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i 导 读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第二任期，对全球化和既有国际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加速了反全球化进程。在此背景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孟维瞻撰文表明，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全球化的影响具有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冲击无疑加速了全球化的裂解，但另一方面他在客观上改变了反全球化的发展轨迹，使其不至于滑向僵化的“两极对立”终局。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面对一个不再铁板一块的西方，中国既需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又要灵活运用外交智慧避免陷入阵营对抗，从而在新的国际格局中趋利避害，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第二任期，对全球化和既有国际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加速了反全球化进程。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特朗普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改变过去八年反全球化的发展路径，使得这一进程并非对中国只有负面影响。世界事务很少非黑即白，很难简单评判某件事的是非好坏。任何事物往往具有矛盾的两面效应，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常常并存、同时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辩证地看待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全球化产生的双重影响。
一、全球化黄金时代的终结与世界分裂的前景
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全球化模式其实只延续了约25年，在国际关系史上只是短暂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全球化建立在若干特殊条件之上：其一，美国拥有超强实力和绝对主导地位；其二，各国政治精英对内具有强大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其三，西方精英普遍假定世界各国最终会走向与美国相似的政治制度，实现意识形态的趋同统一。然而时至今日，这三大前提均已不复存在，昔日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
那么，如果原有的全球化不可持续，取而代之的将是怎样的世界？有学者预测，未来世界可能分裂成截然两部分，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平行体系。约翰·欧文（John Owen）和范亚伦（Aaron Friedberg）等人持这种观点，认为区域性集团化不太可能成为未来主导模式，因为现代高科技产品的供应链极为漫长且跨国分布，没有任何单一国家或地区能自给自足地完成整个供应链。同时，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能力一统全球、迫使对方接受自身的政治制度。基于此背景，“两极分化”的世界图景似乎成为未来最具可能性的选项，即全球将被迫分裂成两个彼此竞争又内部相对紧密的阵营。
二、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反全球化路径的新变数
事实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2021）以及拜登任期（2021–2024）期间，上述世界分裂的趋势已经初见端倪。美国逐步将中国排除在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针对中国展开了贸易、科技、价值观等全方位的打压。这使得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两个独立平行体系的雏形。在2021–2024年间，拜登政府更是将这种遏制中国的联盟网络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成功强化并整合了多个对华围堵机制和伙伴关系。这一系列“小圈子”多边机制几乎把中国孤立于西方主导的体系之外。中国很多学者将美国主导的这种排他性集团称为“小圈子多边主义”或“伪多边主义”。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全球化的政策取向与此前大相径庭，也不同于拜登执政时期。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全球化秩序的破坏更为严重，采取了更激进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加剧了全球化的倒退。另一方面，他却使反全球化朝着另一种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全球大脱钩”的进程。换言之，尽管原有全球化难以维系，但反全球化也并非只能按照上述“两大阵营对立”的单一路径演进。特朗普的非常规政策为反全球化进程增添了新的变数，客观上削弱了“全球大脱钩”对中国的冲击强度。
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的盟友不再铁板一块地与华盛顿步调一致，开始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主动探索与中国接触合作的机会。在之前的八年里难以想象的情景如今变为现实：近来欧洲主要国家以及加拿大的领导人纷纷访华或计划访华，以修复此前因跟随美国对抗中国而受损的对华关系。这无疑标志着西方阵营内部正在出现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分化。
特朗普的政策使美国盟友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在过去几年，美国的盟友几乎别无他法，只能追随华盛顿遏制中国，中国也难有周旋腾挪的余地。而如今，这些国家开始在中美之间采取更平衡的策略，谋求自身最大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面对的是一个不那么铁板一块的“西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作风使跨大西洋联盟出现嫌隙，欧洲不得不调整战略，不再一味对抗中国。这为中国开展更灵活的外交提供了可能。中国可以利用美盟矛盾和利益分化，在大国博弈中纵横捭阖，拓展战略回旋空间，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三、多维影响下的中国选择
鉴于上述变化，我们很难再简单断言全球化或反全球化对中国究竟利弊何在。如今的形势更加复杂：特朗普第二任期带来的冲击既加剧了全球化退潮的不利一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全球化对中国的负面效应。中国毫无疑问应继续维护和支持真正的全球化，反对任何破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倒行逆施。然而，在原有的全球化模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更现实的任务是努力避免反全球化滑向最糟糕的极端情境。
展望未来，反全球化进程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一种是前文所述的“全球大脱钩”，亦即以美欧为一方、中国及其他国家为另一方的两个封闭集团全面对立，形成事实上的新冷战，这是我们需要竭力避免的最不利局面。另一种则可能是较为混沌松散的状态，世界不会泾渭分明地一分为二，而是在竞争中保持一定程度的交流与合作。这样的局面下，某些因素对中国更加不利，例如贸易投资环境的局部恶化、技术交流受限等；但也有不少因素相对有利于中国。如果中国应对得当，完全可以趋利避害，在新的国际缝隙中获得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种种演变也改变了我们对“西方”概念的固有认知。过去我们常将西方视作铁板一块、秩序内部高度同质化的整体，如今发现西方内部其实存在不同路线和选择，并非只有单一模式。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应当区分对待并积极经营与不同类型“西方”国家的关系。通过加强同那些立场务实、多元开放的西方国家的合作，中国有望削弱“东方vs西方”尖锐对抗的态势，为自身赢得更大的战略空间。这种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有助于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延缓世界分裂进程，维护来之不易的开放合作局面。
四、结论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全球化的影响具有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冲击无疑加速了全球化的裂解；但另一方面，他在客观上改变了反全球化的发展轨迹，使其不至于滑向僵化的“两极对立”终局。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某些转机。在国际格局加速演变的当下，中国须既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的大方向，又灵活运用外交智慧避免陷入阵营对抗的死局。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交织博弈的复杂环境中，唯有如此方能趋利避害，牢牢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
原文：《美国与亚太简报》第二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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