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怡明(Michael Szonyi):傅高义,印证中美友谊、交流与合作的烙印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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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傅高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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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先生的突然离世,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前他一直在与王缉思教授联系,希望中美两国的学者,能够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呼吁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妥善处理分歧。为此他还起草了一份倡议书。这是他留下的一份遗愿,也是留给我们的一份作业。


我初识傅高义先生,是在1983年深秋。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项子明先生应邀访问哈佛大学,我担任陪同翻译。当时正值中美两国人文交流中断多年后又一次蓄势待发,哈佛大学非常重视,专门在项子明先生到达那一天挂出了中国国旗。北大已故的丁石孙校长当时也正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他在回忆录中也专门提及这件事。


访问的日程排得很满。在拜访了资深中国研究人士费正清先生(John K. Fairbank)以后,我们被告知要临时再加一场会见。傅高义先生在他的家里接待我们。他张开双臂,连连用中文说“欢迎、欢迎。” 当时他的中文还很不熟练,但是他那真诚的微笑却代替了所有的语言。


这次见面成为我们38年友谊与合作的开始。


个人的合作离不开时代。同时,两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也始终承担着先驱的使命。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合作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一旦时机成熟,知识能量可以在跨文化的环境中集聚迸发,这对推动社会前进、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意义重大。


傅高义先生对两国人文交流所做的巨大贡献,可以写成一本书。本文篇幅受限,我仅举其中一点例子。


1998年春天,傅高义先生应邀来参加北京大学百年庆典。我们讨论了很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向我提出酝酿很久的一个合作研究计划,即以1972—1989这一时段为例,做一个历史学、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评估一下在历史洪流中,中、美、日三国如何努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这就是后来的“哈-北-东”项目。“哈”即哈佛,“北”指北大,“东”是东京大学。我和东京大学的田中明彦教授配合傅高义先生,组织了1999年在东京、2000年在哈佛的两次学术讨论会,并在2002年出版了“中美日关系1972--1989”一书。在该书序言中,傅高义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合作模式在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动荡不安后,还有多少被保留了下来?没有了1972-1992年的特殊条件,当时那种积极合作的精神还能不能在新的世纪里发扬光大?”


2001年初,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华盛顿政治中出现了不少针对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杂音。为了及时沟通情况,促进了解,尽量多做正向努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访华团,基辛格、佩里、芮效俭、傅高义、李侃如、兰普顿等等都参加了。访华团除了见到了中国领导人之外,还特地来到北京大学,与北大青年学生举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座谈。傅高义在评论美国的公众舆论对华态度时指出:“对于我们在历史上打交道不多的国家,美国公众是特别容易走极端的,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向另外一个极端。这在对华关系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傅高义先生以一己一生的努力,来纠正这种偏离。正如他在毕10年之功写出“邓小平时代”中所说:“我深知如果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好,而这又要求双方达成更深的理解。”


傅高义先生博学、睿智、通达、包容。他的跨文化能力,包括语言能力,都非常人所及。有时我甚至会觉得他有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品格特征,那是人类精神的某种遗传。同时他也有一种中国的“古君子之风”:谦虚、好学、乐于帮扶、善待友人。


2015年,傅高义85岁了。深秋季节,他又一次来到中国,为他的两本新书收集资料。在一次去西南地区旅行途中,旧疾发作,他不得不到当地一个基层医院就医。回到北京之后他才告诉我那一段殊不寻常的经历。为了减少为他诊治的中国年轻医生的顾虑和压力,他打开手机上了“百度”,和医生们一起查资料,讨论病情,做手术前的准备。他这样说:“我信任他们。” 信任,他以自己的生命健康相托。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何等基本,又何等珍贵。傅高义先生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以全部生命写就,并将在中美人文交流中继续鼓励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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