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回应一下刚才法赫米先生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把非洲纳入，七个月之前我们希望对整个亚洲进行评价，但随时间推移我们更希望了解全球最高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包括中国的大湾区、长三角和北京，我们希望了解其在全球的位置，与此同时欧洲人、美国人说我们也很发达，也想知道自己的位置。王教授给我一个建议，做二十国集团的智慧城市排名。最后我采纳这个建议，却发现工作量非常大，无力同时开展其他工作。所以，非洲之所以没有纳入，就是因为工作量太大。
回到本次工作，起源是希望通过多元基础设施协同实现区域融合，进而连通全球滨海区与内陆区，增强城市韧性、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社会动荡、疫情等挑战，当然也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挑战。
智慧城市的定义，狭义地讲就是信息基础设施。我们使用了广义的概念，包括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我们评价规则是阶梯得分法。总计16个指标，每个指标拥有不同分值和科目。以有线通信为例，百兆光纤给一分，千兆光纤两分，全光网络给三分，量子通信给四分。再以无线通信举例，4G给一分，5G给两分，卫星互联网给三分，基于空间的量子通信给四分。再以数字孪生体系为例，泛载感知体系给一分，数据中心给两分，数据融合以后的城市大脑或操作系统给三分，未来的通用人工智能平台给四分。再到数字政府，首席数据官给一分，如果有自上而下的多层管控体系或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给两分， 跨区通办给三分。可见不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你有自上而下的多层治理体系或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我们就给分。这里还有个例子，就是隐私，发布法律给一分，对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分类分级监管给两分。以上例子，展示了阶梯得分。
得益于北京大学的帮助，我们拥有超过21个语种的专家对上万条数据、243个城市进行校验。第一轮打分，第二轮检查，第三轮小语种再次校验。最后我们邀请32位专家，包括在座的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院长朱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教授，也包括中交建、中电建、中铁建等朋友还有阿联酋、阿塞拜疆、巴基斯坦等国专家，最终把权重乘以分数得出最终结果。收集齐全所有专家权重我们才知道最终结果。我也是15天前才知道最终结果。
提问：
北京日报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北京，从这次智慧城市排名来看，北京位列前10%，也是一个不错的排名，和全球一流的城市相比，北京上升的空间在哪儿？另外据我们了解北京市一直在推动整合各个部门和机构的信息，实现更高效的城市管理和服务，我理解这也是促进区域融合的一个手段，就像长三角、珠三角一样，实现区域尺度的数字治理，在这个实际操作中有没有什么难点，请嘉宾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陈溪：这次排名里面北京排名确实很高，在全球在前5%，主要得益于北京市政府长期的投入，但是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北京在全球还是有很多出色的对手，比如说伦敦。北京在数字政府领域领先，伦敦则在卫星互联网规模商用领域领先的。
北京在实操中间可能有两个难点。第一，各个委办局的积极性，北京市政府有一个很好的原则，叫作“基础设施统建共用，数据资源分采统用”，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节约资源，并且尊重每个委办局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应对的策略是以问题和事件为线索，设定更高层级政府的行动边界，保持各个单位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第二，如何支持决策。数据汇聚到决策指挥平台后，决策层所看到的信息，受制于建模或工程实施团队或单位对城市治理和总体发展的理解深度与广度，也受制于数据资源的可获性、各委办局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理论、经验或格局来看，有小马拉大车的风险，限制了决策支持的效用。应对策略，在于高质量的动态的总体规划或顶层设计。避免数据海量汇聚却未达预期，限制了对决策或城市发展形成的支持。
凤凰网记者：我们是香港媒体，很多网友非常关心香港的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下，在这份报告里面，您怎么样看待香港在全球的位置。以香港所在的大湾区为例，怎么样看待粤港澳大湾区的位置。很多湾区城市，还有刚才嘉宾提到的深圳，还有像广州、香港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但是如果纳入整个大湾区的二线城市之后排名或者很多数据将是一个下跌，能不能认为我们这个城市群里面存在一种虹吸的效应，这是发展的不平衡。另外同时大湾区有非常多的城市，它们之间是否会存在非常剧烈的竞争，怎么样避免这种竞争带来的内卷，谢谢。
陈溪：第一个，香港在亚洲应该是前10%，在二十国集团是前30%左右，香港它的排名总体来说很不错。它的对标对象在亚洲应该是东京和新加坡，和新加坡相比香港在数字政府领域及公共卫生网络是领先的，但是在数字的合理流动和无线通信领域是落后的。因为这些是高权重指标和高分值科目，所以香港相对落后。东京则是在多层管控体系和无线通信网领先。关于大湾区，我从业智慧城市研究十几年，也一直以为咱们的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绝对领先，但是这个结果出来之后，让我们略有意外，它是在全球大概处于中等水平，落后于欧洲的北海、波罗的海、阿尔卑斯山脉以及美国的纽约湾、大湖区，甚至日本东京的三湾地区。原因是，这几个区域主要是一线和二线城市为主，比如东京、大阪、神木、京都、名古屋、横滨、千叶这些城市，而我们大湾区则包括了很多二线甚至三线城市，所以拉低了平均值。
第二，我们在高权重指标、高分值科目上面是落后，比如无线通信网、数据合理流动、数据隐私保护以及轨交领域我们都相对落后。当然湾区在有线通讯网和数字政府领域是全球领先的。
第三，不平衡这个现象怎么理解？我们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1.思维上的赤字；2.治理上的赤字；3.扩大的数字鸿沟。比较深圳、惠州、江门、香港和佛山之后，他们在数字政府和公共卫生领域得分是一样的。它们差距在哪儿？深圳主要在轨交上面有领先，这个可以理解，是财政差距。但是在数据资本化、数据合理流动、个人隐私保护这些制度上面差别很大，这些并不是说是财政上，这些问题恰恰是如何看待改革、看待开放、看待创新，这是一个思维的差距。粤港澳大湾区和北海、波罗的海以及纽约湾的差距也在这儿，这是思维赤字、治理赤字，中国很多城市都上了几千万或者几个亿的数据平台，大而全的数字平台指挥体系或者通信网络、感知体系，部分非必要的基础设施，这种超前的上岗可能会透支发展潜力，加大债务风险。很多人说我们可以用REITs，实际上对待REITs要谨慎，因为数字迭代更快，而且折旧更快，也会带来风险。总的来看财政赤字的本质往往是治理赤字。第三个原因，扩大的数字鸿沟，我们和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香港国际金融学会，每年有三次左右的亚洲智慧城市的季评以及亚洲智慧城市的排名，它的读者50-60%是海外读者，这些读者95%是发达经济体，而我们国内读者80%以上是滨海的发达省份，这说明什么？说明数字鸿沟只可能越来越大，随着我们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一定会越来越大。
您可能会问如何协同大湾区，减少内耗？我的想法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说我们天天想着和深圳和香港比，和佛山和广东比，我们是画地为牢，但是如果它们都盯着纽约和伦敦，我们就想着如何建设高水平的人、物、商品、信息流动的大湾区，而这个大湾区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数字湾区和轨道上的珠三角。甚至三线城市都可以追求高于国际标准的规则，例如高于RCEP、GDPR的国际规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高水平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动高质量的创新和改革。我相信两年以后珠三角、大湾区极有可能超过日本的三湾地区。
中国经济报记者：能否简单总结一下智慧城市如何促进区域间的协作？
陈溪：您讲的问题主要是方法论的问题。狭义的智慧城市是建立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基础之上，广义的就是传统、数字和制度基础设施的融合。传统基础设施是数字基础设施的载体，而制度基础设施要激活传统和数字基础设施，区域融合依靠三者之间的协同。
三者协同的点在哪儿？是高权重和高分值的科目，比如跨区域的轨交，卫星互联网、自上而下的多层管控体系或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等，这些科目协同本身就构成高质量的规划。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原则，像城市空间和未来技术要留白，比如通信技术、计算力、人工智能结构网，我们判断2028-2030之间会有技术革命，在那个时候的量子计算、6G，还有更成熟的通用人工智能，还有未来交通无人化、立体化，如果这些一次性建成可能会带来债务危机。一个城市发展的效率是有边界的，我们要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上面寻找解决方案，产业链和治理链要做延伸，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公共产品，引导人的流动和社会创新的方向。
凤凰网：您好，我是来自凤凰网，我看到这次报告上显示印度城市排名普遍靠后，但是数据显示它的综合发展潜力是非常高的，包括现在整个的人口今年已经超过了中国，您如何评价印度城市在这次报告中的排名。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巴黎的排名处于本次报告的第一梯队，但是巴黎近期的一些治安问题，包括它可能都无法保证本城市居民的基本安全，它是不是能够匹配得上第一梯队的名头？一个增长的印度城市还有一个动荡的巴黎，它们在未来的智慧城市排名走向您如何看待，谢谢。
陈溪：一个增长的印度和一个动乱的巴黎，这个问题凤凰网的记者问得非常有趣。首先孟买是印度排名最高的城市，和巴黎比除了数字政府和能源互联网以及数字孪生领域，其他几乎和巴黎同分。
第二，动荡的巴黎和发展的印度是不是会有此消彼涨的关系？我们这样想，印度有庞大的国土和人口，包括了能源网、卫生网、交通网、轨交网、通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机会。印度如果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持续创新，我们会看到更加发展的印度。当然我们也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繁荣、发展的印度，这取决于印度的内政、外交以及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
巴黎只要它能够在无人交通系统、量子通信、通用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领域持续保持领先，把资源引向这些关键领域，而不是流向社会的稳定和大国博弈，我认为巴黎有更大的概率会领先于印度。
所以，从这点说明什么？智慧城市的上限不是软硬件，软硬件只是下限，它的上限不是我们这边决定的，而是国际关系、国际金融，是它的发展的上限。
爱尔兰大使馆提问：刚才您分析了大湾区内部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我想了解其他区域的智慧城市群的发展是不是也不平衡？刚才您提到了巴尔干还有纽约地区，所以说其他区域的智慧城市集群发展是不是也不平衡？
陈溪：其实不平衡的现象我相信哪里都会有的，比如利雅得、吉隆坡和阿布扎比旁边的城市也有差距，因为大湾区在中国是既定的概念，包括了一线、二线、三线城市，所以差距很明显。芝加哥、哥伦布等等有差距，但是不是很明显，像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也有差距，但是不明显，它们就是一线、二线城市。
如何看待？就像我回答凤凰卫视的问题，思维、财政、治理赤字等以及扩大的数字鸿沟，使得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能做的事就是让生活更加可持续，让更多人过上更富裕的生活。
中国铁建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提问：我们现在研讨的是智慧城市和区域融合，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区域融合是不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另外一个，对于我们国家西部地区而言，因为我本人就来自西安，比如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甚至我觉得向西再向中亚腹地发展，这些大量城市都是孤立存在的。刚才陈博士和邓董事长都提到大湾区，但是这些孤立存在的西部城市和大湾区这种城市群确实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就想在这种情况下智慧城市的发展和挑战，这种趋势应该和大湾区，包括长三角、珠三角这种发达地区的挑战应该不一样的，我想问问陈博士这种挑战和趋势特别对西部地区而言应该是什么，谢谢。
陈溪：因为时间原因我只能简单回答关键要点。第一，从阿尔卑斯山的例子看出来，阿尔卑斯山脉和北海得分相近，都在数据的隐私保护、合理流动，以及卫星互联网等高权重指标、高分值科目上面领先，这个案例给了中西部一个启示，即便孤立的城市也要抓制度、抓无线通信、轨交。第二，其实这个情况我相信在巴基斯坦是一样的，既有滨海的卡拉奇，又有内陆的伊斯兰堡，我也在想，是不是可以参考阿尔卑斯山，内陆抓无线通信、抓轨交，当然这是我简化了，这是我们从两百多个城市得出的经验。Wazir先生，您的意见呢？
巴基斯坦科技参赞汗·穆罕默德·瓦齐尔（Khan Muhammad Wazir）：谢谢，在巴基斯坦，您刚才已经说了卡拉奇是沿海城市，人口也到了3500万，政府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开展了很多的项目，建造了很多的基础设施。还有一些内陆的城市比如说伊斯兰堡，我们开展了很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这些项目有一些还不是智慧项目，是普通的传统项目。我们期待着和中资企业在这方面开展更多的合作。特别是考虑到巴基斯坦人口众多，我们需要如何进一步考虑整合？
陈溪：我简单回答。第一，巴基斯坦的发展可能要依靠两条线，第一个是从北部的中国的喀什往南以至经过伊斯兰堡再到卡拉奇、瓜达尔。第二条线还是要作为经过恰巴哈尔往波斯湾联通，作为中东地区往东的中转。只有可能这两条线，巴基斯坦本身可能很难再有他的利益和规划探索的空间。第二，巴基斯坦需要实现从部落到市、县、省、中央政府的利益进行融合，然后指引后续项目，这还有很长路要走。
陈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深圳行政学院和深圳龙华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留给我一个务必要自问自答的问题。他们问得非常前沿。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发展，特别是大模型的应用能够给全球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对区域融合是否有促进。我们如何鼓励和支持创业者参与这一浪潮，以推动创新和经济发展。
我这里快速用四点回答：1.通用人工智能确实提供了很多想象空间，但是它的逻辑推理能力不仅受制于参数，而且受制于架构，还有受制于算力、网络、数据和监管规则，短期内不要有过高的期待。2.从促进区域融合来讲，还是要从成熟的底层基础设施开始，大模型对技术、资金、人才和市场多方的需求，我认为不具备必要性。3.对发达城市，比如说中国、东南亚、中东和欧洲的城市而言，建立AGI中心是为数不多的选择，要做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布局、场景布局和产学研布局，政府要牵头、大企业牵头，中小企业机会是不多的。4.利用区域AGI中心提供的模型，做小的场景，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大企业会跟进，之后竞争会非常激烈。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建立公平、开放和存在监管的市场环境，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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