专家赵明昊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仇家畅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发表文章，深入剖析美印技术合作的新模式。文章提出“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概念，用以阐释美印在缺乏传统同盟纽带情况下，基于“互补性-互惠性”逻辑和任务导向框架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防务科技等领域形成的紧密合作。作者认为，这种合作模式虽具灵活性与议题驱动优势，但面临战略互信薄弱、经贸摩擦、出口管制严苛及印度基础设施短板等多重结构性局限，美印技术伙伴关系在制衡中国方面存在限度，中国宜坚持开放合作的技术发展观，反对技术合作的冷战化、阵营化。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特约专家赵明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仇家畅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6年第1期发表《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美印合作及其局限》（全文约1.4万字）。
文章表示，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与大国竞争加剧的双重背景下，技术已成为驱动国际关系演进的核心变量。美印两国均视中国为技术领域的主要对手，技术合作成为美印关系发展的重要维度。2025年2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期间，美印两国发布联合声明并启动“美印COMPACT”倡议（促进军事合作机会，加速商业和技术发展），该倡议广泛涉及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等前沿领域，并深度整合了两国政府、私营部门与学术界的力量。作为非条约盟国，美印两国在缺乏明确安全承诺和制度化义务的情况下，却在关键技术领域形成了紧密合作。这引发以下学术思考：在缺乏传统同盟纽带的情况下，美印何以能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形成较紧密的合作？两国通过何种机制与路径推进技术合作议程？这一合作面临哪些结构性约束与制度性局限？
一、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
既有研究大多聚焦国家之间的功能性合作，对技术因素的关注尚不充分。功能性合作可溯至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的功能主义理论，其核心在于以技术性和事务性议题为起点，通过低政治领域合作积累互信，从而削弱政治方面的对立。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与莱昂·林德伯格（Leon Lind- berg）提出的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理论认为，特定领域的合作会产生外溢效应（ spillover effect），通过功能联动推动其他领域的制度化整合。功能性合作的目标在于促进政治互信、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共同体建设，其重要表现形式是合作方共同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以满足繁荣与稳定的共同需求。然而，美国与印度等伙伴国在技术领域合作，其目标并不在于推动内部整合或提供区域公共产品，而是更多服务于大国竞争战略。既有关于功能性合作的研究在此方面的解释力相对不足。因此，本文提出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概念，用以阐释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美印互动模式。这有助于更好理解地缘技术时代的国际关系，也为解析美国主导的技术盟伴体系提供了典型案例。
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是指相关国家基于具体技术领域的共同利益与要素互补，建立起以项目牵引、任务导向和技术互惠为核心的合作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不同于以安全承诺为基础的传统联盟关系，其合作基础源于在技术领域的共同利益，体现出较强的议题驱动性和机制弹性。
首先，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以“互补性-互惠性”为核心逻辑。随着地缘技术时代的到来，技术因素深度嵌入大国竞争，技术之争与经济安全、地缘战略、制度竞争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 。为强化针对主要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美国致力于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技术盟伴体系，力图实现“小院相通、高墙相连”的目标。在美国主导的技术盟伴体系中，其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逻辑存在差异。
对于美国与盟国关系，安全同盟为它们的技术合作提供了基础。国家建立联盟是为了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军事依附与安全承诺构成制度化合作的基础。美国联盟体系作为典型的非对称联盟，其核心是“安全-自主性”交换，即小国让渡部分自主性以换取大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美国借助盟国对其在安全领域的不对称依赖，施压盟国在技术领域配合美国。美国与盟国之间的技术合作是从安全合作外溢到技术领域，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与强约束性特征。
然而，在美国与伙伴国的技术合作关系中，由于缺乏联合防卫义务与安全依赖结构，美国难以借助安全杠杆对伙伴国施压。因此，此类合作更多出于现实利益与功能需求的考量，不依赖制度同构或政治承诺，建立在“互补性-互惠性”的功能逻辑之上，更多是一种利益驱动的功能性合作。美国意在通过这些功能性机制实现技术产业的供应链重组、技术标准主导等目标，以巩固其技术优势地位。伙伴国则采取“借船出海”的策略，利用功能性伙伴关系提升自身的技术自主性与产业话语权。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可以使主导国在无须承担新的安全与防务责任的前提下，通过议题选择和机制设计，灵活吸纳新的技术合作伙伴，扩大以自身为中心的技术合作网络，从而强化其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通过与主导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开展合作，伙伴国既能够利用主导国的优势技术，也可在主导国推动全球技术格局重塑过程中，寻机提升自身在全球创新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一合作形式并未迫使伙伴国在安全与政治层面作出制度性承诺，其依然可以在大国竞争中保有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
其次，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具有任务导向的特征。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以非正式、任务导向的合作框架为主，其核心目标并非追求制度一体化或建立稳固的政治或安全同盟，而是借助功能性合作框架增强相关国家的技术实力，强化对技术对手的压制。在合作领域上，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主要聚焦于防务科技、半导体、人工智能、先进通信、关键矿产等地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在合作实践中，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主要依托跨部门、跨产业的灵活性框架。与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同盟关系相比，这些合作框架缺乏严格的法律义务与制度约束，在组织形式、议题设置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值得注意的是，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并非单独存在，主导国通常将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嵌入其掌控的多边国际技术合作网络，借以形成宽领域、跨地域、交互强化的结构效应。一方面，这种嵌合有助于扩展国际技术网络的规模，增加节点数量与合作密度，从而提升网络整体的协作效率与收益水平。另一方面，网络的资源与制度支撑也可赋能主导国与相关国家的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增强其稳定性与制度黏性，使其在多边互动中获得巩固。
然而，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也存在不少局限性。其合作基础主要源于短期现实利益，合作机制多是议题牵引，缺乏高制度化的约束性结构与权责分配安排。在多数情况下，主导国和伙伴国之间仅在特定技术领域展开相关合作，而不是建立具有法律或政治约束力的合作机制。这种低约束性的特征虽提升了合作的灵活度，但也意味着难以形成更深层次的政治与安全联结。随着外部环境变化或利益关系调整，这种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也会受到冲击，其长期稳定性与战略内聚力面临主导国和伙伴国国家利益分歧等方面的制约。
二、美印构建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的动因
共同需求与要素互补是美印构建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的核心动因。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时期和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印技术合作展现出较突出的延续性。其具体驱动因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美印两国均将技术因素视为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美国政府自2017年以来持续深化对华技术打压，特朗普再次上任后迅速建立“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彰显了美国决策层对科技竞争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知。与此同时，莫迪政府致力于提升印度的战略塑造能力，将新兴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视为印度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的基础。在政策推动下，印度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81位跃升至2024年的第37位 。
第二，美印在中国构成所谓“技术威胁”方面存在一定共识。美国将中国在人工智能、先进通信等领域的进步视为主要挑战。特朗普政府高层明确称中国是新兴技术领域“最大的安全威胁”。印度同样担忧在技术上长期处于对华依附地位，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构成印度的国家安全威胁。美印双方在关键矿产和部分关键技术环节对中国存在高度依赖。印度电子行业43.9%的产品及80%的生物制药设备和原材料来自中国，在锂、石墨等关键矿产上印度对华依赖度极高。美国军事工业所需的镓、砷、稀土等八种核心矿产也主要依靠中国供应。为降低对华依赖，美印双方在关键矿产与基础工业领域展开深度协作，试图削弱中国在产业链中的主导权。
第三，美印将构建技术伙伴关系作为扩展地缘战略利益的抓手。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需要拉拢印度构建压制中国的盟伴体系，印度则通过打“中国牌”换取美国技术，提高自身军事能力，在对华博弈中增加筹码。此外，俄乌冲突后俄制武器的表现削弱了印度的信心，通过加强美印防务技术合作，印度意在降低对俄军事依赖。在“全球南方”地区，美印双方在限制中国数字影响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试图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对接技术与服务需求，共同扩展在“全球南方”地区的影响力。
第四，创新要素互补使美国和印度将彼此视为技术合作的理想目标国。特朗普高度重视印度广阔的国内市场和较强的对美投资潜力。印度还被特朗普视为美国能源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他强调印度存在能源进口需求，而美国“拥有大量印度所需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2025年2月美印领导人联合声明称，印度将对美投资73.5亿美元，集中于铝材、电池材料等关键产业领域。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的支撑。美国制造业振兴面临严重的人力短缺，未来十年约需35万名专业技术人员。目前，约80%的H-1B签证发放给印度籍人员，2024年印度在美留学生达33万，成为最大海外生源群体，且大多攻读STEM学科，为美国科研与产业提供了核心支撑。
三、美印构建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的主要路径
近年来，美印两国建立了一系列灵活的、任务导向的合作框架，私营部门的积极参与为美印技术合作增加了动能，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相互融合，体现了美国技术盟伴体系的复合性特征。
（一）双边路径
1. 政府层面的机制建设
拜登执政时期，美印技术伙伴关系强化的主要标志是两国建立关键新兴技术倡议（the U. S. -India 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iCET）机制，该机制搭建了美印双边技术合作的整体性框架。2022年5月，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东京峰会期间，美印共同宣布发起iCET。2023年1月31日该倡议正式启动。借助这一机制，美印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深化合作，涉及太空、半导体、先进电信、人工智能、量子、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等。值得注意的是，iCET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NSCS）共同领导，体现了美印技术合作的安全导向。在iCET框架下，美印两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等多元行为体参与其中。随后，美印双方在iCET框架下启动了“国防加速生态系统”（INDUS-X），重点推进防务技术的联合研发与生产，被视为国际技术治理的新样板。此外，“美印战略贸易对话机制”（IUSSTD）则侧重于出口管制政策的协调，为私营部门贸易减少障碍。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美印两国技术合作保持强化势头。2025年2月，美国与印度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促进军事合作机会，加速商业和技术发展”倡议，这是美印发展在安全、经贸、能源、技术等领域关系的总体框架。此外，双方宣布建立“利用战略技术转变关系”倡议（Transforming the Relationship Utilizing Strategic Technology，又称“美印TRUST”倡议），该机制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等不同行为体纳入其中，重点推动美印两国在防务、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技术领域的合作。人工智能是美印合作的重中之重，双方实施“美印加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路线图”（U. S. -India Roadmap on Accelerating AI Infrastructure）计划，在对在印度建设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部署相关技术进行评估。在防务技术方面，特朗普政府肯定了INDUS-X的积极作用，承诺将继续对参与INDUS-X机制的私营部门提供支持。特朗普政府还宣布以INDUS-X为基础，打造升级版的INDUS Innovation，深化美印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产业和学术伙伴关系”，促进对太空、能源和其他新兴技术的投资。
2. 社会性力量的积极参与
在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基础上，美印两国私营部门围绕技术项目积极参与技术合作或开展投资，逐步形成社会力量的合作网络。在产业对接层面，美印企业在关键矿产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如共同在阿根廷勘探锂矿及在非洲推进稀土项目。在防务科技领域，INDUS-X通过联合挑战赛吸引了安杜里尔、马恒达、L3哈里斯等两国领军企业，共同研发海上自主武器及传感器阵列系统。学术与人才培养亦是合作重点，双方依托“美印全球挑战研究所”，由纽约大学、印度理工学院等名校围绕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构建伙伴关系。在资本协同方面，美印战略伙伴关系论坛与印度—美国技术委员会积极推动联合融资，2025年9月成立的“印度深度科技投资联盟”计划在未来十年向半导体、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初创企业投资超过10亿美元。
（二）技术网络效应
美印技术伙伴关系的另一路径在于将双方技术协作融入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框架，利用美国技术盟伴体系，形成跨国技术合作的网络叠加效应。印度与美其他盟伴国家的技术合作可以有效扩展美印技术伙伴关系的覆盖范围和资源来源，将印度与美国主导下的多边技术合作安排深度绑定，进而巩固美印技术伙伴关系。综合来看，“印太”和中东是重点区域，防务、能源和关键矿产等技术则是主要领域。
一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本与澳大利亚凭借半导体和关键矿产优势，通过“印度-日本数字伙伴关系”和“澳大利亚-印度网络和关键技术伙伴关系”等倡议，为印度提供了大量投资与联合资助。此外，该机制设立四方奖学金支持STEM人才流向美国，并在2025年外长会议上就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及技术标准等达成合作协议，同时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以深化战略协同。
二是美印韩三边机制。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的其他“小多边” 机制不同，美印韩三边机制的主要出发点并非地缘安全考量，而是加强成员国在技术和相关供应链方面的协调。韩国三星集团等企业在印建设全球规模领先的手机制造工厂，不仅提升了印度的基础设施水平，也为半导体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议题的政策对话奠定了基础。
三是美国、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四边机制（简称I2U2）。该机制于2022年7月建立，新兴技术的联合投资和研发是其重点领域之一。在I2U2框架下，美印两国在粮食安全、空间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如阿联酋注资20亿美元开展农业技术项目，以及以色列高塔半导体（Tower Semiconductor）与印度阿达尼集团合作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投资百亿美元新建半导体工厂。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还与美国、阿联酋、以色列的研究机构建立合作网络，为I2U2技术合作提供更为有力的智力支持。
四、美印构建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的局限
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的特征使美印合作面临多重障碍。由于非条约盟国身份导致安全承诺缺失，美印双方战略互信基础薄弱，合作主要受特定领域利益驱动，缺乏系统性的宏观经济协同与产业政策对接，在经贸及供应链议题上难以形成稳定的利益均衡。此外，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制度化程度较低，过度依赖政策倡议与项目协作，这些结构性因素共同制约了美印技术伙伴关系的深化发展。
（一）政治关系层面
美印双方战略互信并不稳固。印度坚持维护战略自主，试图借助技术合作强化自身实力而非陷入对美依赖，美国对印度也心存疑虑，意在利用印度增强全球技术竞争力并赢得对华竞争。这种歧异在iCET问题上尤为显著，表现为美方侧重地缘竞争与印方侧重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此外，美国国内的技术民族主义及移民政策调整亦构成显著挑战。特别是2025年H-1B签证发放规则从随机抽签向薪资排序制的变化，极大限制了作为主要申请群体的印度年轻技术人员的留美空间，对双边创新人才流动与技术生态融合构成了实质性冲击。
（二）经贸关系层面
特朗普的交易主义外交政策使得经贸摩擦成为美印技术合作的显著阻碍。美方长期抨击印度为关税“滥用者”，认为其高昂的关税壁垒严重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与利益。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对印商品贸易逆差已增至457亿美元。印度17%的平均实际关税远高于美国的3.3%，尤其在农产品（39%对5%）和汽车（100%对25%）等领域存在严重失衡。除关税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及监管限制也削弱了美印间的贸易。美国前驻印度大使肯尼斯·杰斯特（Kenneth I. Juster）等指出，关税博弈削弱了半导体、智能手机等印度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冲击了投资者预期，可能导致关键领域的跨国联合研发与投资项目陷入停滞。
地缘政治分歧进一步加剧了美印经贸关系的紧张态势。2025年8月，美国以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为由，大幅上调自印进口关税至最高50%，波及商品价值约482亿美元。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公开要求印度停止对俄支持以换取贸易减让，导致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在此背景下，莫迪赴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会见中俄领导人的举动，被美方解读为对美国利益的战略挑战。特朗普政府表现出的与巴基斯坦增进合作的势头，也引发了印度对美国作为长期合作伙伴可靠性的深度疑虑。
（三）规则和能力层面
在实际操作层面，美印技术合作面临严苛的法律规则与出口管制约束。由于两国缺乏正式盟约关系，美国对印技术转让仍保持高度审慎。例如，受《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约束，美国供应商向印度转移被列入《美国武器出口控制清单》（USML）的技术时，需经过极为繁琐耗时的审批程序。这种限制根源于三重疑虑。其一，美方部分官员认为，印度试图在不承担联盟义务的前提下享受技术特权。其二，由于印度在国防与能源领域高度依赖俄罗斯，美方担忧核心技术流失及“最终用途”监管失效，驻印大使加塞蒂曾就此曾公开警示印方不应视美方友谊为理所当然。其三，双方在数字治理规则上存在冲突，如印度的“数据本地化”政策与电信监管干预，被美方视为对互联网自由及跨境贸易的冲击。
此外，印度自身的基础设施短板与营商环境弊端也对合作深化构成了严峻挑战。印度的电力供给缺口巨大，输配电损耗率约为中美两国的四倍，局部地区损耗高达50%，难以支撑高能耗的人工智能及先进制造业发展。印度数字基建的不平衡性同样突出，农村地区较低的电信普及率限制了技术创新的社会渗透力。在体制层面，印度当前的监管框架对实体制造业不够友好，存在过度干预、劳动法规和税收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推高了私营部门的运营门槛。上述问题导致海外资本对“印度制造”倡议信心不足，外资流向仍高度偏向服务业，而非亟需技术转型的重工业与高科技领域，限制了美印技术合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
五、结语
在第四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大国战略竞争趋于激化的双重背景下，美国推动加强与盟国和伙伴国的技术合作，以此增强自身技术实力，遏制竞争对手。由于合作基础与制度化程度不同，美国与盟国、伙伴国的技术合作路径存在区别。前者以安全承诺和战略协同为核心，具有制度化与稳定性特征；后者缺乏正式的安全纽带，其合作逻辑更多源于互惠性与互补性，是一种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依托非正式、任务导向型的合作框架以及政府、产业、科研与资本多元主体的参与。然而，这类合作内在的不确定性与脆弱性也很突出。
美国试图将印度打造为制衡中国的伙伴，增强针对中国的“地缘技术”压力。然而，印度自身的技术和产业能力依然有限，在零部件等方面高度依赖从中国的进口。印度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也会限制印度嵌入美国主导的技术架构。印度外交政策的“战略自主”传统注定其不会完全倒向美国。正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高级研究员奇蒂吉·巴杰帕伊（Chietigj Bajpaee）所言，长期以来，美国和西方对印度的看法存在“深层次的谬误”（underlying fallacy），不应对美印关系产生“非理性的乐观”（irrational exuberance）。美印技术伙伴关系在制衡中国方面有限度，面对美印技术合作带来的压力，中国宜坚持开放、合作、互惠的技术发展观，反对国际技术合作的冷战化、阵营化，通过推动构建全球科技治理共同体，对冲技术因素与大国地缘战略竞争的嵌合，探索中美印三边关系的良性发展之道。
原文：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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