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i 导 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科学谋划和系统部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总结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成败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历史的逻辑、发展的逻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其成败的内在逻辑，也是历史的逻辑、发展的逻辑。
一
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即实行赶超战略。这在100多年前的俄国就已开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根本目标是清楚的：赶上欧洲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有了夺取政权的时机。“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先应当在资产阶级压迫下，在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投票来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无产阶级应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先进的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用政治途径来推进社会经济建设，赶上欧洲文明。这就是列宁强调的革命的辩证法。这里的“政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党的领导、先进的苏维埃制度。于是，在共产党执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贯穿始终的有三对关系：实现现代化的政治途径和经济方式的关系、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自觉性（历史主动精神）和自发性的关系。这三对关系中，孰为基础、孰为关键、如何适度处理把握，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执政艺术。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作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政治家，在探寻一条适合小农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提出苏维埃国家是“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不再提小生产者自发产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要和农民做“最后的斗争”，实际上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合作社是社会主义。这在探索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
斯大林与列宁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急速地向“左”推进的地方。斯大林的赶超战略体现在他的“八重八轻”的发展理念及其实践上，即重政治轻经济、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实际上是不要市场）、重积累轻消费、重速度轻效益、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当然，这些都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的，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斯大林有两大理论：一是“一国社会主义”论，二是“两个平行市场”论。这使苏联的发展自外于世界体系，走向自我封闭。他进行了两大运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实行单一公有制（认定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全民所有制才是其最高形式）；大清洗运动，消灭“人民的敌人”（认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与此同时，强化了两个重要的政治制度：干部委任制（使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党中央的指示整个共和国必须遵守（越过苏维埃，使其成为表决机器）。
沙俄有两个不好的传统，一个是个人崇拜，一个是大国沙文主义。斯大林不仅没有去克服和清除这两个传统，甚至自觉地继承和提倡。前者用在大清洗运动中巩固其个人集权、个人专断的体制，后者以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名义予以合法化。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工业化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执政时期，虽有过某些改革、改良，但集权、僵化的制度框架没有重大改变，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使苏联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的地位都无力守住底线：放弃了党的领导，使派别林立；放弃了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使社会思想混乱不堪，无法形成社会共识；放弃了原来的经济制度，造成国家既无计划又无市场，使民众对改革完全丧失信心，民心四散；淡化民主集中制使联盟的解体成为必然；实行总统制使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形存实亡。
苏联70多年的历史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任何有民族责任心、爱国情怀、党性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不能不严肃思考苏共的历史教训。
二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的各个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十分注意研究和吸取苏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为何说是“划时代的”？因为改革开放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伟大的觉醒”，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受苏联模式影响很深的社会主义转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否定了“一国社会主义”论和“两个平行市场”论，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修正了过分强调政治、用阶级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群众满意、拥护、赞成作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端正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一最重要的政治关系。
——我们党确立了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的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和和平发展道路，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划清界限。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同时科学地分析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保证了历史重大转变时期社会的总体稳定。
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同时也提出并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排除千难万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变革，取得了世人公认的伟大成就，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党形成了一系列先进的执政理念，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我们党通过改革，破除了体制机制上的各种弊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等领域实现了体制机制的转变。当然，有的领域的体制机制转变不能轻易说“不可逆转”，但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阻碍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是不断被破除的。
我把上述内容归纳为“三大先进理念”和“七大领域的体制转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总结出一系列领导和执政经验，其中包括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组关系的经验，即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三个“度”有机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在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吸取和借鉴国外文化的积极成果，使“马”“中”“外”这三种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领域具有正确定位，不要错位、不会越位、不能倒位。以上三个方面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文化三个重要领域中处理复杂关系问题的经验，是我们党几代领导人一脉相承再三认定和以不同方式重申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只要我们认真总结、不断充实、努力实行，就可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避免出现全局性、根本性、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常说的“颠覆性”的错误，顺利达成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党当然不应该、也不会在成就和有利条件面前自我满足。为了顺利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业，必须遵循党一再提倡的要有问题意识、忧患意识，有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以实事求是和锐意进取精神，思考如何避免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被打断和打乱。
第一，进一步提高和加强适应中国现阶段国情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是《决定》“聚焦”的问题之一。互联网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时代，提供了使执政权力和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技术条件，也提供了实行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的物质条件。只承认其中一个方面，并据此去处理问题，必然会把事情搞糟。《决定》要求“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就是认定中国经济结构是“多元”的，在此基础上的思想和利益自然不可能是“一元的”。社会的发展是靠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的合力来推动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需要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党来整合不同的思想和利益。
第二，中国最核心的政治理念就是认清中国政治的根本特点和优势所在。党的文献一再阐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再次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点、政治优势和政治经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立体的、多维的，不是一条线、一个横断面。党、民、法三者“统一”，在哪里“统一”？就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理念，那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就应该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环节。《决定》也聚焦“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在“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一条中具体讲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在这个问题上，党与人大、政府与人大、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关系，人大对国家财经问题的监督和审查，应该成为“聚焦”中的重点。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着力解决列宁在百年前碰到但没有解决的“党和苏维埃的关系”这一涉及根本制度的历史性课题。
第三，“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决定》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牵引”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重要目标的现代化。“强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这是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最为艰巨、最为严峻的任务。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有不小差距。这是我们要正视的现实。《决定》提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表明我们现在的经济格局不会有重大变动。关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措施也表明，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分配秩序坚持了党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因此，“做大蛋糕”这个总问题自然而然要靠发展生产力来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遵循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我们在政治上有不少打破常规创新之举，而在经济建设上，还可以多关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决定》中强调的历史主动精神。
“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近期出现频率极高的新概念。一方面，实现现代化自然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生产力水平和广大民众需求的多层次性。作为执政为民的党，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眼点放在满足10亿以上的中低收入的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上。讲“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机制”，那么，任何敢担当的人民公仆也不能不首先看到每年1000万大学毕业生焦急期盼的眼光。我们常说中国经济韧性大，但不能不承认，这个“韧性”实际上是中国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长期忍受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的“韧性”。
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在中国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30多年中，也曾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侵蚀，丛林法则、消费主义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这也是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源之一。这些年来，中国的主流媒体天天宣传“刺激消费”。“刺激”出来的是一大批居民特别是中青年工薪阶层还不完的房贷、车贷，造成今日严重的社会焦虑。值得庆幸的是，席卷城市的房地产急流在广大农村受到了有效阻挡，否则广大农民将会面临一两代人还不完的房贷。这要归功于我们党对资本进入农村的清醒，也是广大农民坚持传统的“量入为出”的合理消费观念予以抵制的结果。
第四，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这是《决定》聚焦的重要问题，关乎党群关系，从而关系到党的长期执政问题。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当今中国，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群关系。如何有效地提高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
《决定》提出“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任务。我们首先应该全面客观评价自媒体的作用。自媒体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各阶层民众的心声。各级党政干部既要有倾听这种声音的自觉性，又要花大力气克服自媒体中出现的某些混乱、低水平和走极端的现象，并在这种艰苦的工作中提高主流媒体的权威性。我们应该充分估计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可能性。这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文化自信”。重要的问题在于主流媒体自身文风的整顿和改进：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精神，少一些官话、套话、空话和废话。这是得民心的最关键的问题，应下大决心消除被毛泽东同志斥之为“不正派”的文风，去哗众取宠之念、倡求真务实之风。这些年来，常常看到有些文章和官员讲话使用不少听起来铿锵有力、实则空洞无物的话语。明眼人心知肚明，那不是对实际问题的概括提炼。“漂浮”是这类文章和讲话的特点，讲起成绩，恨不得把辞典中最华丽的词句都堆上；对于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则闪烁其词。这种文风常常为100多年来社会主义实践中过急、过火、过度的“老毛病”推波助澜，殊不知这种文风从根本上说是在帮倒忙。真正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人必须把整顿、清除这种文风作为克服党脱离民众危险的政治任务来抓。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能否顺利推进和取得成功，决定性因素在于党的建设，特别是《决定》再次强调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宣示的反腐决心之大、“打虎”“拍蝇”“猎狐”行动声势之大、落马贪官数量之多、侵吞国家财富数额之大，可谓震惊中外。人们在赞叹反腐斗争取得伟大成绩之余，必然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许许多多的贪官在党的十八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工作机制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其实，“不敢”“不能”“不想”的要害还是“不能”。只要“能”，就有人“想”、“敢”。世界各国防腐反腐的一个共同经验是：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实践证明，中国推行该制度确实阻力重重，但总得想方设法朝此方向前进。首先还得敢下决心。党中央提出用人要以德为先、以群众拥护为先。一些贪官的赃款赃物如此之多，很难想象他们败露之前没有百姓见到蛛丝马迹。我们真心实意地依靠民众了吗？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三个代表”和“三个不代表”，后者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郑重提出的，即我们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应该成为反腐倡廉的根本指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八个字精辟表达了为人和为政之道，同我们党的宗旨是一致的。反腐斗争的成败要看我们党是否能做到“三个不代表”，这关系到党的性质，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
原文：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
订阅