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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贸格局进入深层重构期，在向多元化深入调整的同时，逆全球化力量持续抬头，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也正引发国际权力格局的范式转移。与此同时，围绕“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学术探讨与政策分析不断增多。尽管如此，从战略层面系统剖析该时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逻辑、重点及中国应对策略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副研究员高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助理王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就此撰文，围绕“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展开深入分析，精准梳理其核心逻辑与重点方向，明确关税仍是美国追求“贸易平衡”的核心抓手，揭示美国在高技术出口管制与构建非对称依赖之间的博弈逻辑，并针对性提出中国“底线思维+灵活应对”的战略战术，为中国深化多边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筑牢金融风险防线、依托国内市场推进制度型开放、增强经济韧性提供思路，旨在引发关于中美经贸博弈与中国应对策略的深入思考，以期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探索。
摘要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进入深层重构期。在全球经贸格局向多元化深入调整的同时，逆全球化力量不断抬头，协调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成为全球经贸治理面临的关键挑战，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也成为引致国际权力格局范式转移的重要变量。本文深入分析了“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逻辑与重点，发现关税仍然是特朗普追求“贸易平衡”的核心抓手；在高技术出口管制与构建非对称依赖之间寻求平衡是美国对华科技博弈的潜在逻辑；推动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对华“脱钩”是美国“经济安全”的优先事项；在双边贸易协定中嵌入“毒丸条款”是美国试图构建排他性贸易网络的单边主义伎俩。除关税战之外，货币战、金融战或在未来成为新的经济战手段。中国要采取“底线思维+灵活应对”的战略与战术应对，面对美国对转口贸易的控制，要进一步深化多边合作；面对可能出现的货币战、金融战，要积极主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建设金融风险识别与防范体系。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进一步依靠国内市场的同时，要进一步推进制度型开放，通过协同我国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经济的韧性。
关键词：特朗普2.0；全球经贸格局；中美经贸关系
2025年1月，特朗普时隔四年重返白宫。“特朗普1.0”时期，其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为战略导向，追求“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的政治目标。中国被特朗普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因此，美国政府在实施对华经贸政策中大打关税战，对华实施技术封锁，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多个维度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遏制措施。“特朗普2.0”时期，美国内部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并不一致，诸多对华经贸领域的政策都是美国内部各方诉求博弈的结果。202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优先”外交旨在再平衡全球贸易关系。其中，与中国这一“近乎匹敌的对手”（near-peer）的经贸关系是美国再平衡全球贸易关系的重要一环。相较于“1.0时期”，“特朗普2.0”时期的对华经贸政策在相关领域呈现出显著的深化，包括：在贸易上拥抱贸易保护主义，对华继续进行程度更深、范围更大且政策更不确定的贸易战；在科技上，以人工智能领域为焦点的中美科技博弈继续深化，同时，在高技术出口管制与构建非对称依赖之间寻求平衡成为美国对华科技博弈的潜在逻辑；在供应链上，特朗普将继续施压盟友，通过在双边贸易协定中嵌入“毒丸条款”等方式加速构建排他性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试图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边缘化，尤其是在关键矿产等战略性产业领域。此外，“特朗普2.0”也在扩充对华经贸政策的工具箱，货币战与金融战或将成为继关税战之后的新手段。一直以来，“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因此，分析“特朗普2.0”时期美国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逻辑与重点，探索中国主动有为、积极应对的政策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政府制定对华经贸政策的时代背景
（一）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全球经贸格局正向多元化深度调整
冷战后的国际格局曾一度呈现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但伴随着21世纪以来全球力量结构的深刻调整，这一格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当前，全球经贸格局继续从“聚拢型”一家独大过渡到“扩散型”的多级崛起。中国通过持续的经济腾飞、科技创新和地缘拓展实现了综合国力的系统性提升，同时，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正在重塑全球权力版图。这一进程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
一是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与全球影响力提升。从关键数据对比来看（见图1），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领先，在某些年份甚至达到美国的两倍以上。在国际贸易方面，2013年，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自2017年起连续9年保持增长。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自2012年以来对外投资流量连续13年位居全球前三。截至2024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2024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达到50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9%，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愈加突出。
二是新兴经济体、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制度性合作获得集体话语权。作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的崛起，不仅改变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议程设置逻辑，更推动着国际规则向更加公平的方向演进。
三是区域贸易协定激增形成重构全球经贸架构的新兴力量。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为例，RCEP覆盖地区的人口和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1/3，是目前全球覆盖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CPTPP覆盖地区GDP的全球占比约为14.8%，覆盖的人口为5.9亿人。RCEP与CPTPP共同构建起超大规模自贸网络。这些协定通过差异化规则设计，正在形成多中心化的全球经济治理新范式。
四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全球治理。除主权国家外，跨国企业、国际组织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企业，都在通过资本流动、技术标准构建和供应链重组等方式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演变。在此背景下，美国虽然仍保持综合实力优势，但其单边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已显著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库显示，美国GDP占全球GDP比重已从1999年巅峰时期的32%降至2024年的25%。这种权力分散化趋势预示着，未来全球经贸格局呈现的是“多元中心”而非“单极霸权”的特征。
（二）全球化进程正在发生深刻演变，逆全球化的力量不断抬头
全球化是复杂而多维的，其自身在发展演进中逐渐孕育出两股相生相悖的力量。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显而易见，经济互联、技术扩散与文化交融为世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机遇；另一方面，其所伴生的“公害”（public bads）也日益凸显，愈发被广泛感知。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系统性经济风险加剧、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跨国威胁日益增多等一系列负面效应，正在不断累积并引发反思。正是这些全球化进程中的阴影与代价，逐渐催生并推动了当前席卷多国的“逆全球化”浪潮。数据显示，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进入了“低增长常态”。IMF预测，2025年和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均为3.3%。其中，欧洲经济表现疲软，预计2025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仅为0.3%，法国为0.8%。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受关税上升和地缘政治紧张影响，202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为1.5万亿美元，下降11%，延续2023年的下滑趋势。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贸易增速预计将从2024年的3.4%放缓至1.8%，创下近十年新低。
全球化始终呈现出显著的“双刃剑”效应，在助推跨国资本实现超额积累的同时，也加剧了美国产业结构的“空心化”，致使其在战后建立的工业霸权体系出现系统性松动。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里程碑事件，不仅深刻改变了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也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而美国则不得不转向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发展路径。在特朗普眼中，美国所遭遇的一系列“不公”是美国政治精英“以不公平贸易出卖本土就业机会”，盲目引领全球化的恶果。在此背景下，长期存在的巨额对华贸易逆差成为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关键动因，特朗普执政之下的美国，也逐渐成为“逆全球化”的主推手。
（三）协调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是当前全球经贸治理面临的关键挑战
“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是一对关系复杂的、多变的、动态的矛盾体。如何找到其平衡点并使之可持续，是各国政府在参与全球经济的过程中，既要获得利益又要防范风险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没有安全保障的经济效率是短暂且脆弱的繁荣，没有经济效率支撑的国家安全则是不可持续的。在具体的国家安全实践中，绝对安全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每个国家都无法避免自然灾害、技术故障、社会动荡以及国家间关系等因素带来的安全风险，只能在一定的能力范围内追求相对安全的状态。然而，近年来，西方个别国家逐渐扩大“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国家安全”被不断泛化。当国家给予“国家安全”更多的砝码时，“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这一天平便会失衡，西方个别国家经常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行遏制之实，阻碍经济效率提升，甚至不惜以牺牲经济效率的方式追求国家安全。具体而言，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下，供应链韧性、制造业自主可控以及网络安全等问题逐渐上升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议题。“特朗普1.0”时期，美国对外经贸规则的核心即已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特朗普政府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外国企业，其负面影响复杂深远，全球经贸规则碎片化与供应链阵营化成为新常态。此外，欧盟委员会于2023年6月出台《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出欧洲经济安全四大风险，即供应链韧性、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和网络安全、技术安全和技术泄漏，以及经济依赖武器化或“经济胁迫”，并就“去风险”提出11项具体措施。欧盟委员会还于2024年初发布“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这充分体现了欧盟对于“安全”的焦虑心态。基于此逻辑，欧洲部分国家以“去风险”“经济安全”为由采取高科技出口管制、加强投资审查等措施。在安全过度化的背景下，协调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已成为全球经贸治理面临的关键挑战。
（四）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崛起，是引致国际权力格局范式转移的重要变量
人工智能（AI）对全球经贸格局的变革已从底层生产力重构扩展至规则体系重塑，AI正在将国际贸易的竞争维度从要素成本转向“数据+算法+算力”的三元体系。所谓“范式”（paradigm），指的是某一科学领域的一整套概念体系或理论框架，而在AI的影响下，世界经贸体系面临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范式转换。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的变革驱动力。具体而言，无论农业、工业还是制造业，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加入，提升了资源转化效率，新生产要素矩阵正在形成。从纵向视角看，在各个产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控制、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数据正催生着生产流程的解构和重组。从供应链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必然嵌入到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其中规模最大、最显著的支出即是构建“数字供应链”（digital supply chain）。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能大大提高供应链运作的可视性。同时，以数据为根本依托的一种先进的AI形式，即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正在加速全球经贸格局向数字化方向转型。中国科技企业的开源战略，积极推动了全球AI技术的普惠化，培育开放包容的AI产业生态，与美国所主导的“闭源生态”截然不同，且优势明显。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2025年1月，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推出开源大模型DeepSeek-R1。随后，阿里巴巴通过发布多版本开源大模型及运营魔搭社区，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开源生态体系，腾讯混元开源了其混合推理MoE模型Hunyuan-A13B以及3D生成模型等。6月，华为与百度宣布开源AI大模型。美国在AI领域具有先发优势，而中国正飞速追赶。领先的中国5G网络建设与云计算能力为AI应用提供了高速、低延迟的网络环境，以及强大的计算和存储支持。在良好的基础设施基础之上，中国在政策、市场、数据、人才、企业创新、应用场景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推动了AI的快速发展，并在全球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在AI领域所取得的斐然成果，无疑加速了全球数字经济格局的变革，美国的“科技霸权”受到挑战。
二、“特朗普2.0”对华经贸政策的重点
“特朗普1.0”时期启动了对华“脱钩”的初步尝试，单方面发起贸易战、关税战，并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措施加强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遏制，同时在关键产品领域竭力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外。这一系列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了强烈冲击，更严重扰乱了全球经贸活动的正常运行。一方面，使得中美经贸关系这一“压舱石”愈发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致使全球经贸格局面临更多动荡与挑战，其他经济体不得不面临选边站的难题。而“特朗普1.0”之后的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对华竞争的战略。“特朗普2.0”时期的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已日渐清晰，美国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经济是决胜点”（economics as the ultimate stakes）。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其正在扩充对华经贸政策的工具箱，试图通过新的手段重构贸易规则和全球经贸格局，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位置边缘化。
（一）“关税”仍是特朗普追求“贸易平衡”的主要工具
“特朗普2.0”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激进的经贸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大幅提高关税。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依托1977年颁布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IEEPA）赋予总统的广泛权力处理经济事务。该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后管控和规范各项经济与商务事宜，以应对来自美国境外的各种异常状况或特殊威胁。特朗普正是通过援引该法案，强化关税这一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将其作为推进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核心手段。尽管此次关税战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特朗普政府仍然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加以聚焦，对中国商品征收的累计关税税率一度高达145%。在解释美国对华长期贸易逆差的成因时，特朗普政府并未系统地审视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如消费过度与储蓄不足等根源性因素，而是将贸易失衡主要归因于“不公平”贸易政策和行为。基于此判断，其政策目标转向通过征收关税等手段推进所谓的“公平”贸易，以期削减贸易逆差。
特朗普政府继续试图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推动所谓“公平”贸易、减少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制造业复兴，并在更广泛层面上重塑全球经贸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在关税“最大化”的升级中，特朗普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对关税的认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同于认为关税将加剧通货膨胀的主流经济学观点，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与此同时，特朗普本人更是将关税视为财政收入的来源，2026 年 1 月 5 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Truth Social）发帖称美国已经收取了超过6000亿美元的关税，由于关税，美国在财政和国家安全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为进一步强化关税在国家财政中的角色，特朗普还宣布成立对外税务局（External Revenue Service），负责征收关税、税费和其他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收入。可见，特朗普不仅把关税当作施压对手的战略工具，也将关税视作财政收入，并在第二任期试图将关税这一工具最大化，以服务其经济民族主义议程和重构全球经贸格局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1.0”时期对华发起关税战、贸易战，导致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的成本上升，而其他市场的出口成本则相对下降。在此背景下，企业通常会通过贸易转移或转口贸易的方式在短期应对关税提高（黑烨等，2024）。借助第三国，即供应链通道国进行转口贸易，能够有效降低高额关税所带来的贸易冲击，维持供应链的相对稳定。既有研究显示，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通道国在中美供应链之间发挥了主要的连接作用，其中既包括毗邻美国市场的墨西哥，也包括与中国同属RCEP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且毗邻中国市场的部分东盟国家，如越南、柬埔寨等（杨志浩等，2025）。
根据特朗普第二任期目前已出台的措施，尤其是针对越南等中转国征收的高额关税，可以看出，相较于美国以往的对华经贸政策，“特朗普2.0”时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将反规避行为视为经贸政策的重要一环，加大对转口贸易的打击力度。特朗普上任当天发布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中，即要求美国贸易代表评估2024年5月14日发布的《301调查行动四年审查：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行为、政策和实践》。这表明特朗普2.0政府在任期之初便将反规避行为视为经贸政策的重要一环，现任特朗普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指责越南充当中国商品的“转运点”。
在推行普适性“对等关税”政策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之一，美国向柬埔寨征收的“对等关税”为49%，老挝为48%，越南为46%，印度尼西亚为32%，整体税率处于较高水平。如此大规模地征收关税，其目的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所声称的为了达成“公平”贸易，而是还有反规避等其他考量。纳瓦罗明确表示，即使越南对美国商品实施零关税政策也“毫无意义”，因为最重要的是非关税欺诈，包括成为中国出口的转运国以及对产品征收增值税等。美国目前已经与部分东南亚国家达成贸易协定或贸易协定框架，其中便包括与相关国家合作打击转运行为。美国对转口贸易的打击并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企业通过第三国规避关税，其更深层次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原产地规则限制中国产品的流通，从而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将中国边缘化，而这需要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密切合作，而关税是胁迫东南亚国家进行合作的有力工具。
（二）在高技术出口管制与构建非对称依赖之间寻求平衡
随着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愈发依赖于其创新、传播和利用先进技术的能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先进技术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的联系愈发紧密。“特朗普2.0”时期，在科技领域仍然延续了“1.0时期”以及拜登政府时期的“小院高墙”策略，对华进行技术出口管制。2025年3月2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宣布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并扬言要“进一步限制中国人工智能和先进计算能力”。
但技术出口管制并未实现美国预期的政策效果，美国企图通过对高性能芯片实施出口管制，阻碍中国训练、迭代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能力，破坏中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但现实是，在中国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背景下，本土芯片技术快速发展，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相继涌现。美国不仅在战略层面上未达到预期效果，失去的中国市场份额也使其经济利益受损。若中国在算力方面的自主性持续提高，美国技术出口管制的边际效用递减态势将愈发显著。在此背景下，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美国将有条件批准英伟达向中国“经批准的商业客户”出口其高性能H200人工智能芯片。这标志着美国对华高科技政策发生了深刻转变，美国不再诉诸绝对的核心技术封锁政策，而是试图在高技术出口管制与构建非对称依赖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美国仍然禁止英伟达出售其最先进的Blackwell芯片以及之后将推出的Rubin芯片，保留美国在算力方面的优势，阻止中国利用美国最先进的芯片提升技术水平和开发先进模型。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向中国出售算力强大的第二先进的芯片，试图抑制中国本土芯片产业的发展步伐，构建中国对美国技术生态的非对称依赖，使得美国在对华关系中拥有更强大的抓手。事实上，尽管美国近几年收紧了对华出口管制，但中美高技术产品的贸易往来从未被完全切断，这说明大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战略考量一向是复杂、多维的，此次H200芯片的解禁也意味着双方进入更深层次、更为复杂的战略博弈阶段。
（三）推动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对华“脱钩”，实现“美国经济的独立性”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在《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这份报告的开篇就指出，“特朗普总统一直希望改革全球贸易体系，使美国工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处于更公平的地位”。全球供应链体系可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网络，符合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的基本特征。该网络本质是一个由不同节点构成的有向加权网络，大多数的节点网络连接数很少，只有少数“枢纽”（hub）掌握了大多数的连接和资源，控制着密集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国家往往对整个网络的运行具有系统性影响力，因而也成为大国竞争和博弈的目标。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核心枢纽之一，这意味着中国对供应链网络有一定的影响力，而特朗普政府则试图推动供应链重组，以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在经济泛安全化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动了供应链的“安全化”进程，不仅从防止意外性事故的角度谈论供应链安全（safety），更进一步强调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应对外部恶意干扰的风险，关注供应链的安保性（security），将特定国家视作对其供应链安全的威胁。美国认为过于依赖中国的供应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试图“终结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为此，推动供应链重组成为特朗普经济议程的核心任务之一。尽管“特朗普1.0”时期尚未推出全面的、制度化的供应链战略，但已经开始追求关键产业供应链多样化，推动关键产业供应链对华“脱钩”。这一战略导向在关键矿产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2020年9月30日，特朗普签署了《解决依赖外国关键矿产对国内供应链构成威胁》的行政命令，明确指出关键矿产对于维持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愈发重要，而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非同寻常”的威胁。这一行政令的对华指向十分明显，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要推动关键矿产供应链对华“脱钩”，通过增强美国国内关键矿产的开采和供应实现“美国自立”。
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于2025年3月20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援引《国防生产法》，为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产能提供资金、贷款和其他投资支持，以提高关键矿产的国内生产产能，减少对外依赖。这充分说明在“特朗普2.0”时期，美国政府将致力于推动关键供应链进一步对华“脱钩”和回流。在推动关键产业链对华“脱钩”的过程中，除通过提高国内产能和供应，美国还致力于推动供应链多样化与供应链重塑。例如，在关键矿产资源当中，稀土对美国国家安全意义重大，其国防技术当中的F-35战斗机、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潜艇、“战斧”导弹等众多关键装备都大量使用稀土。而目前，美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美国也正通过投资稀土生产并寻找中国稀土的替代来源以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在此过程中，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DFC）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正是通过DFC在非洲投资多个项目以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如投资“洛比托铁路走廊项目”，与安哥拉、赞比亚等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等。DFC是基于“特朗普1.0”时期参众两院通过的《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设立的，并于2019年12月开始运营。DFC与私营部门合作，旨在通过提供融资、保险、股权投资和技术援助等方式，促进在中低收入国家的私人投资，提供美国主导的发展融资选择。DFC的战略目的是加强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并对抗中国在战略地区的存在。自成立以来，DFC在拉美、非洲、南亚等地区投资了诸多关键产业项目，涉及关键矿产、新能源、数字基础设施等（见表1）。从DFC支持的重点项目可以看出，其项目分布和投资导向高度契合美国试图重构关键产业供应链的战略追求，DFC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金融机构，更是对抗中国战略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工具，旨在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美国的战略利益，塑造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
2025年7月1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宣布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指出要减少在稀土等矿产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四方发布声明声称，“依赖单一国家进行关键矿物及其衍生品的加工与提炼，会使行业面临经济胁迫、价格操纵及供应链中断等风险，损害经济和国家安全”。美国等四方的这一举措，表面上看似在保障稀土供应，实则意在对华进行关键矿物产业链的“脱钩”，并瓦解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优势地位。
（四）通过在双边贸易协定中嵌入“毒丸条款”影响贸易伙伴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位置边缘化
美国通过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植入“毒丸条款”以期能够影响贸易伙伴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从而对区域经贸秩序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将中国在供应链中的位置边缘化，避免中国继续发挥“供应链枢纽”作用。此类“毒丸条款”在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中并非首次出现，《美墨加协定》中已嵌入限制缔约国与“非市场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的条款。目前，美国与马来西亚、柬埔寨达成的贸易协定中均嵌入了“毒丸条款”，但其触发条件及协定终止后的关税情况有所不同。美国与马来西亚的贸易协定规定，“如果马来西亚与某个国家签订新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优惠经济协定，而该协定危及美国的基本利益，如果与马来西亚的磋商未能解决美国的关切，美国可以终止本协议，并重新实施2025年4月2日第14257号行政令中规定的适用互惠关税税率”。美国与柬埔寨的贸易协定规定，“如果柬埔寨缔结新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优惠经济协定，而美国认为该协定损害了本协定或对经济或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美国可根据第7.4条终止本协定”。
与《美墨加协定》中对“毒丸条款”的触发条件具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和清晰的流程不同，美国与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协定中对触发条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仅仅依靠“危及美国的基本利益”“对经济或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等非常宽泛的条件，这给予美国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单方面终止协定的权力。美国试图通过嵌入“毒丸条款”让贸易伙伴国自行限制其贸易行为，此类“毒丸条款”就像是一把悬着的剑，时刻提醒已经签署贸易协议的国家在制定经贸政策、与其他国家签署经贸协定时考虑美国的利益，与美国进行磋商，否则这把剑随时会根据美国的意愿落下来。美国试图利用其现有的权力结构，构建排他性的贸易网络，阻止地区供应链和区域经济进一步整合，令中国在地区供应链的地位边缘化。
（五）货币战、金融战或将成为新的经济战手段
为追求所谓的“贸易平衡”，“特朗普2.0”政府大规模征收“对等关税”，中美一度进入高强度的关税战。然而，美国的极限关税施压并未换来中国的妥协和让步，中国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尽管中美已经进入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但此次贸易战中关税的局限性也暴露无遗，美国仅仅依靠关税无法达到其预期的政策效果。因此，未来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在贸易战、关税战的基础上，利用美元及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继续对华发起货币战、金融战。
“特朗普1.0”时期曾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尽管美国已于2020年1月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但不排除“特朗普2.0”时期再次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通过对华施加压力，增加其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在《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中，特朗普政府即表达了对汇率操纵的关注，要求财政部长采取适当措施打击汇率操纵行为，并认定任何他认为应该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国家。由于美联储独立于政府的传统，美国总统直接评论甚至施压美联储的情况比较少见，但特朗普却多次直接批评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并对美联储主席施压。这一趋势表明，“特朗普2.0”时期美联储的独立性或将面临考验。除了常规的货币政策外，一些更为激进的政策设想亦开始被讨论。例如，米兰在《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中提出了一些单边主义的货币路径，比如财政部可对外国央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征收“使用费”或扣留部分利息。尽管报告中所提及的路径目前只是一些政策设想，但若特朗普政府在未来选择升级经济战时，不排除采纳此类政策设想的可能性。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电视台的采访时，拒绝排除华盛顿可能将中国股票从美国交易所摘牌的可能性，并声称，“一切都摆在桌面上，取决于特朗普总统的决定”。这表明金融手段也在美方的政策工具箱之内，若被特朗普选择，将直接削弱中资企业的融资能力。长期以来，美国利用其金融霸权地位，频繁向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发起金融制裁。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制裁手段也不断扩展、制裁力度逐渐加大。以往的案例表明，美国常通过限制美元清算系统的使用、融资渠道的获取、证券市场的准入以及跨境并购活动等手段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这些手段也极有可能被复制到对华政策，例如，美国可能会限制部分中国银行或企业使用美元交易，导致中国失去美元外汇渠道，从而削弱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在大国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金融工具愈发呈现出“武器化”趋势，这将使得战略竞争的领域进一步蔓延，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冲击。
三、“特朗普2.0”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应对路径
面对“特朗普2.0”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中国要采取“底线思维+灵活应对”的战略与战术搭配，既保持战略定力，又主动化解风险。面对更大强度对转口贸易的控制，要进一步深化多边合作，对冲美国压力；面对可能在货币、金融等领域的打压，要积极进行金融防御，降低美元体系风险；要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利益，为实现我国核心目标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无论美国“强硬”或“柔和”，都保持稳定且强大的战略定力，并灵活运用战术，达成战略目标
随着中美战略力量对比的持续演变，两国在科技创新、金融体系等核心领域的博弈将日趋白热化。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中美围绕数字治理规则的博弈将进入新阶段。“特朗普2.0”已走过一年，尽管在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的对华叙事言辞变得相对柔和，然而在处理对华关系中，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目标并没有改变，因为只有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方能实现其对霸权的护持。面对这一态势，中国需要冷静认清形势，既不回避必要的竞争，又通过灵活务实的策略运用，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稳步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从国际维度来看，我们需要实施多管齐下的应对策略。第一，深化与东盟、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经贸合作，通过拓展多元化市场降低对美依赖。要善用全球发展倡议等合作机制，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立场的理解与支持。第二，着力推进中欧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务实合作，瓦解美西方对华围堵的统一战线。第三，认识到美国内部存在的利益分化，始终保持与美国工商界和地方政府的对话与沟通。
（二）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为共同目标，经贸关系依然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之锚”
中美货物贸易差额既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由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中国并不刻意追求顺差，事实上，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从2007年的9.9%降至2024年的2.2%，属于合理均衡区间。中美货物贸易差额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中国单方面政策导向所致。从历史维度看，当前贸易格局是上一轮全球化浪潮的自然产物。中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稳定的政策环境，客观上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本质上是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市场选择。同时，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使美国通过美元体系维持经常账户赤字，实际上为全球贸易提供了流动性支撑。数据显示，美国与全球近100个经济体存在贸易逆差，这种系统性失衡反映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特征。
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在产业链上形成了优势互补的共生关系。中美经贸合作在过去二十年推动了全球技术进步和福利增长，同时为美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和利润，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始终认为，健康的贸易关系应当互利共赢。为此，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主动调整，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多机遇，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也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2024年，中国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9.8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占进口总值的53.6%。自2024年12月1日起，中国给予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带动当月自相关国家进口增长18.1%。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从未将贸易失衡视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模拟，中美全面脱钩将导致美国GDP损失1.6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建立双边产业对话机制、扩大高技术产品贸易、共建数字经济规则，才是实现贸易再平衡的理性路径。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完全有能力通过智慧管控分歧，将经贸关系打造成“稳定之锚”。
（三）面对更大强度对转口贸易的控制，要进一步深化多边合作，对冲美国压力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度持续提升，“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特征。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国际经贸战略。“特朗普2.0”政府以“对等和公平”贸易为名，行经贸霸权之实。其试图通过关税杠杆胁迫、设置贸易协定“毒丸条款”等方式限制第三方国家对华经贸往来，这种单边霸凌做法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具体而言，中国要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扩大进口规模，必须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全球供应链优势，政策创新、枢纽建设和数字化升级等多措并举，全面提升转口贸易发展质量。一方面，要加快完善转口贸易政策体系，在海南自贸港试点“国际中转货物免税仓”政策的基础上，逐步扩大适用范围，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中转枢纽。同时，在内陆关键物流节点布局转口贸易集散中心，优化国际中转效率，形成“沿海+内陆”联动的转口贸易网络。另一方面，要深化数字化转型，构建“人工智能+转口贸易”的智能服务平台和监管体系，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实现货物全流程可追溯、贸易信息高效共享，提升转口贸易的透明度和便利化水平。此外，要依托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东盟、中亚、欧洲等地区的转口贸易合作，推动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伙伴关系。通过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新加坡港等关键节点的协同联动，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经贸新格局。
（四）面对在未来可能出现的货币战、金融战，要积极进行金融防御，降低美元体系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尤其面对特朗普2.0政府可能发起的货币战与金融战，中国更需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一是要主动积极推进货币国际化进程，着力推动本币结算扩容与离岸市场建设。具体而言，可依托RCEP框架，推行“人民币+本地货币”直接结算机制，扩大与中东产油国的人民币石油结算规模。同时，在香港打造“数字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并在伦敦、新加坡建立人民币流动性补充机制。二是要增强全球产业链的安全布局，注重国际金融合作网络的构建。尤其是半导体、医药等战略行业，要探索性建立人民币供应链金融体系。依托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框架，深化机制内伙伴国家的本币结算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建立备用货币池。三是要建设金融防范体系。一方面，防范金融制裁，完善反制裁法律体系，提前应对可能的金融封锁；另一方面，防范金融风险，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建立“美元流动性压力指数”实时监控系统，开展季度性“金融断链”压力测试，通过不断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五）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进一步依靠国内市场，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正经历深刻重构，未来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挑战。在此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仍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包括全产业链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释放的人才红利优势以及宏观经济治理优势等。中国要在这些优势的协同作用下，进一步依靠国内市场，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贸格局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推进“双循环”战略，促进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巩固我国国内市场。在科技领域，加大对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投入，突破“卡脖子”技术，降低美国技术封锁的影响。同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历程中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在全球经贸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多边、双边及区域经济合作，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谈判和规则制定，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这不仅有助于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将有助于为人类福祉做出更多的中国贡献。
原文：《国际贸易》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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