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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持续推进“美国优先”政策、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取向及霸权逻辑变化受到广泛关注。近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兼智库中心管理办公室主任、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王栋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陈弘毅在《世界知识》撰文。文章认为，美国正由战后长期奉行的“慷慨型霸权”逐步转向强调成本收益与即时回报的“经济型霸权”，这一转型意味着美国正弱化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者角色，以更强的交易逻辑处理国际关系，并对全球治理体系、联盟结构及国际秩序重构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霸权主导国际秩序数十年，其内核逻辑正发生深刻演变。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进入第二年，国际社会须清醒认识到，自由国际主义作为美国战后大战略基轴的地位经历实质性衰落，美国从“慷慨型霸权”向“经济型霸权”转型。
要理解这一转变的意义，需首先厘清两种霸权形态的根本差异。
“慷慨型霸权”体现了着眼长远的制度性投资逻辑。在此模式下，美国愿意承受短期与局部的不对称成本，通过主动供给安全、经济与货币等关键国际公共产品，支持多边规则与国际机制建设，以此换取对国际秩序的长远塑造能力、对盟友体系的结构性主导地位，以及美元特权等可持续制度性收益。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跨大西洋联盟及一系列多边制度架构，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呈现。
“经济型霸权”则展现出强烈的短期交易导向战略逻辑。它摒弃了美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主要供给者的传统角色，剥离自由国际主义话语体系，转而以更直接的方式追求现实利益，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为以硬实力为依托的即时双边交易。“经济型霸权”的合法性基础更多转向强制性权力与议价优势，战略重心从维护国际体系的长期稳定收缩为追求眼前可见、可量化的对等收益。
若以商业运营相类比，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恰似一家战略转型中的跨国连锁酒店，其服务模式正由“奢侈型酒店”向“经济型酒店”进行系统性收缩和降级，然而，作为连锁酒店拥有者的定位与主导心态依然存在，成本控制导向的战略反而让其行为模式的工具性与交易性特征愈发凸显。
美国战略界为把握两种形态的转变，也在重新界定霸权本质。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事务》上撰文，特朗普第二任期大战略是掠夺性的，其核心在于利用美国特权地位，从盟友和对手那里获取让步与利益。但这种掠夺性并非不计代价的扩张，而是在成本核算基础上的精算行为。沃尔特仅揭示了“掠夺性”的贪婪一面，却忽视了这种霸权亦有吝啬的一面，即对成本的精打细算。
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2026年《美国国防战略》均反复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可量化回报与即时对等收益。其中，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直言“美国独自撑起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宣告这个长期承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国家不愿再为国际秩序独担重负。这一表述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大规模退出数十个国际组织的行动一脉相承，而那些被认定为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组织恰恰构成战后多边主义制度框架的主体。这种系统性剥离，标志着美国放弃了以往通过长期制度投资换取体系领导权的传统模式。
这种理论转向与政策宣示最终在对委内瑞拉的 特战行动和对伊朗的战争行为中得到集中体现。两起行动均未经联合国授权，以单边武力手段实现政权更迭与资源控制，把即时回报逻辑推向极致。
然而，精算逻辑在实操中很快暴露出其内在局限。特朗普政府在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时并未偏离成本精算逻辑，但发生重大战略误判，即认为通过斩首行动等低成本手段便可迅速促使伊朗政权崩溃，在短期内结束战争并达成战略目标，乃至寄望于在伊朗复刻委内瑞拉模式。现实走向远非如此。美伊开战以来，美军消耗巨大，而伊朗通过非对称作战手段对冲了美国的技术优势，使得原本预期的快速行动逐步演变为持续冲突。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全球油价波动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影响。以成本收益精算为核心的“经济型霸权”，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中面临难以精确控制成本的挑战。
特朗普2.0时代美国霸权底层逻辑和基本形态发生的明显转变正对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全球治理面临调整压力，传统联盟体系凝聚力面临考验，大国战略博弈进入更复杂阶段……这些既促使其他大国加快自主创新，也推动美国的传统盟友寻求战略自主和供应链多元化。
未来的国际体系将不再由单一霸权国家提供的稳定多边框架主导，而是进入多方博弈、规则竞争、秩序重构的过渡期。如何在这一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构建新的合作平衡、避免系统性战略对抗，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要课题。
来源：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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