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感谢主办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举办今天的活动。由这两大机构来举办这次纪念活动再合适不过。今天我想从这两个机构的名称中摘取一些字进行演讲：友好和对外交流。欧立德先生已经谈及了傅高义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建设者角色，我想我会从个人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
20世纪70年代初，在傅高义先生负责设立、培育和扶持的众多项目中，其中一个是他在哈佛设立了一项东亚研究专业，这个专业是为了对当代东亚社会感兴趣的大学生尤其对这些国家进行跨学科研究以及语言学习的同学而设立的。专业设好了以后,傅老师一直任主任。通常，这种大学部行政工作我们会做两三年，然后就传给其他人任，但傅高义先生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负责这个。在这年里，他年年与每一个东亚研究专业的本科新生见面、交谈，了解他们的兴趣，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受到欢迎的。就像我说的，这些工作他做了二十年，而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我在2008年接手这项工作时，他向我建议继续。他建议很好；我当然采纳了。这样做。通常来讲，哈佛大学的教授都很忙，所以他的建议——每年都抽出好几天时间来与本科生交谈，有些非同寻常。不过我认为，这其实是傅高义先生更宏大的人生观的写照之一。
傅高义先生觉得人是很有趣的，我想这印证了Steve(指的是傅老师儿子)刚才所说的。他对人由衷地感兴趣，所以他到处交朋友。我觉得，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月前全世界都在表达对他的热爱和尊敬，以及对他的去世所感到的悲痛。
我从傅高义先生那里“继承”的第二个职位是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一职. 我不是直接接任;中间还有其他几位同事,所以可以说我是后几代的继承者。我目前正在学术休假，这个职位由叶志敏教授接任，在我之后我们会听到她的发言。
傅高义先生曾两度出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任期分别是从1973年到1975年，以及从1995年到1999年。我想，时至今日，仍只有他曾两次担任这一职务。在第一个任期内，他领导费正清研究中心度过了发展的关键阶段，让中心的意义不止于创始人费正清，而是像欧立德先生所说，成为了美国甚至世界领先的最有权威的跨学科中国研究中心之一。在1995年至1999年傅高义先生的第二个任期内，他为中心确立并巩固了一些直到今天仍然非常重要的方向。第一，用欧立德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连接政界和学术界的重要性，可以通过直接交流——傅高义先生就曾在政府任职数年，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例如，通过在政治话语、公共话语方面做贡献，通过发挥公众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努力改变世界。第二个方面是与中国同行开展进一步的协作、合作和交流。90年代初期，许多交流被削弱，境况不容乐观，傅高义先生屡次强调重建这些联系的重要性，不仅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成为更优秀的学者，还因为它符合更广泛的公共利益。欧立德先生已经讲述了傅高义先生为哈佛留下的宝贵财富，在这里，我想强调他对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影响深远，他在这里留下了关于友谊、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烙印。
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使我们有机会去深入思考傅高义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和他的关系。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傅高义先生看成一个传教士，不是说给某一个宗教教派传教, 而这是给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理念传教。他利用教学、写作及其他的公众角色来克服误解、不信任和历史遗留的敌意。因此我才把他比作一个传教士，袁明院长刚刚称他为君子。我从第三个角度做比较。印地语有个概念,即mensch, 指的是一个很懂做人的人，很朴实的人。傅老师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位绅士、君子，我想大家对此都很熟悉，同时他又简单纯朴，像是一个“土包子”, 一个mensch。我需要说清楚，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这么说很粗鲁，但我很确定，如果听到这样的描述，傅高义先生会很高兴甚至感到自豪。但在这简单、纯朴的外表背后，他的一生都肩负着一项非常崇高的使命。几位演讲嘉宾都提到了这一点。这项使命关乎友谊、地方合作、交流等理念，它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且通过具体的实践去解决国家之间面临的挑战。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担负起这一崇高使命，以完成并忠实于他的遗志。我想，如果傅高义先生知道我们举办了这些活动来纪念他，他会很感动。但如果我的收件箱收到一封他不知从哪发来的邮件，我知道这封邮件会这样写：“谢谢你们举办这些纪念活动，不过还是赶紧工作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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